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標準英語情結為什么會變成邯鄲學步？

國人的尺度英語情結

　當今中國最風行、最強勢的說話生怕不是漢語，而是英語，因為象征著教化、身份、職業等等。然而，英語這片“林子”也不小，有美國英語、英國英語、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甚至是日本英語和歐盟英語，不是每一種英語都受人追捧。若是你問國人，我們應該進修什么樣的英語，謎底十有八九是尺度英語。對于那些不“尺度”的英語，則冠之以“中國式英語”或Chinglish，將它們斬盡殺絕。尺度英語受到國人的如斯厚愛，很多人將它歸因于尺度英語所具備的“心靈美”，說它語音美好,形式簡單，表達豐碩。其實說話沒有好壞之分，任何一種說話在表達本土文化的時辰都是充實的、完美的，但為什么中國人對尺度英語卻情有獨鐘？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慮的問題。

一點都不克不及錯

尺度英語至少有三個版本，早些時辰等同于“皇室英語”(Queen’s English或King’s English)，后來指英國的“公認發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或美國的“通俗發音”(General Pronunciation)。這些英語變體顛末長時候的演化，發育充實，形態不變，又顛末說話學家的詳盡描寫，因而被看做是英語的底本。尺度英語的利用者在英美兩國只占總生齒的3%—5%，大多來自皇室、教會、貴族、當局高層和社會精英，可謂“人少勢眾”。說話喜好“傍大條目”，恰是因為利用者的布景，尺度英語才可以或許威風八面，才能把別人當做矯正對象，而且經由過程矯正別人緊緊占有價值判定的制高點。
　　以糾全國之錯為己任的尺度英語在中國是何其風光！它盤踞在由幾億英語進修大軍堆疊當作的金字塔頂，居高臨下地差遣著蕓蕓眾生標的目的上攀爬，卻少少給他們當作功的機遇。在尺度英語的陶冶下，國人養當作了一種“潔癖”。無論是聽的、說的，仍是寫的、讀的，都十分講究說話的“準確性”。一旦講或寫得不合語法，就感覺特沒體面。一旦聽或讀出別人的“錯誤”，便認心猿意馬對方的說話能力有限。成果中國人的英語被加工、砥礪當作玲瓏剔透的“藝術品”，精巧有余，天然不足。中國的英語工作者，無論本身的程度若何，都習慣于糾錯，這幾乎當作為一種前提反射般的自我庇護辦法。國人對英語既標的目的往又敬畏，一方面想經由過程英語獲得當作功，另一方面又涓滴不敢沖犯尺度英語的清規戒律。很多人爽性自緘其口，從而當作就了一代人的“啞巴英語”。
　　筆者加入過多次高考閱卷工作，充實領教過閱卷教師對英語尺度的苦守。英語作文考查的是學生的綜合說話能力，而在這些教員的眼里，它只代表學生的語法能力，一篇分值為二十五分的作文，只要呈現了近似“he go”之類的錯誤，得分絕對不克不及跨越二十分。其實，這也怪不得閱卷教員，《閱卷尺度》上明大白白地劃定，一檔和二檔的作文“語法幾乎無誤”，而像he go之類的句子，那是“教員很生氣,成果很嚴重”的。
　　對學生如斯，對那些已經“出道“的人又若何呢？水均益的英語“賊溜”了吧，可不時有“專家”指出其說話中有很多不規范的處所；李湘在本家兒持電視節目時，說了幾句英語,此中有一句是“Which one you want to choose.”成果遭到網友惡評。但值得注重的是，固然國內網友多持求全譴責立場，但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荷蘭的國外網友則全數持撐持立場，認為這樣的英語再正常不外了。擔水均益等人的刺也就而已，因為他們究竟結果代表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可我們連貴陽陌頭的乞丐也不放過。一位老兄突發奇想，決議用英語當街乞討，成果被別人逮個正著，說其英語存在著很多錯誤。電視上看到，某市工商局為了規范陌頭上的英語招牌，專門請了幾位外國留學生一路沿街放哨。當他們來到一個WC的標示牌前的時辰，洋人說在人家國度,茅廁不叫WC，而是叫toilet 或resting room，若是叫WC，外國人會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處所。于是,上來一人便摘了牌子。筆者感應納悶，WC就像PK一樣，是中國人對英語的進獻,中國人之間經常會說“去一趟WC”，這跟外國有什么關系？若是說他們不知道WC是干什么的，那么，這位留學生怎么知道？與之形當作光鮮對比的是，我們幾乎在任何一個城市，都能看見缺胳膊少腿的漢語招牌，它們似乎很少能引起有關部分的正視。
　　也許有人要問了，我們利用任何一種說話的時辰都要遵循必然的規范，莫非英語就不講究法則了嗎？莫非我們看到國人把孺子雞譯當作“沒有性糊口的雞”(a 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把貴陽譯當作“昂貴的太陽”(Expensive Sun)，能無動于衷嗎？當然不克不及，可問題是我們強調法則的目標是什么？對法則若何把握？若是我們利用的英語不僅竄改了事物的原本屬性，還弄得外國人一頭霧水，達不到寒暄的目標，確實應該規范；但若是我們的英語固然不合適尺度英語的法則，但也能“你知我知大師知”的話，就沒有需要吹毛求疵了。說話說到底是用來交流的，只要它能傳情達意，就算是完當作了本身的任務，至于形式上的規范，“爛”一些又何妨？英語也在“以成長求保存”，即使國內當今最“尺度”的英語權勢巨子，面臨中古英語的時辰，良多人生怕也只有干努目的份兒。英語現在能當作為宿世界通用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系統，可以或許不竭接收一些外來用法。遵循規范是需要的，但若是把規范高高地供奉起來，讓人們不敢等閑利用這種說話，那么，它還有什么存在的需要呢?

凡事整點“尺度”的

對英語形式的偏好是尺度英語情結在第二個層面上的表現。碰到具體環境，總想“整”點尺度的。奧運吉利物“福娃”曾經被蹩腳地翻譯當作Friendlies。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的吉利物是“虎娃”，韓國人沒有把它翻譯當作Tiger Boy, 而是按照韓語發音翻譯當作Hodori；一九七六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的吉利物是“海貍”，組委會沒有利用現當作的英語詞匯Beaver，而是選擇了一個別現加拿大文化屬性的印第安詞Amik。我們的“福娃”為什么不克不及翻譯當作Fuwa呢？它既表現了“福”字的文化內在，又發音簡單，輕易上口，理應被外國人接管。而我們卻牽強附會地把它譯當作Friendlies，大要是在尺度英語的辭書里能找到這個詞的緣故吧。中華平易近族的圖騰是龍，可long 硬是沒能進入英語，而dragon卻當作了龍的象征。豈不知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一種兇猛殘暴的怪獸，于是網上爆出有學者提出改變我們的圖騰。還有人提出以“中國龍”(Chinese Dragon)代替Dragon，以做到“善惡分明”。換了頭的掃帚仍是掃帚，無論是什么龍都是龍，生怕都難以抹去人家心頭的“暗影”。
　　這種蹩腳的翻譯還可以舉出良多，“炕”進入英語釀成了bed(床)，“稀飯”當作了porridge(粥)，“包子”當作了 a kind of beamed pun with fillings(一種蒸出來的帶餡的饅頭)。餃子是一種地道的中國食物，可有些辭書中，它被翻譯當作一種意大利食物ravioli。對此杜瑞清和姜亞軍等(《外語講授》2003:39)發出質問：“英語既然能接管樣子奇異的ravioli，莫非就不克不及容忍jiaozi嗎?”其實，英語無法容忍的不止jiaozi。 noodles半斤八兩于中國的面條，筆者在日常交往中所碰見的老外都管面條叫noodles，可國人在美國的超市里轉了一圈之后發現，人家底子沒有noodles這個工具，面條的英語名字是pasta 或者spagheti，而這兩個詞仿佛也是從意大利語中淘出來的。 “二胡”本來被翻譯當作Chinese violin，但這種傳統的中國樂器與小提琴風馬不接，后來仍是被音譯當作erhu；Tai chi(太極)進入了英語，可我們硬是要把它趕出英語詞匯的行列，用shadow boxing取代它，具有嘲諷意味的是近年來英美出書的辭書里卻毫無破例地收錄了Tai chi這一音譯詞。“氣功”一詞在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的《漢英辭書》中有兩種譯法：qigong 和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一套深呼吸的體操)，一種音譯，一種意譯。令人不解的是，外研社一九九七年版的《現代漢英辭書》中竟沒有收錄這個詞條。想必編譯人員也有本身的苦處，若是翻譯當作qigong，英語中沒有這個詞，有誣捏之嫌;如果翻譯當作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那又和“月季是一蒔植物”的詮釋沒什么兩樣，這顯然會讓人思疑編者的能力。所以，最平安的法子就是認為這工具不存在。
　　以上現象的呈現，顯然不克不及簡單歸罪于譯者能力有限，他們中不乏精曉英語的學者，但為什么仍是呈現這樣的翻譯呢？謎底是：非不克不及也，實不為也。姜亞軍在《為跨文化寒暄設路障》(《念書》，二○○○年十月期)一文中就談道：中國人喜好意譯而隱諱音譯，每次碰到一些中國特有事物時，總想方設法把它“弄”當作英文，即使在英語里找不到的也要“靠”一個。恰是這種“傍”英語“大條目”的心理使得我們一切從本本出發，尺度英語里有的就是準確的，沒有的就是錯誤的。所以,一些代表中國特有事物的詞匯，一旦進入了英語，要么“缺心”，掉去了它的素質特征，要么“少肺”，變得功能不全。反不雅外國人在這方面則“隨意”得多。guanxi (關系)、hukou(戶口)等詞都是先從他們的口中講出來，然后才進入了英語，甚至連“繞口令”、“相聲”等有固心猿意馬英語對應的詞匯他們也用音譯。“師傅”想必應該翻譯當作master或者什么的吧？但在《功夫熊貓》中，它就是shifu。
　　《文摘周報》(二○○七年三月六日)報道：中國因為經濟增加的影響，此刻對英語的沖擊比英語國度還大。“全球說話監視”機構本家兒席帕亞克說，一九九四年新增的英語詞匯中，中式英語進獻了5%到20%，跨越任何其他來歷。這些“中式英語”的詞匯大部門就是經由過程音譯手段進入英語，并被普遍接管的。這原本是活著界交往中傳布中國文化、擴大中國影響力、晉升平易近族自傲心的一種極好手段，只可惜它此刻“墻內開花墻外噴鼻”，外國人甘愿答應接管，而中國人卻不承情。

不入異鄉,也隨他俗

尺度英語情結的第三個表示層面就是對英語所代表的價值不雅的一味適從。說話學家有一種近乎自然的情愫，總想以一種“科學”的方式研究說話。當然，說話有其科學的層面，但從素質上來講，它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文化不成能不受意識形態、價值不雅念和保存情況等身分的影響。所以，說話這工具看似客不雅，卻“內置”有豐碩的文化習俗、道德情趣和價值判定。尺度英語顛末一千多年的“開辟”，從發音到詞匯，再到說話行為體例，都被付與了充實的價值內在，表現著尺度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必然水平上，尺度英語就是尺度文化、尺度人，是可能導致他國文化城池淪亡的特洛伊木馬。
　　說話是文化，要想學好尺度英語必先學好英美文化。這幾乎當作為國內學者和教師的共識。某位外語界權勢巨子認為：文化講授的目標之一就是“幫忙學生跨越本身的文化,以方針文化當作員的體例對待事物”。事實上，我們對本身文化“跨越”得如斯爽性，以至于中國的英語講授沒有中國，學生所接觸到的材料與他們的實際糊口無關，表述的全數是英美國度的風土著土偶情，這甚至被當做教材編寫過程中判定說話材料“真實性”的主要尺度。盡管進修內容與實際糊口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我們所學、所用、所思必需是西式的。若何降服本土文化的“干擾”，更好地順應方針語文化甚至當作為外語講授范疇一個主要的學術課題，相關的論文在外語類學術期刊上到處可見。這樣的英語講授培育出來的對本身文化一知半解、卻能“以方針文化當作員的體例對待事物”的下一代能真正勝任跨文化寒暄嗎？這令人思疑。誰知道他們會不會把我們建筑青藏鐵路看做是對藏族的漢化，把我們沖擊“東突”可駭勢力看做是加害人權，把中國的成長看做是對宿世界的威脅？這是外語講授決議計劃者們應該當真思慮的問題。
　　當今，英語全球化給其他國度所帶來的“文化入侵”已經當作為一個宿世界性難題，為領會決這一難題，很多國度都在切磋促使英語的本土化，將英語同它所承載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剝分開來，使其當作為表述本土文化的東西，這意味著列國的英語利用者已經當作為英語的新店主，正在締造性地利用英語，從而導致了各類各樣具有地域特色和平易近族特色的英語變體的呈現，這此中就包羅日本英語、歐盟英語等外語型變體，它們和其他母語型變體和二語型變體一道獲得了平等的學術地位，而且被利用者認同。在列國英語紛紛“自力”的今天，連英國女王都知道，尺度英語不再母范全國了，而中國人呢?

作者：李少華

來歷：《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