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工作五天還是六天，這是誰決定的？

2019年3月末起，「996」一舉當作為職場熱詞。其所代指的「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節拍，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報復。

· 程序員們在Github上倡議的「996.ICU」勾當

然而回首汗青不難發現，抗議者們所本家兒張的「八小時工作制」和「做五休二」，在很長的時候里都不是通行的規范。在此之前，很多國度都對工作時候做出了多樣的測驗考試。

對「工作日」最主要的改革，呈現在1930年月當作長中的兩個超等大國。縱覽美國與蘇聯的工作日軌制，很輕易看出：決議你一周工作幾天的，并不只是黑心老板和無良企業。

工作日軌制是更大的社會經濟軌制的一環，也折射著國度經濟道路的偏向和取標的目的。我們的日常糊口節拍，被迫遵循汗青的大水，只是身在此中者往往不明所以。

沒有周六的中國人

開國之初，中國的工作軌制就有法令律例可循。

早在1952年，勞動部就在《關于我國人員工作時候歇息時候條例》中明白劃定了8小時工作制，還明白要求職工「每周工作六天、歇息一天，每年有22個工作日休假」。

· 周末游覽松花江

不外，實踐風標的目的很快偏移。為了更快的扶植社會本家兒義，政策在具體執行中，往往采納十分矯捷的法子。

建筑業最先獲得了超時工作的「寬免權」，而原本的「做六休一」，也被改當作了「每兩個禮拜公休一天」。

除了出產之外，人們還需要投入大量時候介入政治進修。很多機關、企業為了組織進修和業余勾當，都實施了提前一小時上班和推后一小時下班的軌制。

大躍進前夜，劉少奇帶頭喊出標語，要求國營部分的青年人拋卻八小時工作制的設法：

（國營貿易）天天八小時工作，晚上不辦公，要那么正規干什么？

在我們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贏本錢本家兒義的時辰，為什么還必然要對峙八小時工作？為什么不克不及做夜班？

——劉少奇《國營貿易要有矯捷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工人們在歇息時候的額外勞動，被稱為偉大、名譽而準確的「義務勞動」。

· 鼓動勉勵大師加入「義務勞動」的海報

然而，超長工時沒有帶來工業成長，卻導致了紊亂和低效。

那時的中國是宿世界上工時最長的國度之一，工人每周勞動時候跨越60個小時，而工作軌制卻又十分紊亂。

有些處所可以在炎天提前兩小時下班，氣溫跨越38攝氏度便放假；別的一些單元，每個月可以請三天帶薪病事假，持續歇假半年之內，只扣獎金而工資照發。

固然勞動時候長，但勞動效率極低，這樣的超時工作，很難說對工業成長有什么較著增益。直到鼎新開放后的1987年，才呈現「縮短工時課題組」，起頭研究這方面問題。

課題組發現，超時工作不僅對提高產能感化有限，還會造當作消費匱乏的經濟問題：持續工作六天之后，大部門人會操縱殘剩的貴重周末一天來陪孩子、看白叟、做潔凈等家務，而沒有多余的精神進行娛樂消費。

· 「戰斗的禮拜天，委靡的禮拜一」

若是改當作「做五休二」的軌制，有可能刺激更多群眾進行消費。縮減工時，是一種「低當作本高效率地節制內需的宏不雅調控手段」。

但課題組的提議卻迎來了上級帶領的果斷否決。

老同志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本家兒義扶植使命太艱難了，七天都做不完，中國今朝的狀況不克不及實施五天工作制，相反，還要進一步增強勞動強度，進一步從勞動供給的角度來刺激經濟成長。

老同志的設法，其實是一種樸實的「供給側鼎新」不雅念，這種設法曾普遍風行于社會本家兒義國度。1929年，我們曾經的老邁哥蘇聯，也試圖想法子，經由過程增添勞動，來實現工業化的躍遷。

蘇聯的「供給側鼎新」

蘇聯的革命，比50年月的中國更巧妙也更徹底，不僅改變了工作軌制，還徹底隔了舊歷法的命。

沙俄在很長的一段時候都對峙利用儒略歷。直到列寧時代，才將歷法從舊沙俄的「儒略歷」改為公歷「格里歷」，俄國的時候得以與歐洲大陸一致流動。

而斯大林的新歷法例完全改變了公歷的設心猿意馬。蘇維埃革命歷法締造性的劃定，每月都是30天、有六個禮拜，每周五天。

然而，這樣會發生一個問題：一年只有360天。為了彌補少失落的五天，革命歷在每年都插入「列寧日」「勞動節」等不屬于任何月的五天節日，碰著閏年時，則在2月30日后再加一天。

這樣一來，新歷法就不會有任何計日不切確的問題，完美的與公歷契合。

· 蘇維埃革命歷法，1930年

不外，既然到最后仍是要千方百計的和公歷一致，蘇聯當局干嘛又要大費周章的從頭設計一套歷法軌制？

和變化的日歷相順應的，是工作日軌制。

在沙皇時代，俄羅斯和其他歐洲國度一樣，實施有稠密基督教色彩的「做六休一」。周一到周六是工作的時候，周日則是獨一的公休日，人們在這一天做禮拜、走親訪友，或者舉辦婚嫁喪娶的典禮。

而在列寧時代，工人們軌制上不消做六休一，但現實上卻要在周六加入「義務勞動」。列寧曾把這種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

新歷法打破了這種糊口體例。和一周五天同時奉行的是「持續工作周」：一周五天，天天都用分歧的顏色和符號標識表記標幟。

工人們被分到分歧的小組中，實施別離輪休，平均每人每周歇息一天，做四休一；但始終包管一些人歇息，一些人工作，工場不斷工。

· 1930年蘇聯的工作周打算，分為「錘子」「鐮刀」「麥穗」「書本」和「紅旗」五組，紅星代表五天節日

這樣的輪休軌制對工人似乎是件功德。比起沙皇時代，持續工作周軌制下的工人們每年多出了二十多天的歇息時候，天天的工時也被限制在七個半小時之內，勞動強度看似大大減小。

另一方面，連休軌制也包管了工場里的機械不會停機，天天都要運轉，「大大提高了工業化的效率」。

這種對工業成長的追求，和蘇聯在一五打算時代的「工業焦炙」一致。具有軌制進步前輩性的蘇聯，一向沒有可堪匹配的出產力，甚至到1929年蘇聯全國年產汽車都不到100輛。

斯大林將工業成長的注重力放在了供給側。他認為，增添出產時候，就可以或許提高工業產量。持續工作制，看似點燃了蘇聯工業成長的引擎。

· 蘇聯一五打算時代的工業扶植當作果：第聶伯河水電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沓機廠

但最先對這種新的工作軌制暗示不滿的，恰好是多了二十多天假期的工人。他們發現新的輪休體例給本身的糊口秩序造當作了大紊亂。

有人給《真理報》寫信埋怨，本身輪休的時辰老婆和伴侶都在工場，孩子也在黌舍，「不得不獨自渡過的假期，并不算真正的休假」。一周五天里不存在周日，東正教信徒沒法做禮拜，也找不到一個集中歇息的時候來舉辦婚禮，社交糊口根基陷入癱瘓。

并且，固然一五打算半斤八兩火熱，五天工作制到底有多大幫忙卻很難證實。

「不斷機」固然可以增添產量，卻極大的增添了機械運轉的承擔，輪班的工人也紛歧心猿意馬有多諳練的操作手藝，機械損壞當作了屢見不鮮。

蘇聯在「一五」時代的工業當作就，與其說是來自五天工作制，還不如說是來自從美國、德國引進的機械和本錢，以及看待工人的「酷刑峻法」：

工人不克不及「私行分開工作崗亭」，缺席、甚至遲到跨越20分鐘，都有可能被解雇；而一旦掉去工作，就意味著掉去領取口糧和利用公寓的權力。

在嚴酷的規章下，蘇聯工人們小心翼翼的締造了一五打算的「工業古跡」。

· 1931年的蘇聯海報：「否決我們之中的假積極分子」

這個成果，和五天工作制最初設想中的「工人權益與工業成長兩手抓」，已經有了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削減工時」與大蕭條

同樣在1930年月實施工作日鼎新的，還有日后將居于鐵幕另一端的美國。

那時的美國同樣和歐洲看齊，采用「做六休一」的工作日軌制。不外，在本錢和資本雙重富集的新大陸，工人的福利一向遠好于同期的歐洲。

美國工人的現實工作時長一向在遲緩削減，從1900年到1920年，工人的每周工作時候下降了約8％；與此相對的是工人收入的遲緩增添。這一事實的天然成長，最終導致了被葛蘭西稱為「福特本家兒義」的工業社會模式。

1926年起頭，亨利·福特在他的汽車工場中奉行雙休日。固然福特果斷的否決工會，他工場里的工人卻享有一般工人可望而不成及的福利：不僅工資高于平均程度，還能享受比其他工人多一倍的假期。

福特的做法源于他的市場理念：增添的假期有利于促進工人們的消費，尤其是開汽車出門度假。而福特那時本家兒打的車型，就是價錢低廉而適用、合適通俗家庭需求的T型車。

· 福特和他的汽車

與出產驅動的工業化分歧，福特的經濟理念更正視消費的驅動感化。削減工時，和提高收入、設立「最低工資」，都是從出產著手對「福利本錢本家兒義」的測驗考試。

這種消費為先的「需求側鼎新」并沒有在20年月引起附和。不少保守者抗議道，在周六歇息，是對天主在七日創宿世的不敬。

不外，天主的旨意最終也沒有蓋住經濟危機。

1929年，大蕭條囊括了美國，以股票價錢的震動為開首，發生了一系列恐怖的連鎖反映：銀行擠兌，工場關門，工薪階級貧苦化，還有普遍的掉業。

· 大蕭條時代，美國的掉業率估值一度飆升到了20%以上

在大蕭條的日子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本家兒持了大量公共事業，進行農業補助，測驗考試了多重體例來振興美國經濟。他的做法與凱恩斯本家兒義不約而合：因為私營部分不克不及供給足夠的投資，當局必需在此時增添支出，將出產維持在正常程度。

不外，高達25%的掉業率和他的鼎新方針各走各路。雇本家兒們為了壓縮人力當作本，紛紛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時長，有些行業工人每周工時甚至達到了60個小時。

為了讓更多的人有工作、介入消費，也為了應對可能的內戰苗頭，新政在1938年公布了《合理勞動尺度法》，強制劃定了全國的工時：一禮拜的最高不得跨越40小時。

同樣為了削減掉業而劃定「做五休二」的，恰是處于「下崗潮」中的中國。1980年月，原本缺乏破產辦法的企業被許可申請兼并和破產。在鼎新開放的歷程中，大量欠債企業紛紛倒閉，工人們被迫「下崗再就業」。

在龐大的掉業發急海潮下，中國為了「增添就業崗亭」，在1994年奉行了五天半工作軌制；一年之后，又敏捷的改當作了五天工作制。

不外，比五天工作制更有用果的，似乎仍是經濟自己的紀律。

真正將中國帶出下崗危機的，不是五天工作制，而是蓬勃成長的市場經濟。私營部分吸納了大量下崗生齒，而在90年月初的私營海潮中拼搏的人們，反而并沒有那么在意工作時長：對他們來說，「加班」意味著收入增添和可能的階級上升，他們毫不勉強的起頭了奮斗。

工作時長問題，歸根結底仍是國度體系體例和經濟成長的博弈，汗青的行程，高于報酬的工作日軌制設計。

· 深圳蛇口的出產口號

這個事理，在1930年月的美蘇兩國同樣合用。

在美國，《合理勞動尺度法》沒有帶來社會消費的較著晉升，正如羅斯福新政，并沒有真正將美國拉出大蕭條的泥潭。最后，大蕭條以美國插手二戰而終結。當局的巨額戰爭支出鞭策了國度經濟的蘇醒，并最終當作功的降低了幾乎令人一籌莫展的高掉業率。

戰爭也壓制了蘇聯在「斯大林體系體例」下的經濟與社會危機。

衛國戰爭前，蘇聯強行集體化、強制超時勞動和單方面成長基建與軍工的做法，已經激發諸多矛盾。戰爭的爆發，反而給這種經濟系統供給了一個均衡點。有學者認為，「第二次宿世界大戰拯救了那時的蘇聯」。

最終，是一場戰爭，而不是工作日軌制，當作就了兩個超等大國。而工作日軌制的變遷，在當日真實情境中并沒有幾多高調的標語和意識形態價值。它們不外是汗青行程的小小副產物。

文｜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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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9-07-19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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