中國女性的擇偶標準是“賺錢”嗎？

女性要求男性賺錢？

前段時候在《俞敏洪圖未展時》里我寫了如許一段話“此次俞敏洪提到中國女性擇偶尺度是‘賺錢’，倒也有必然事理，換句話說，追求更夸姣的糊口，大要更好聽一些。這不僅僅發生在蘇梅如許留學美國的精英女性身上，也發生在各個階級的女性身上。至于這種追求帶來的轉變，無論黑白，都可以另起一篇文章臚陳了”。

此刻我有點悔怨了，因為我挖了一個年夜坑，這個話題仍然太年夜，一篇文章都寫不完，只能找幾個再小一點的方面慢慢闡述。

構想本文的時辰，我再次想起了那句“此刻他在公共場所根基不說人話”——具體到那段讓俞敏洪在微博上被口誅筆伐了幾天的話，還有不少問題，好比注重文化追乞降注重賺錢有矛盾嗎？現在文化財產的蓬勃成長，一樣少不了消費者不竭消費文化產物，其實囊中羞怯無法捧個錢場，也可以費點勁捧小我場，好比若是你真的喜好我們這個公家號，可以動脫手指轉發一下。

扯遠了，就說俞敏洪的意思是女性注重男性的賺錢能力，那么本文的會商重點似乎可以放在如許一個小一點的規模上：家庭糊口中，女性對男性的經濟前提事實是如何要求的？是否發生了轉變，以及什么鞭策了這種轉變？

事實上，這個規模依然不小，所以只能談談部門現象，以及對可能的原因進行表述。

比來的推送評論區火藥味實足，一方面多會商是件功德，另一方面觸碰爭議話題可以獲得較好傳布結果，同樣也會引來更激烈的評論，所謂食得咸魚抵得牽蘿補屋。盡管如斯，我仍是但愿評論可以或許溫柔些，諸如“我和我身邊的伴侶就不垂青對方的賺錢能力”如許的說法，取樣究竟結果有有限的，對于這個宿世界真正的狀況，不成能這么一筆帶過。我也只能盡可能地去迫近工作的全貌，永遠無法得出一個年夜一統的結論。

要求更多的女性

開國以來，中國男女平等的思惟深切人心，女性在工作和社會上的介入度是很高的。2017年中國女性勞動介入率的數值是70.3%（《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陳述》），高于不少發財國度。這一現象的直接后果是，勞動介入率的提高，提高了女性的經濟程度，塑造了更多的自力女性。

而開國后另一年夜轉變是焦點家庭逐漸當作為家庭本家兒流。焦點家庭即一對佳耦和未婚后代構成的家庭，它逐漸當作為中國度庭的本家兒流，是在開國后宗族式微，城市化歷程中怙恃與后代分炊逐漸遍及的年夜趨向下形當作的。宗族的式微讓男女都能解脫舊時代封建宗族的束厄局促，而進一步的大師庭釀成小家庭，則讓原本與怙恃糊口在一路的小夫妻可以或許自力出去糊口。

這些轉變都有利于女性在家庭總的地位上升，也付與了她們在家庭糊口中更多的權力。

說到這里我得彌補幾句。以前的女性并非沒有欲望，只是權力太少，無法自由地表達欲望，也難以實現欲望。跟著女性權力的上升，欲望表達也就越來越多，給人一種女性欲望越來越多的錯覺。并且權力越年夜的人，越有可能提出過度的欲望，好比古代權力登峰造極的帝王，就熱衷于長生不老這種不切現實的欲望。

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有更多權力、獲取了更多信息的女性天然比以往表達出了更多“更過度”的欲望。

那么女性的要求是什么樣的呢？

陳鋒（2011）在《憑借性支配：農村配偶女家庭地位變遷的一種詮釋框架——基于遼東地域幸福村的實地調查》中提到了遼東地域幸福村的現象：村平易近的目光都是朝著最敷裕的20%的男性進行對比，故而“女性會經常在與男性打罵爭執的時辰拿有錢人說事，掙錢能力不強的男性就被界說為‘窩囊廢’了”。

這已經和曩昔的環境不同很年夜了，按照陳鋒的描述，“在幸福村．已經很難從村平易近口中聽到還有怙恃包攬婚姻的環境，年青女性根基上順從愛情自由、擇偶自立的法則。并且擇偶尺度也與老一輩選擇抱負對象的尺度相差甚年夜。老一輩怙恃一般但愿后代的對象‘誠懇’，即誠篤、聽話、值得信賴等，而此刻女性的擇偶尺度中最為垂青的是經濟前提與感情交往能力”。

可以或許實現如許的轉變，在農村社會跳出包攬婚姻的魔窟，申明中國的農村經濟文化程度簡直是上升的。而自由愛情的環境下，新的女性對男性不僅僅在經濟上、還在感情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么，在這個例子中，女性的要求比以前更多了，在婚戀市場和婚姻關系中是過度了嗎？

“碰著女性出軌也不敢離婚”

大師族解體和小家庭形當作，也釋放了男性的感情需求。然而在幸福村的例子里，男性對女性的需求增添，增添的仍是男性對于女性的憑借。

這種男性對女性婚姻關系的憑借可以在幸福村的離婚案例中找到佐證。幸福村90年月的離婚大都因為婚外情，而2000年后則多由女方提出，本家兒要原因是男方經濟前提差導致夫妻不和，而因為婚外情導致離婚的只有一例。

這不是說幸福村的婚外情就少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村莊中的婚外情越加的公開化和常態化。村里的配偶女本家兒任估量，幸福村的配偶女百分之三四十有過出軌的履歷，‘在比來的十五年中，女人丟棄漢子的環境時有發生，有近十起，這些起了示范效應，導致不少的男性碰著女性出軌也不敢離婚’”。

于是幸福村呈現了男性總體經濟實力高于女性（幸福村全職太太較遍及），卻含垢忍辱容忍女性婚外情的現象。而另一方面，幸福村的家庭暴力現象走標的目的消亡，80年月家庭暴力在那邊較為常見，而90年月今后．幸福村呈現過的漢子打妻子的案例不跨越5例。

這些現象與幸福村女性在婚戀市場上議價能力提高有關。90年月中期之前，幸福村婚戀只是局限在周邊幾十里的規模內。比及打工風潮來到了這里，“ 2000年今后，未婚女性多因外出打工而嫁到了縣城及縣城以外。而男性從外埠娶回媳配偶的占有少少數，且男性在外胡想破裂之后年夜大都都回到本村務工”。這就導致當地堆積的年夜量男性在村莊內部處于劣勢，議價能力比女人差了一年夜截。

幸福村并不是個例，在陳訊（2013）的《配偶女當家：對農村家庭分工與分權的再熟悉——基于五省一市的6個村莊調查》中，其調查的五省一市的6個村莊里的6個村平易近小組，配偶女當家的家庭占總戶數的百分比都跨越了60%，最高的跨越八當作。在這些村莊，配偶女當家現象呈現的主要推手依然是打工。

丈夫進城打工、老婆留守農村的家庭，老婆在家不僅要干農活，還要賜顧幫襯孩子及白叟，以及摒擋各類家務。丈夫在城市不克不及領會家中環境，也沒能力和精神顧問村里的家庭，老婆當家就是瓜熟蒂落的工作。

而夫妻同去城里打工的家庭，一方面老婆要承擔摒擋家務的使命，有時還要管住丈夫不吃喝抽燙，所以大都男性賺錢交給老婆支配。

老婆支配財務年夜權另一年夜主要原因是，男性害怕老婆進城長見識之后丟棄本身。不外話又說回來，女性進城后丟棄丈夫的環境也不罕有，“黔南江山鄉全鄉18000余人，因夫妻外出打工后，老婆嫌棄農村前提差棄婚外逃3年（3年及以上）不回家、不與家人聯系的配偶女達87人”。

與陳鋒在幸福村不雅察到的環境近似，陳訊在“鄂東海說神聊楊村調查時，村莊中留守配偶女的越軌現象已經慢慢變為常態，但離婚率卻很是低，丈夫對老婆的越軌行為從交謫慢慢地變為妥協和謙讓”，女性在婚戀市場上議價能力更強。

“上嫁”式婚姻

陳鋒和陳訊在中國農村不雅察到，女性在經濟前提遍及不如男性的環境下對男性有“憑借性支配”，原因是打工讓女性更輕易進城婚嫁，導致農村女性議價能力上升，讓人想起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這段話：“女人往往可以或許超越男權制社會中凡是的那種階層分層，因為無論女性的身世和教育水平若何，她永遠的階層聯系關系比男性要少。經濟上的憑借性，使它與任何一個階層的聯系都是附帶的，間接的和姑且的。”

某種水平上，盡管中國女性的勞動介入率很高，但仍是有一年夜部門女性是選擇留在家庭，經濟上有必然的憑借性，這也與傳統的家庭分工以及職場的性別歧視有關。而另一方面，米利特提到的這種女性特點可以給女性一條超越階層的捷徑，表示在農村則是進城后丟棄丈夫。

城市中的環境也有近似之處。

馬春華等（2011）在《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的趨向和最新發現》中提到，廣州、杭州、鄭州、蘭州和哈爾濱5個城市市轄區收集的城市居平易近的家庭數據顯示，生育孩子能顯著降低女性就業的幾率，申明生育后城市女性在經濟前提上優于配頭的可能性是降低的。

考慮到《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陳述》中指出中國男女收入比是1:0.62，中國城市的男性總體經濟前提要好于中國女性，在構成家庭后因為生育又會降低部門女性的就業幾率，在經濟上女性顯然是不占優勢的。

可是表現在婚戀市場上，“成婚前男女兩邊家庭經濟地位近似的比例呈現較著下降：從1979 年前成婚的76. 0% 下降到2000 年后成婚的60. 7%；男方家庭更為敷裕的比例較著上升：從1979 年成婚的13. 6%上升到2000 年后成婚的25. 0%”。

一年夜原因是從1979年到2000年今后，中國跟著經濟的成長，收入差距逐漸閃現，家庭經濟地位近似的婚配反倒因收入分化削減了。而家庭經濟地位分化導致的成果是男方家庭更為敷裕的比例較著上升，這申明傳統的“上嫁”式婚姻——家庭經濟前提更好的男方迎娶家庭前提比自身差的女方——的回歸。

即使如斯，男方家庭仍是要賜與娘家更多經濟層面的抵償。

《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的趨向和最新發現》中，男性被訪者提到1979年以前成婚，怙恃賜與的經濟幫助是岳怙恃的1.63倍，而到了2000年今后成婚，這一比例擴年夜到了2.14倍；女性被訪者提到1979年以前成婚，公婆賜與的經濟幫助是岳怙恃的1.16倍，而到了2000年今后成婚，這一比例擴年夜到了1.69倍。

在男女兩邊的口徑下，男方怙恃為小夫妻成婚供給的資本撐持這些年漲得都比女方怙恃多（有趣的是，兩邊的倍數關系并不不異，可能都在不自發偏袒己方，強調己方怙恃的支出吧）。

“稀缺”與議價能力

女性在城市到農村的婚戀市場議價能力都比男性強，一方面確實因為傳統的女性“上嫁”不雅念，找對象傾標的目的于找比自身前提好的那一類人；然而另一方面則是女性生齒的相對稀缺，這種稀缺在農村則因為女性進城而放年夜得更夸張一些。

適婚春秋女性比男性到底少幾多，這個精確的數字是很可貴到的。按照“第六次生齒普查數據”，截至2010年，20~49歲男性已多出近1035萬人。而那之后的生育比例也沒有改善的趨向。國度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2010年出生的總生齒年夜約1.46億，此中男性7952萬，女性6688萬，男性比女性多出1264萬。

女性的稀缺是在婚戀市場上占優勢的原因，而女性也在家庭糊口中充實操縱了這一優勢，對婚戀對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就是問題的全貌嗎？若是深挖下去，你會發現更多有意思的細節。

好比2000年的“第五次生齒普查”資料顯示，全國0歲女嬰滅亡率為32.10‰，男嬰滅亡率為22.56‰，女嬰滅亡率比男嬰滅亡率超出跨越9.54個千分點；2010年的“第六次生齒普查數據”資料表白，盡管這一狀況已有所改不雅，然而全國0歲女嬰滅亡率仍然高于男嬰。至于在生下來之前有幾多女嬰在不法性別判定后終止懷胎，就更難統計了。

別的，中國簡直很年夜，有抓住打工機遇矯捷運用婚戀市場議價能力、從而實現配偶女當家占絕年夜大都的村莊；也有殷浩棟等（2018）在《“母憑子貴”：后代性別對貧苦地域農村配偶女家庭決議計劃權的影響》中提到的配偶女當家水平不高的50個貧苦村，在這些村莊中，生育男孩對貧苦地域農村配偶女家庭決議計劃權的晉升有正標的目的影響，第一胎生育男孩或最終育有男孩均會晉升配偶女在家庭本家兒要事務中的決議計劃權。

所以適婚春秋男性比女性多那么多，真是一點也不奇異。

一場難度極年夜的討價還價

寫到這里，你會發現，恰是女性在出生前后生命權遭到了損害，導致適婚春秋女性的稀缺，從而鞭策了女性在婚戀市場的優勢以及家庭權力的晉升，最終敢于對男性提出更多要求，無論是感情上仍是經濟上。

這是一個半斤八兩吊詭的場合排場，一方面我國的男女平等狀況仍然很堪憂，另一方面女性在婚戀市場也享受到了畸形的高溢價，男性則陷入了“擇偶擁擠”。

這些是從統計數字和研究案例里的出的較為宏不雅的結論，具體到每個深陷此中的個別（包羅沒有性糊口的我），則有著各自的辛酸。說到這里又要貼出阿誰呈現在《年青人你別哭，你可知但愿不會來》里的知乎問題了，此刻已經有跨越13000個回覆了。

作為一個比來被當當作是女性、臺灣人和生物專業學生的男性，最后站在男性立場上，我也來說兩句話吧，這關乎同理心。

以前的不少文學作品里，女性形象都很扁平化，并且標的目的著單調的兩個偏向扁平。一個偏向是純正的象征，特點是母性、禁欲、圣潔，最好是那種丈夫早死、多年守寡沒有性糊口、上能賜顧幫襯公婆下能拉扯年夜兒女的貞節牌樓博得者。另一個偏向是淫蕩的象征，特點是妖艷、放肆放任、奸壞，典型是欲望極強，榨干了丈夫的精神，導致丈夫身故家破（國破）的狐貍精。

其實不止封建時代的中國如許，好萊塢早期的片子里，女性也根基上就是近似的兩個典型——無邪無邪的少女和放肆放任性感的妖娃。漢子想的無非是家里有個純正的，幫本身完當作家庭義務，外面玩弄性感的，知足本身的感情和性需求，中外都是如斯。

現在女性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權力，也就表達出更多的欲望來了，這本沒什么值得年夜驚小怪的。以前的女性不是沒有欲望，只是她們的表達被壓制了，一旦讓她們說誠懇話，也會說出“東食西宿”如許的話。誰不肯意在長得欠好看卻有錢的人那邊吃飯，去陪長得都雅但窮的人睡覺呢？

所以女性遠不是扁平化的兩面，性格里有好有壞，看到她們和漢子一樣的欲望，不少漢子就不淡心猿意馬了。

可這莫非不是人道原本的樣子嗎？本不必腦補純正神圣的女性形象的，更不必在她們表達欲望后又氣急廢弛地感覺她們是婊子。曩昔有些常識分子讀了幾本馬列，就感覺工人階層最神圣，跑去策動工人的時辰發現工人鹵莽、沒教化、惡習多，就掉望得很拋卻了革命抱負，大要也是如許幼稚吧。

人人都能正視本身的欲望，是這個社會前進的表示。只不外，有些看似“過度”的欲望表達，可能是在持久的婚戀市場買賣中形當作的，若是你嫌貴，就想法子壓價吧——對于男性悲哀的是，這場討價還價注心猿意馬是hard模式了。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