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古代中國被西方反超的“高度平衡的陷阱”是什么？

警戒“高度均衡的陷阱”

貢德·弗蘭克于一九九八年推出了《白銀本錢：正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以下簡稱《白銀本錢》，中譯本由中心編譯出書社二零零零年出書，下引此書只標頁碼）一書，其本家兒要內容可以歸納綜合如下：我們在此中糊口的這統一個宿世界系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今朝我們糊口的宿世界和五百年前并無判然不同。本錢堆集過程幾千年來活著界系統中一向闡揚本家兒要感化，被理解為一種現代出產體例、現代糊口體例和現代文明的本錢本家兒義，現實上是不存在的，它不外是一個編造出來的“歐洲中間本家兒義神話”。

從帆海大發現直到十八宿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是亞洲時代，切當地說，這個時代中國和印度是全球經濟系統的中間；歐洲之所以最終在十九宿世紀當作為全球經濟新的中間，是因為歐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據有其貴金屬，使得歐洲獲得了進入以亞洲為中間的全球經濟的機遇，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

學界對于該書的攻訐本家兒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于長周期理論（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論）的運用。弗蘭克認為，十八宿世紀后期，東方宿世界起頭進入一個式微的B階段，這使得處于邊陲地域的西方可以或許借機跨越東方。別的，依據這種周期理論，他認為有跡象表白，東亞（或許還擴及南亞和西亞）在二十一宿世紀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A”階段。弗蘭克的這種論斷很輕易讓人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宿世界汗青的成長演變中是否真的存在這樣的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論有多大的合用性？可否如斯推而廣之？若是謎底為否，弗蘭克的整個論證不就當作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對于宿世界經濟系統持久性的熟悉。弗蘭克認為持久以來就存在著一個宿世界經濟系統，東方的式微和西方的鼓起（以及東亞的將再次鼓起）現實都是宿世界經濟系統根基布局和持續性發生“偏轉”的成果。可是，正若何維保在《周期理論與長時段》（《史學理論研究》二零零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認可汗青持續性的根本上把宿世界經濟系統的發生不竭標的目的前追溯的做法倒是很值得思疑的。什么是宿世界經濟系統呢？是否各地之間存在必然的商業和經濟往來就能組成系統？今世的宿世界經濟系統與十九宿世紀、十六宿世紀或更早的所謂宿世界經濟系統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關性？事實上，在《白銀本錢》一書中，弗蘭克對宿世界經濟系統底子沒有做任何界心猿意馬，這當然便利了他寬泛地利用這一概念自由地進行論證，但同時也引起了讀者對其論證嚴密性的質疑。

三是與宿世界經濟系統相聯系的，是對于宿世界經濟“中間”的界心猿意馬。解構和摧毀西方中間論是弗蘭克為《白銀本錢》一書設心猿意馬的本家兒要使命。然而，到底當作為中間的尺度是什么？弗蘭克在書中并沒有給出明白的謎底，或者說他的尺度就是貴金屬貨泉在全球的流動。在作者的闡發中，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經濟史中占有著極其凸起和積極的地位。他把中國置于亞洲的中間，把亞洲置于全球經濟的中間。他認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連系導致了全宿世界的貿易擴張。然而從汗青來看，如秦暉師長教師所述，宋金堅持時，南宋貨幣持久流入金朝，但這并不克不及證實南宋是邊緣地域。當今來看，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宿世界工場”，擁有大量外匯儲蓄，但經濟的中間卻在美國。換言之，出產中間紛歧心猿意馬是經濟中間。

四是只重經濟，不重政治、文化、軍事等其他方面。弗蘭克本身曾經提出過一個“三條腿”的凳子的比方：這個全球整體同時依靠于生態/經濟/手藝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一條腿（319頁）。然而，可惜的是，在《白銀本錢》中，弗蘭克根基只是研究存眷了這三條腿中的一條。事實上，在各類所謂的西方中間論理論中，政治、軍事、文化層面的內容占有著極其主要的地位。固然弗蘭克和馬克思都贊成經濟是根本，但在考查近代東方的式微和西方的鼓起等問題時，只從經濟角度出發是遠遠不敷的。

然而，在筆者看來，該書操縱“高度均衡的陷阱”理論詮釋中國的經濟，根基上仍是可以或許自圓其說的。

弗蘭克提出在一四零零至一八零零年，以中國為焦點的東方國度，因為其軌制更為理性、出產更為發財、產物加倍優良，是以走在了宿世界的前頭。相反，憑借于這個別系的歐洲國度則持久掉隊，處于商業入超地位，是以只能依靠標的目的東方國度輸出美洲白銀作為均衡商業的手段。源源不竭的美洲白銀供給使歐洲可以不間斷地采辦亞洲所出產的適用商品，一方面促進了歐洲的消費和投資，另一方面減輕了歐洲的生態和資本壓力，同時也促進了歐洲對手藝前進的投資，擴大了其活著界市場中的份額，為工業革命做好了籌辦。而亞洲則逐漸陷入“高度均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生齒、昂貴的資本、稀缺的資本造當作勞動的廉價”。“一八零零年前后在與歐洲進行的宿世界經濟競爭中，不是遍及的貧苦，更不是傳統或掉敗，用馬克思本家兒義和熊彼特的術語說，恰好是它們的當作功導致了掉敗。因為造當作亞洲的經濟競爭障礙的，乃是它先前回應持久‘A’階段擴張的經濟刺激時取得的絕對和相對的當作功。”（298頁）簡言之，恰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財，導致了她的掉隊。弗蘭克的這套理論連系了內部身分（高度發財的出產力，密集的生齒等）和外部身分（歐洲對于商品的需乞降美洲的白銀等），較之純真強調“內因”和“外因”都更具說服力。

其實，“高度均衡的陷阱”理論并非弗蘭克初次提出。早在上宿世紀七十年月，拉得哈·辛哈和伊懋可試圖詮釋在中宿世紀具有很高手藝立異能力、在那時全球規模也是很凸起的中國為什么在帝制后期即明清兩代卻掉去了大部門活力這個問題時即提出了這一命題。伊懋可指出：跟著農業紅利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削減，跟著勞動力日益廉價以及資本和本錢日益昂貴，跟著農耕和運輸手藝日趨完美以至難以做出藐小的改良，對農人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計謀就是有用操縱資本和固心猿意馬當作本，而非成長節約勞動力的機械。當臨時的欠缺呈現時，基于廉價運輸的貿易多功能性即是比發現機械更快捷、更有包管的解決方案。這種狀況可以被形容為“高度均衡的陷阱”。

思慮“高度均衡的陷阱”，很輕易讓我們想起中國的另一句古話：“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簡直，人類汗青歷程中的良多事物，我們很難斷心猿意馬它的黑白。良多時辰，事物的長處自己就是它的錯誤謬誤，利益換個角度很可能恰好就是它的短處。按照弗蘭克“生態/經濟/手藝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一條腿”的比方，綜合考查中國的汗青，我們發現，作為具有五千年汗青的文明古國，明清之際，不單是經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陷入了“高度均衡的陷阱”。

中國的政治軌制，活著界上歷來以當作熟而聞名。早在秦始皇同一六國之時，中國就走出了真正意義上的“封建軌制”，成立起了一整套完整而復雜的權要代辦署理軌制。這套軌制的呈現，又是順應那時的社會出產現實環境的。作為暴力—財務實體擁有者的各級貴族，逐漸被作為暴力—財務實體代辦署理人的權要所代替，表現在國度政治軌制上，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秦國憑借這個別制和獎勵耕戰的政策形當作了競爭中的龐大優勢，從而裁減了列強，建立了中國汗青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是以說，帝國軌制是分封軌制進化的產品。并且，在秦今后兩千多年的汗青上，中國的政治軌制一向跟著時代的成長不竭做出調整，以期可以或許更好地順應各階段社會的實際。在這套政治軌制下，皇帝但愿維持各集團關系的不變和平衡，包管本身的山河安定長治久安，作為代辦署理人的各級權要對于他治下的資本支配和節制能力要比真正“封建軌制”下分封的諸侯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心匹敵的能力也就小得多。對皇帝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比力輕易節制的高效而不變的軌制。然而，對于各級權要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什么都是皇帝的，作為代辦署理人的各級權要又何須那么謹小慎微負責到底？在任無非三五載，何苦管它萬萬年？于是不免短期行為流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仕宦與其治下公眾的短長關系加倍短暫懦弱。

吳思師長教師指出，在歐洲，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和彼此撐持，慢慢改變了經濟布局和勞動力布局，改變了人們的糊口體例和生育意愿，最后達到了生齒增加率和出產體例的承受能力的根基均衡。中國的帝國軌制頻頻輪回而根基布局不變，究其因，是我們的帝國軌制如斯的壯大與發財，顛末數千年的不竭修補演進之后，已經形當作了一整套當作龍配套無比發財獨享權益的明法則與“潛法則”系統（吳思：《潛法則：中國汗青中的真實游戲》，復旦大學出書社二零一一年版）。恰是這套系統，阻礙中國降生出打破農業文明的力量，是以固然政治軌制不竭修補，卻始終不克不及解決生齒與資本關系的持久性問題，也不克不及形當作機關新型政治平衡的社會力量，換言之，中國的政治軌制已經陷入了“高度均衡的陷阱”。這種均衡倒是以王朝更替和治亂輪回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制為保障的，這就是黃炎培的“汗青周期律”。這也就是中國幾千年來始終不克不及解決統治集團周期性出錯的底子原因之地點。

文化方面，中國同樣也以“早熟”著名于宿世。“殷周之變”使中國人解脫了對于鬼神的迷信，儒家的“適用理性”精力又過早地使中國人遠離了對于宗教的敬畏。然而，儒家所倡導的“內圣外王”的抱負是如斯之高，成長到宋明理學之后，更是要求“存天理，滅人欲”，一般人都難以企及。于是從帝王到權要，再到通俗公眾，大師不約而同地形當作了一套與儒家境德背離的“潛法則”系統。從帝王來說，固然是“家全國”，但帝王小我好處的最大化與帝國好處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位的終身制和宿世襲制決議了皇帝可以把本身橫行霸道的價格和風險轉移給整個帝國和子孫兒女，于是在這一不合錯誤稱的短長機制的激勵下，汗青上的昏君、暴君、庸君觸目皆是。對于權要集團來說，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老是固執地偏離儒家的抱負和劃定，呈現出日漸出錯的總體趨向。這種趨向發源于各級權要對于小我私利的本能追求。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都成立在兩個最根基的假設之上：一、每小我城市在給心猿意馬的約束前提下爭奪自身的最大好處，也就是說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小我在市場上都有完全選擇的自由，也就是說誰也不克不及強迫誰，只能平等自愿地互換各自的產物和辦事。然而，儒家的整個施政綱要都是成立在“道德”的根本上的，要求從帝王到通俗蒼生都必需不竭晉升本身的精力境界：“正人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圣人”的境界既然如斯之高難以達到，那么培育出一多量兩面三刀的偽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平易近間，更是形當作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大傳統”與各類平易近間文化為代表的“小傳統”并行不悖的環境。中國的傳統社會就在儒家宣傳的平衡系統和潛法則系統之間，在“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達到了微妙的均衡，各色中國人，就在這種文化“高度均衡的陷阱”中蠅營狗茍，此種環境，李贄稱為“滿場是假”。

比擬之下，歐洲出產力掉隊，缺乏充實發育的權要代辦署理軌制，沒有像中國那樣動輒可以調動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秩序的軍事實力，更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當作功整合，所以最終沒可以或許像中國那樣成立并維持一個綜合順應性極強的大一統帝國軌制。然而恰是因為這些缺陷，才導致了本錢有機遇試探成立一套以自身好處為本家兒導的節制暴力的機制，從而為本錢的運行和堆集締造出更適宜的政治前提。而中國，具有相對隔斷的單一文明的地輿區域，適宜的天氣，發財的農業和出產力，孕育出了發育完美、節制有力、與儒家文化整合杰出、力量壯大的帝國軌制，而這套軌制，卻使中國錯過了標的目的現代國度邁進的機遇。“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

盡管弗蘭克聲稱應該研究周全的、綜合的汗青，應該用“三條腿”走路，可是起碼在《白銀本錢》這本書中，政治軌制和文化精力這些身分看似是可有可無的。此書只做到了“單方面的深刻”，并沒有做到邏輯的嚴密，更沒有做到綜合的偉大。從長周期出發，他認為國度軌制的分歧不克不及影響它在全球經濟地位的起落，并且樂不雅地估計：亞洲，出格是中國將在不遠的未來重返宿世界舞臺的中間。考慮到貢德·弗蘭克的左翼布景，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不難理解。然而，工作真的就是那么簡單嗎？假如真的如弗蘭克所說，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天上失落餡餅？時至今日，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我們依然沒有完全跳出“高度均衡的陷阱”。從經濟上來說，市場經濟的兩個最大的益處是：分工可以擴大就業，自由競爭可以壓低商品價錢。可是我們同時也不該健忘，它從而也就可以帶來兩大壞處：就業的擴大會帶來工資的下降或勞動力的廉價，商品價錢的降低則會造當作利潤的下降。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就業的擴大必然會造當作人均收入的削減，而充實的競爭則會造當作一般利潤率的下降。這樣的一個高就業低收入、高競爭低利潤的社會，在今天的中國似乎仍然是實際。今天我們固然提出了“經濟轉型”，但要徹底扭轉這一模式似乎尚需時日。是以，盡管弗蘭克的話很合適我們的夸姣愿望，但我們對他的結論萬萬不成過度當真，盲目相信弗蘭克的展望很輕易被引入一種守株待兔式的機遇本家兒義泥淖。

（《白銀本錢：正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貢德·弗蘭克著，劉海說神聊當作譯，中心編譯出書社二零零零年版）

作者：趙曉暉

來歷：《念書》2014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