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是李約瑟問題，還是任鴻雋問題？

“李約瑟問題”仍是“任鴻雋問題”

“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是一個聞名的問題，學界將之稱為“李約瑟問題”或“李約瑟難題”。

稱為“李約瑟問題”，則李約瑟享有該問題的常識產權。但李約瑟真是第一個明白提出“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個問題的嗎？非也。鴉片戰爭今后，在李約瑟之前，梁啟超、任鴻雋、馮友蘭，甚至李鴻章都思慮過這個問題。

一九二零年，在美國的馮友蘭寫了一篇專門會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的論文，此文原為英文，題目為“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此中文名為《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汗青及厥后果的一種詮釋》，中文版收錄于《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平易近出書社二零零一年版）。此文從中國哲學的特質來詮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與馮友蘭分歧，其他一些新儒家卻竭力證實中國傳統文化也有科學的基因，以此來證實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價值。典型者，是牟宗三提出的“內圣開出新外王”的聞名命題，試圖證實從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中可以或許成長呈現代的科學與平易近本家兒。馮友蘭的會商，顯然在李約瑟之前，且是專題會商。

可是，馮友蘭的會商亦非最早的專題會商。一九一五年，任鴻雋（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曾任四川大黌舍長）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中說：“歐洲之有科學，三數百年間事耳，即謂吾國古無科學，又何病焉。顧吾嘗讀史而有疑矣。歐洲當羅馬帝國淪于蠻族，其學界之暗中，殆非吾秦漢以來所可淪擬……是故吾國之無科學，第一非天之降才爾殊，第二非社會限制獨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學之方式罷了。”（任鴻雋：《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書社、上海科學手藝出書社二零零二年版，19—23頁）任鴻雋專門會商這個問題，比李約瑟早了約三十年。

其實，任鴻雋也不是最早會商該問題的。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道，“凡欲一種學術之發財，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巧之研究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書社一九九八年版，28頁），他間接涉及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一問題。更早者，則有李鴻章的思慮。李鴻章在給光緒的奏疏中說：“竊謂西洋制造之精，實源本于測算，格致之學，奇才迭出，日新月異。”（《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二十八》）李鴻章在思慮為什么西方手藝發財（并得出結論）時，就已經思慮了“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這個問題，而他的回覆并非著眼于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等文化，而直截了本地看到了西方科學的一個關頭要素：數學的發財（測算屬于數學）。

到此，我們可以確定，李鴻章已經思慮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一問題，而任鴻雋則專題地提出并回覆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這一問題。

幾百年來，西方處于強勢。西方的強勢甚至改變了中國及其他弱勢國度和平易近族對自我的認知，而這種改變屬于話語權或文化霸權的一種表示。對于自身甚至宿世界的汗青，中國人本有本身的觀點。可是，面臨西方的強勢和中國的屢戰屢敗，中國幾乎損失了對自身進行熟悉的決定信念，損失了身份認同感。抗戰期間，因為疆場接連掉利，士氣不振，蔣介石獲悉了李約瑟的研究，為了提振國平易近的決定信念，特邀李約瑟和魯桂珍（李約瑟的持久助手、合作者、漢語教師和第二任老婆）到重慶商談，托李約瑟協助中國的抗日事業和全宿世界的反法西斯事業。第二年（即一九四三年），李約瑟就提出了“四大發現”這一概念，指出中國文明曾經為宿世界文明做出過龐大進獻。此前，歐洲人已熟悉到中國人具有發現天才，曾有三大發現—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如麥都恩、馬克思都談到了這三大發現），而李約瑟增添了造紙術，形當作四大發現。四大發現在那時，簡直在必然水平上提振了國人的決定信念。而四大發現之提出，亦可謂學術從命政治之一典范。對于中國來說，學術從命政治，算是常態，中國的學術從來就沒有自力過。可是，以別人的不雅念來詮釋本身的汗青，倒是從未有過的。

李約瑟將三大發現擴充到四大發現，并不算離譜，因為造紙術簡直很主要，增列入四大發現之一，當之無愧，不算是偽造。對中國的手藝當作就，愛因斯坦也是必定的，他固然認為中國古代缺乏形式邏輯系統和系統嘗試，以至于無法發生近代科學，但認可了中國古代的手藝當作就。他說：“西方科學的成長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根本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現形式邏輯系統（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經由過程系統的嘗試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回復期間）。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詫異的。令人詫異的卻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版，574頁）可是，若是不是西方人，中國人底子不知道本身居然有三大發現或四大發現。而李約瑟指出中國有四大發現，讓國人歡呼鼓舞。同時，李約瑟指出：中國古代雖有發財的手藝，但沒有形當作系統的理論科學（現代科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的重大缺陷。在他追問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現代科學之后，該問題就敏捷引起學界的存眷，會商敏捷升溫，呈現了很多“研究當作果”。可以比力的是，任鴻雋、馮友蘭都專題提出并回覆了該問題，但學界響應百里挑一。這種現象，自己就是話語霸權的表示。

作者：鄧曦澤

來歷：《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