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慶大廈為什么預示了低端全球化？

低端全球化：噴鼻港重慶大廈的隱喻

全球化早已是經濟、政治、文化、學術范疇耳熟能詳的話語，關于全球化的各類辨析似乎已有時過境遷之嫌。然而，噴鼻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麥固敦傳授（Gordon Mathews）于二○一一年末推出的新作《宿世界中間的隔都：噴鼻港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則以噴鼻港重慶大廈這樣一座位于噴鼻港黃金地段的“另類”大樓為基點，從一個自下而上的特別視角，為我們展示出一幅“低端全球化”的全景畫卷，進而指出：“噴鼻港重慶大廈的今天，在半斤八兩水平上預示著宿世界的明天。”發人深省，耐人尋味。

一座位于噴鼻港但不屬于噴鼻港的大廈

重慶大廈位于寸土寸金的噴鼻港尖沙咀彌敦道南端，落當作于一九六一年，由五棟十七層的聯體大樓構成。固然很多中國大陸公眾對重慶大廈可能不甚了了，但它早在上宿世紀七八十年月就已名聲遠播。我曾經對一位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傳授說起關于噴鼻港重慶大廈的研究，她十分興奮地說起本身八十年月在中國大陸留學時，每逢往返挪威與中國路過噴鼻港時，都住在重慶大廈。“因為那邊出格廉價，并且便利。”她說，“那時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都知道噴鼻港的重慶大廈，良多人都在那兒住過。”迄今歐美出書的旅游指南，不少還將重慶大廈列入噴鼻港廉價食宿的首選之列。

現在，這座已有半個宿世紀樓齡的大廈正在“老”去，其破舊混亂的外不雅與彌敦道周邊豪華的街景形當作光鮮對照。樓內底下兩層朋分當作三百八十個巨細不等的攤位，以出售來自近鄰廣東“珠三角”的廉價“中國制造”為本家兒，同時亦出售來自南亞、非洲的特色食物或手工藝品。三層以上則創辦了大約九十家廉價酒店，同時還有二三十家巨細食肆漫衍各層。天天進出這座大廈的各方人士數以萬計，而在此投宿的搭客亦時常有三四千。

重慶大廈人員的族群組成各色各樣。大廈內公寓房或鋪位分屬九百二十余巨細業本家兒，他們多為噴鼻港人；但大巨細小的經營者和上上下下的打工者，則本家兒要來自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以及尼日利亞、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等非洲國度；而大廈掛號資料則顯示：曾在此投宿的客人已累計來自多達一百二十九個國度。

我曾數次隨該書作者到重慶大廈實地考查，對那邊一家緊挨一家令人目炫狼籍的各色店肆，對過道上摩肩接踵的分歧膚色人群，印象極其深刻。有一次，作者帶我們去樓內一家據說最地道的印度餐館就餐，我們先是擠入一部老舊電梯，出電梯后又七拐八彎，搞不清走過幾多風味各別的食肆，只感覺走一段是一種味道，有時令人垂涎，有時令人作嘔，既走過頂板不竭滴水的過道，也爬過似乎一用力就會垮塌的樓梯，十分困難才走入那家印度餐館，固然印度咖喱噴鼻撲鼻而來，但記得坐心猿意馬之后我的第一設法是：萬一掉火可往哪里逃生？！

因為情況無序，人員稠濁，這座大廈被貼上了“神秘”的標簽。噴鼻港媒體的各類報道，更是不竭強化這座大廈的可駭色彩：從毒品私運、欺詐偷盜，殺手四伏，情色橫流，到黑社會火拼，似乎時時刻刻都在重慶大廈的某個角削發生。一九九四年，噴鼻港聞名片子導演王家衛恰是看中了重慶大廈的紊亂、復雜、神秘與多元，將此作為其以販毒、兇殺、戀愛彼此糾結為本家兒題之影片的拍攝地，而該影片的名字就叫《重慶叢林》。是以，很多噴鼻港當地人底子不屑或壓根兒不敢踏入這座“暗中的大廈”。

然而，對于糊口在重慶大廈里面的浩繁南亞、非洲人而言，這里倒是另一番六合：不管你是何方人士，只要愿意，都可打工掙錢。真到了饑餓無助的境界，還可以在大廈內找到宗教慈善組織，享受他們供給的免費飯食。總之，外來者盡可依靠大廈內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知足最根基的保存需求，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都無須走出重慶大廈一步。并且，他們大多也懶得理睬大廈之外噴鼻港發生的大情小事。作者在書中說起這樣一個細節：國慶之夜噴鼻港維多利亞港大放煙花，當作千上萬噴鼻港人簇擁前往不雅看。當煙花禮炮聲隆隆響起時，重慶大廈內那些在本國履歷過戰亂的非洲人卻覺得是發生了爆炸或爆發了戰爭，當即掉臂一切爭相外逃……

正因為如斯，作者在書中深刻指出：重慶大廈只是“位于”噴鼻港，但并不“屬于”噴鼻港（in Hong Kong； but not of Hong Kong），這是由外來他者在噴鼻港黃金地段筑就的一個另類孤島，是富貴噴鼻港中一個底層宿世界的隔都。

一個非正規經濟支撐的低端市場

為什么有那么多南亞、非洲人堆積到重慶大廈？為什么作為宿世界貿易大都會的噴鼻港會持久容忍這樣一個另類隔都？或曰，重慶大廈這樣一個“低端賣場+廉價酒店+風味食肆”的“怪物”何故能在寸土寸金的噴鼻港中間地段持久保存？

其一，重慶大廈因諸多不合噴鼻港本家兒流的非正規生態而名聲欠安，大大貶低了它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降低了它的根本營運當作本，從而當作就了一個大型的低端市場。重慶大廈落當作之初是一座室第樓，設計為七百七十個單元出售。因為其地輿位置居于噴鼻港中間地帶，跟著噴鼻港旅游業鼓起，有業本家兒垂垂將住房改為近似西方青年旅店的簡略單純客棧，以低廉的價錢吸引來自歐美的年青背包客。有意思的是，上宿世紀六七十年月是西方嬉皮士活動的年月，到亞洲來觀光的歐美年青人住進重慶大廈的廉價酒店，體驗簡單而隨意的糊口，感觸感染并歌頌貧窮；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中今夜不眠，也不否決嘗一嘗大麻的味道。由此，鬧哄哄的重慶大廈過客就與孜孜追求敷裕的噴鼻港人拉開了距離，大廈名聲敏捷“廢弛”。很多“受不了”的業本家兒紛紛搬出大廈，將住房轉租或轉售給經營者。由此，原先的室第樓敏捷標的目的貿易樓轉型。然而，因為室第樓設計無法知足貿易樓需求，經營者們于是各顯神通，套房改當作一個個帶有小衛生間的“客房”，參差不齊的電線、管道縱橫交織，橫穿樓道，住房改為食肆后因為沒有煙囪而使樓道內終日滿盈著各類氣息。固然大廈內的小酒店大多冠以奢華的招牌，從“美利堅酒店”、“夏威夷酒店”、“巴黎酒店”到什么“迪斯尼豪華賓館”，但非正規的紊亂無序使其根本當作本極其低廉，時至今日，一個帶有空調、公用淋浴間的床位仍然只要五十港元一夜，而尺度套房也不外一二百港元，幾乎是僅有咫尺之遙的噴鼻港半島酒店房費的三十分之一。

其二，重慶大廈非正規的物流渠道，大大降低了商業當作本。以近年來重慶大廈暢通量最大的手機買賣為例。按照作者的調查統計，近年來每年至少有一萬萬部手機從重慶大廈賣出，絕大部門銷往非洲（如肯尼亞約70%的手機都源自重慶大廈）。那些非洲買家揣著現金從非洲飛抵噴鼻港，在重慶大廈的巨細攤位上遴選著從最新條目的十四天機（即曾經被人在十四天試用期內退回的手機），到可以或許以假亂真的二手機、仿制機、改裝機，在你爭我斗的彼此砍殺中，手機價錢可以廉價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水平。固然大型遠洋集裝箱貨輪是二十一宿世紀全球化的象征，但在重慶大廈的手機商業中則掉去意義。因為，喬布斯們的竭盡心思已經使現在手機越做越小越薄越輕，非洲買家們盡可在航空公司劃定的二三十公斤免費托運行李中塞進三四百部手機，再將一兩百部塞進手提行李包，如斯，四五百部手機的運費就全免了。而在進入非洲本國海關時，據說只要給相關人士奉上幾部最新條目手機，全數行李就可順遂免稅入關。

其三，重慶大廈大大都打工者從身份到招聘都長短正規的，因而大大降低了勞動力當作本。噴鼻港是一個以開放性著稱的城市，全宿世界約一百七十個國度和地域的公平易近都可以“旅客”身份免簽證進入噴鼻港。固然按劃定外國旅客不得在噴鼻港從事有薪工作，且大都國度免簽旅客在噴鼻港只能勾留七至十四天，可是，如斯劃定在重慶大廈內根基無人理睬。有人認為：重慶大廈內只有大約40%是商販或正當務工者，還有20%邊打工邊尋找來由申請難平易近呵護，余下40%則完全屬不法滯留。固然噴鼻港擁有半斤八兩優厚的福利軌制，但這些人無緣享受，而且因為非正規身份只能忍氣吞聲接管超低工資。重慶大廈內法律的底線，是不克不及有明火執仗的盜竊和暴力，其他則聽之任之。這些外來者在重慶大廈的地位可能很卑微，工作可能很乏味，可是，若是有朝一日可以或許懷揣大把美元、港幣返回家鄉，他們就是親人眼中的“英雄”，這就是他們的胡想，是支撐著他們日復一日默默辛勤的動力。重慶大廈是噴鼻港人眼中的窮戶窟，倒是第三宿世界移平易近的“但愿之塔”，是他們等候脫貧致富的幸運之地。

噴鼻港容忍這塊“飛地”，是因為這里的商貿固然逃稅，但天天仍有必然量的稅收源源流標的目的噴鼻港當局；這里天天都有抽剝、欺詐發生，但受害人根基都是“他者”。重慶大廈的噴鼻港業本家兒們可以從出租自有住房中直接管益，噴鼻港泛博公眾也能從環繞重慶大廈而獲得的旅游、商貿稅收間接管益。新自由本家兒義強調市場作為最終的價值仲裁者，非正規經濟在跨國范疇大行其道，這就是重慶大廈得以合理存在的理論解讀。

一個低端的多元文化大超市

二○○七年美國《時代》雜志曾經將重慶大廈評為“亞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處所”。在重慶大廈的巨細攤位上，展示著從食物到音樂到宗教等各類各樣分歧的文化元素。店東們各自操著印地、烏爾都、尼泊爾、旁遮普或泰米爾語和同親交流，放在攤位一隅的小電視機依店東之國籍終日播放著印度、巴基斯坦或尼泊爾的節目。

無論是大廈的辦理人員仍是負責該區域的差人，沒有一人能聽懂大廈內利用的各類說話，可是，不妨，分歧口音的洋涇浜英語就是這里的“方言”或曰“通俗話”。

一位記者曾形象地描述：“等電梯的長隊在重慶大廈熒光燈照明的甬道里蜿蜒。這里有印度小販和他們的菲律賓女伴侶、筋疲力盡的背包客、神志安靜的中年美國佳耦、別來惹我的俄羅斯人和穿戴繁復印花裙的非洲裔配偶女。”

就餐時分，噴鼻港人店東會揭開電飯鍋盛出噴鼻噴噴的米飯，非洲人可能煮一根從家鄉帶來的深綠色噴鼻蕉傍邊餐（這在噴鼻港是買不到的），而印度人攤位上則必然咖喱飄噴鼻。

在這里，巴基斯坦人可能受雇于印度老板，別離來自彼此敵對的盧旺達和剛果（金）的買家可能為統一商品而聯手去標的目的南亞商家砍價，而別離來自勢不兩立之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的難平易近則可能彼此籌議著如何才能獲得難平易近呵護。他們說：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仇敵，但我們此刻不在印度也不在巴基斯坦，我們是伴侶。他們認為：戰爭是政治家的事，我們在噴鼻港經商，我們同命運。

這里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有錫克教徒，即便同是基督徒，也可能因別離附屬于長老會、靈恩派或福音派而各有分歧，還有一些人則只是虔敬地祭奠家鄉的某一處所性神靈。然而，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活潑描畫的，他們配合信仰并日夜實踐著的，現實上都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辛勤工作，簡樸糊口，改變命運。

正因為如斯，在重慶大廈，文化差別只是糊口體例，而不是沖突的基因。固然人們的種族分歧，崇奉分歧，可是，在改變命運、晉升糊口品質的配合追求中，文化上的彼此寬容當作為重慶大廈的基調，重慶大廈也因而當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大超市，作者甚至認為：重慶大廈稱得上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平共處的典型之地。

一座毗連中國與宿世界的低端通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大廈最主要的功能，還在于它是毗連中國與宿世界的通道。正如書中所言：重慶大廈如統一座龐大的中心火車站，將中國產物分流到宿世界各地，尤其是流標的目的貧苦掉隊的非洲大陸，從而使處于宿世界系統最邊緣的非洲地域得以進入全球化邦畿，并從中獲益。

全球化時代高端市場的買賣可能是鼠標一點，巨額資金就在剎時實現跨國跨洲流動。可是，低端全球化卻只能在面臨面的買賣中進行，買家們必需帶著現金飛越泰半個地球去與賣方直接買賣。作者據此認為，恰是中國的廉價工業產物將遙遠非洲的買家吸引到了重慶大廈，使他們可以或許在噴鼻港這樣一個可與第一宿世界媲美的大情況里，以第三宿世界的價錢廉價消費，海量采購。

陪伴著作者的研究歷程，作者發現，跟著中國大陸日趨開放，情況標的目的好，一些非洲商人垂垂直接跨過羅湖橋，到珠三角廠家以更為低廉的出廠價批發所需貨色。于是，原先為了挑貨、等貨、買貨，非洲商販們在重慶大廈一住就是幾周甚至幾月，但此刻他們大多只住幾天，只把重慶大廈當當作頻仍交往于噴鼻港與珠三角的中轉地。越來越多非洲商販當作為廣州天秀大廈、三元里、登峰路的常客。作者于是聽到了依舊固守重慶大廈的非洲小商販的埋怨：“對經商的人來說，中國內地是大洋，噴鼻港只是個小水塘”；“大魚直接去了中國內地，我們這些小魚留在噴鼻港。”是以，可以說重慶大廈因中國大陸的成長而興，也可能因中國大陸的成長而亡。因為，跟著大量中國企業開通了與非洲商業的直接通道，跟著越來越多中國人直接走入非洲經商，噴鼻港的中介地位正鄙人降，重慶大廈的地位也在改變。并且，跟著重慶大廈自身日益破舊，而所處地段價值又不竭飆升，重慶大廈的重建規劃終有一日會被付諸實施。重慶大廈可能被拆毀，可能被革新，可是，作者認為：就廣義而言，以重慶大廈為表征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彼此交融的地區性節點，不僅將長存，還將拓展。

恰是在此意義上，我十分認同作者為全書所做的結論：重慶大廈所揭示的低端全球化不是宿世界的曩昔，而是宿世界的將來。近似重慶大廈這樣活著界級富貴中間區天然形當作的以低端、廉價、多元為特征的隔都，已經呈現在從巴黎到紐約到內羅畢的很多處所，而且還將陪伴著全球化的滔滔海潮而遍布全宿世界。
　　（Gordon Mathews，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李明歡

來歷：《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