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打小報告的官員，皇帝會如何處理？

本文出自清人梁章鉅、朱智《樞垣記略》卷一《訓諭》中的一節。

這份《訓諭》，是清仁宗（愛新覺羅·颙琰）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下降諭示的。

既然要說嘉慶帝的訓諭，那就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位清仁宗。

清仁宗嘉慶帝，即愛新覺羅·颙琰。生于狷介宗（愛新覺羅·弘歷）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崩逝于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享壽61歲。原名永琰，清朝的第七位皇帝，清軍入關后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第十五子；在位二十五年；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封為和碩嘉親王；即位的前四年里，并無實權；乾隆帝身后，才自力執掌大政；對貪污深惡痛絕，肅清吏治，懲辦了貪官和珅等人；為維護政權不變，肅貪力度有限，見效不大；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單沒有解決，反而加倍嚴重；在位時，正值工業革命鼓起，清朝由盛轉衰，其間，發生了白蓮教之亂，八旗生計、河流漕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鴉片流入中國……廟號仁宗，謚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夏歷六月二十九日，上諭：

昨日巳刻（上午9點至11點），英和突然標的目的內呈遞了密封的奏片（所謂奏片，即軍機處在打點公事時，以較為簡化的奏摺，具奏請旨或議覆事務；奏片并不開寫具奏人的銜名，直接言事，文末書“謹奏”。）。

收到英和的奏片之后，朕感覺事關重大，于是，便親手拆看了該奏。

英和在奏片中稱述，道是：

“今天，劉權之與戴衢亨都已上奏告假；這二人經請被派，進城去檢驗面見月官了；臣特懇請，晚膳之后，與慶桂、董誥一同接管圣上召見，有要事需要面奏……”

于是，朕很快就召見了英和、慶桂、董誥三人。

據英和當面奏稱，說是：

“劉權之這小我，常日里執政堂上的名聲就屬于很泛泛的那一類。這一次，軍機處行走的軍機章京里面，有中書、筆貼式等官員，這個時辰，已經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刻日了。為了處置這一狀況，我先與慶桂等人進行了談判，議定將內閣典籍齊嘉紹、中書蔡炯、刑部筆帖式武爾通阿三位官員上奏，擬請升進他們為本家兒事。”

“在此次談判過程中，劉權之認為，內閣中書袁煦也應該列入上奏升職的名單。他還說，袁煦是他的房師紀昀（曉嵐）的女婿；并說是，紀昀活著的時辰，曾經拜托過他，讓他賜顧幫襯本身的女婿。”

“后來，經慶桂等人阻止之后，劉權之便拒絕在上奏請升相關官員的折子上具題本身的官銜名姓……”

軍機章京執政廷當班值日、理事辦差，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時限，就要按照軌制劃定，進行保奏。保奏時，軍機大臣們天然該當查證相關環境，參照已有的老例陳規，核實軍機章京在軍機處行走的年代時長，考評軍機章京泛泛在當差處事過程中是否勤勉謹慎。處置這樣重大的人事事務，軍機大臣們理該敦睦齊心，嚴厲參議，秉公保奏才是。

此刻，劉權之因為中書袁煦是其房師紀昀的女婿，就要求在奏升官員的名單中將其列入，這在事實上就是徇顧私交，這原本就很不像話了。

昨天，朕扣問慶桂與董誥，二人均稱，說是劉權之確實講過這些話。

今天，朕又把劉權之召進，當面就此事進行扣問，劉權之本身也認可，此事簡直屬實。

劉權之的此種行為，就是明火執仗地瞻徇私交，就是毫不在乎社會的公議。

劉權之的錯誤與荒謬，其實是沒法子可以說了、沒法子再去說了。

事發當日，大臣們一路在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問題，英和既然感覺劉權之的說法不合錯誤，他就應該在那個時辰當即與慶桂、董誥、戴衢亨三人一路籌議，并據實對劉權之的徇私行為進行參奏；當時，英和提議之后，慶桂等人如有對參奏劉權之有所掛念、躊躇不決，那么，英和應該連慶桂等人一路參奏才是。

一路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時，英和沒有當面否認劉權之；環境呈現后，英和也沒有頓時進行參奏；乘著劉權之、戴衢亨進城檢驗面見月官的空子，英和頓時就上奏請求面見，這其實不是什么光亮正大的路子。

英和在上奏請見時，哀告一同召進慶桂與董誥。可是，懇請召見的奏片乃是英和密封呈進的，而慶桂與董誥并不知道有密封奏片已經遞進。

試問，在其他兩人不知已有密奏的環境下召見，和懇請零丁召見有什么不同嗎？英和何不就懇請召見本身一人就行了？

英和面奏時，說是：

“這件工作，此刻已經遏制了，哀告圣上不必再扣問劉權之了。處置劉權之的體例，就是借機找個工作，讓他退出軍機處就好了。”

英和說得這是什么話？

英和其實是太傲慢、太膽大了。

以前，和珅在職的時辰，他固然十分憎惡阿桂，可是，就和珅的地位，他也不敢公開說出這樣的話來。此刻，英和一個新進的后生，也就是在軍機處進修處事的人，竟然可以講出這樣悖逆常理的話來，其實是無法無天了。

英和這樣的人，若是不早加懲辦，生怕今后又要出（和珅一樣的）大案子了。

這件工作交由保寧、朱圭、祿康、恭阿拉、敞亮、鄒炳泰、英善、王懿修會同查辦處置：

必然要將劉權之嚴加議定處置；

英訂定合同定處置；

對這一次軍機出擬定保奏的齊嘉紹等官員，進行嚴酷地審核檢驗，看看他們的經歷、去處、風評、擬升職位等，是否合適劃定，是否與陳規老例一致；

這些工作查證實確后，一并上奏。

查辦之前，先做如下處分：

劉權之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也革去太子少保，拔失落花翎，號令退出南書房。這兩小我，都不要在軍機處行走當差了，聽候議定處置。

中書袁煦也須退出軍機處。

嘉慶帝對打小陳述官員處置的訓諭已經講完。

這里，再彌補一下文中的相關資料。

月官。

月官，按照明、清兩代吏部選官軌制的劃定：凡表里文官缺出，京官自郎中以下，處所官自道員以下，除還有劃定者外，均歸吏部選補，每月一次。初度授予官職的，在夏歷的雙月進行，稱為大選；改授官職的，在夏歷的單月進行，謂之急選；大選與急選統稱為月選；所選出的官員稱為月官。此中，夏歷的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為單月，開選補班等官員，也稱單月選。

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早期也稱為“司員”。最初，章京無必然額數，在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狷介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初，改由內閣、各部、理藩院等衙門派遣。自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設工頭、幫工頭章京各1員，由軍機大臣于章京中選資深望重者任之。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確定漢章京額缺為20人。

中書。

明、清兩代，廢中書省，于內閣設中書舍人，掌撰擬、抄錄之事。

筆貼式。

筆貼式，清代官名，掌翻譯滿、漢章奏文字等事，置于京師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官廳。以滿族、蒙古族、漢軍旗人充當，宗人府則專用宗室。有翻譯筆帖式、繕本筆貼式、貼寫筆帖式等名目，為滿員進身之階。

內閣典籍。

內閣典籍，官名，清代內閣所屬典籍廳之本家兒官，掌收發章奏公牘、收貯圖籍及辦理內閣吏役等事。內閣典籍額定滿洲、漢軍、漢員各二人，秩正七品。清時內閣沿明之制，自豪學士以下均無印信，凡對外行文，均用典籍廳關防。其稽察欽送上諭事務處及內廷修書各館公牘稿案，亦移付內閣典籍廳借用關防。（翰林院典籍名典簿。）

房師。

房師，明、清兩代，科舉軌制中，舉人、進士對薦舉本人試卷的同考官的尊稱。

索綽絡·英和。

英和（公元1771年～公元1840年），初名石桐，字樹琴，一字定圃，號煦齋，索綽絡氏，滿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書法家，禮部尚書德保之子；少有俊才，和珅欲召為婿，德保禁絕；狷介宗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癸丑科二甲進士，選庶吉人，散館后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清宣宗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因“家人私議增租”被降職，外放熱河都統；次年，授寧夏將軍，以病請解職，獲準；不久，因之前監修之宣宗陵園地宮浸水，被重責，擬處死，幸太后討情，改發配黑龍江，子孫一并撤職；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釋回，子孫復官；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卒，贈三品卿銜；工詩文，善書法，著有《恩福堂詩集筆記》、《恩慶堂集》、《卜魁集紀略》等。

劉權之。

劉權之（公元1739年～公元1819年），字德輿，號云房，湖南長沙人，紀曉嵐弟子；狷介宗乾隆二十五（公元1760年）年進士，改庶吉人，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四庫全書》，在事最久，及《總目撮要》當作，擢侍講；清仁宗嘉慶朝，遷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目疾乞假，遣太醫診視；會林清之變，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罷退，詔以原品休致還鄉，給半俸；卒於家，年八十，謚文恪。

戴衢亨。

戴衢亨（公元1755年～公元1811年），漢族，字荷之，號蓮士，原安徽休寧隆阜人，寄籍江西大庾；狷介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殿試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選任文衡，累本家兒江南、湖南鄉試；清仁宗嘉慶初年，凡大典文字，皆出其手；歷任侍讀學士、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掌翰林院如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謚文端；著有《震無吉兇齋詩稿》；善畫山川，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作《廬山瀑布圖》；與父戴第元、叔戴均元、兄戴心亨四人，稱“西江四戴”。

章佳·慶桂。

慶桂（公元1737年～公元1816年），字樹齋，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第四子，清朝大臣；狷介宗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以蔭生授戶部員外郎，歷內閣學士、副都統、參贊大臣、將軍、都統，擢工部，調兵部尚書，代理甘肅總督；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擊退廓爾喀入侵，事平，予十五功臣，是年，赴浙江辦案；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尋授內大臣、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晉太子太師；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纂輯《平定三省邪匪方略》當作；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大哥，原品休致，謚“文恪”。

董誥。

董誥（公元1740～公元1818年）清代官員、書畫家。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蔗林，一號柘林，工部尚書董邦達長子，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浙江富陽人；狷介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為傳臚，授翰林院庶吉人，充國史三通館協修，武英殿纂修；散館后，改任編修；以善畫，受高宗知，歷任內閣學士，擢公、戶、吏、刑部侍郎，充四庫館副總裁；累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傅，直軍機先后四十年；供職勤恪，進止皆有常度；熟諳掌故，政事得掉，皆能洞鑒本源；朝見時，凡有獻納，皆面陳之，不消奏牘；生平所學，在一“誠”字，覺得全國無不成與外之人，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工詩古文詞，書法宗王羲之、獻之，又能於一粒芝麻上書“全國承平”四字；山川稟承家學，雅秀絕塵，晚宗宋、元；為人和易，一時寒畯多得其授畫法；其所進呈畫本，均經乾、嘉二帝親筆題詠，收于《石渠寶笈》第三編，作有《西湖十景圖》；清仁宗嘉慶時，給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湖源鄉窈口村潘氏友于堂（新廳）題寫春聯一副，內容為“古今來幾許宿世家無非積善，六合間第一件事仍是念書”；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劇而卒，嘉慶帝親臨祭祀，御制哀詩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泉置莊田”之句，賜謚文恭；墓葬蛇浦村（今屬新桐鄉），有御制碑文，今為區級文物庇護單元。

袁煦。

袁煦，山東長山人，袁守誠第四子；狷介宗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舉人，任內閣中書、軍機章京；紀曉嵐次女婿。

章佳·阿桂。

阿桂（公元1717年～公元1797年），章佳氏，字廣廷，號云崖，大學士阿克敦之子，清朝名將，滿洲正藍旗人，后以新疆軍功抬入正白旗；狷介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舉人，后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持久戍守西海說神聊邊陲；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加入巨細金川之役；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加入平定巨細和卓兵變，事平后移師駐伊犁，提出于新疆屯田建策，被采納；厥后數年間，歷任內大臣、漢軍鑲藍旗都統、軍機大臣、滿洲正紅旗都統、伊犁將軍、四川總督等；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以副將軍偕經略傅恒領兵與侵擾滇境的緬甸軍交戰，屢獲捷；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再次加入巨細金川之戰，歷時5年，運籌戰事，多合機宜，后兩次督師鎮壓甘肅回平易近起義，介入擬定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和抗擊廓爾喀之役的進兵方略；編有《軍需則例》15卷。

作者：史遇春

（全文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