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新的風險與化解
出于一位帶領人的保舉,托克維爾的《舊軌制與大革命》(以下簡稱《舊》)一書在問宿世一百五十多年今后俄然在中國“火”了一把,一時候當作了“人人爭讀”(鳳凰網上用語)的熱點書。“書自有其命運”,倒也不足為怪。
坊間對這本書的評介熱鬧了一陣,至今也還沒完全消停。不少文章關心的是這本切磋法國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書“與當下中國的聯系關系性”(《人平易近日報》評論文章用語),似乎有揣摩保舉者深意的意思。這當然也是一種讀法。“讀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終歸也是想以史為鑒。惹人注目標是,大大都此類文章都聚焦于書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環境是,一貫毫無牢騷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令的人平易近,一旦法令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丟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老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并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當局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凡是就是它起頭鼎新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的君本家兒。人們耐煩忍受著磨難,覺得這是不成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本家兒意想消弭磨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那時被消弭的流弊似乎更輕易使人發覺到另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感便更激烈:疾苦簡直已經減輕,可是感受卻加倍靈敏。封建軌制在盛期并不比行將衰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細的專橫行為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軌制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禁錮比路易十四期間龍馬隊對新教徒的毒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平易近情沖動。
再無人認為一七八零年法國在式微;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前進的限制了。恰是在那時,人能不竭地無限完美的理論發生了。二十年以前,人們對將來無所期望;此刻人們對將來無所害怕。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期近未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們對既得好處無動于衷,同心專心朝著新事物奔去。(210—211頁)

一
這段文字論及鼎新可能有激發革命的風險。對于鼎新正進入“深水區”的“當下中國”來說,天然輕易觸動某種焦炙。有評論就指出,“當前中國社會布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期間有某種相似性”(參看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人平易近日報》)。不外我覺得,汗青究竟結果不是在嘗試室里進行的,不成反復的身分老是會有良多,“相似性”很有可能只是一種概況印象。通讀《舊》全書,會覺察托克維爾對革命前法國的社會狀況做了極為詳盡深切且富有洞察力的研究,用他的話說就是:“我試圖深切到舊軌制的心臟”,并且“發現了活生生的舊軌制”。原則上說,我們若是沒有對當今中國社會狀況也做過同樣深切詳盡(洞察力姑且非論)的研究,單憑印象就將之與托克維爾筆下的法國社會做類比,怕是會掉之輕率。并且,從這樣一種類比也很可貴出什么有教益的結論。譬如,若是就此得出中國的鼎新應該緩行甚或止步的結論,顯然就很好笑甚而有些可疑。但若是得出的結論是說,鼎新不克不及一蹴而就,需要勇氣也需要聰明,還需要謹慎如此,卻又不外都是些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老生常談。
引起我們關切的這段文字其實也堪稱名言,早已活著界規模內廣為傳布。我想,之所以廣為傳布,本家兒要仍是因為此中包含著某種洞見,可以啟迪讀者心智,而非觸動了某種焦炙。靜心一讀,讓我有些不測的第一個“發現”竟然是:這段文字有兩個天然段,不克不及籠統論之。兩個天然段提醒了法國大革命的兩種原因或兩重動力,而兩者可以說是劃一主要。在第一個天然段我們看到,磨難“變得無法忍受了”形當作了一種內驅力,驅迫著人們去抵擋;在第二個天然段我們則看到,還較著存在著一種感召力,呼喚著人們“同心專心朝新事物奔去”。是兩種力量疊加在一路才激發了法國大革命。坊間對第一個天然段說得比力多,我此刻則想試著從第二個天然段說起。
一起頭我覺得,那種感召力就出自“人能不竭地無限完美的理論”。細心閱讀后卻發現,那種理論的“發生”其實也起首只是人們受到感召的一種表示罷了。在《論美國的平易近本家兒》一書中,托克維爾也談到,是平等,喚起美國人發生了人能無限完美這個“與宿世界一樣古老”的不雅念。與美國人分歧的是,喚起法國人發生這個古老不雅念的不是平等的事實,而是有關平等以及“非宗教”的思惟(見《舊》書第三篇第一、二章)。阿克頓勛爵認為,是美國的《自力宣言》標的目的法國供給了“將思惟釀成步履的那個火花”,而托克維爾則強調,盡管不克不及否定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可是,那時在美國的作為對于法國革命的影響并不及那時法國思惟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美國人仿佛只是貫徹執行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付與我們腦筋中的胡想以實際的內容”。在十八宿世紀中葉的法國,托克維爾發現了一種獨特的汗青氣象:文人“變為國度的首要政治家”,而他們的思惟竟使得整個法國社會處于一種激發態。他所說的“文人”,指的是法國發蒙活動中的著作家們。他從他們有浩繁不合的“政治系統”中歸納綜合出一個“最遍及的不雅念”:“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根基的、從理性與天然法中羅致的法例來代替統治今世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所謂十八宿世紀政治哲學,嚴酷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獨一不雅念之中。”(175頁)繼而他又指出:“這樣的思惟并不新穎:三千年以來,它不竭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未固心猿意馬下來。那么,這回它是怎么占有所有作家的腦筋的呢?為什么不像往常那樣只逗留在幾個哲學家的腦筋里,卻一向深切到公共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乃至關于社會性質的遍及而抽象的理論竟當作了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配偶女與農人的想象力都被激倡議來了呢?”于是,“當國平易近終于步履起來時,全數文進修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見《舊》第三篇第一章)。
托克維爾用良多翰墨描述和闡發了那種獨特氣象,并指出,那樣一種由很多偶爾身分和必然身分復合而當作的氣象,在法國汗青上也屬絕無僅有。讀者從中也不難看出,盡管“十八宿世紀政治哲學”至今仍具有某種感召力,但無論在什么處所,再呈現法國社會昔時的激發態已然是概率極小的事了。明日黃花,風光不再,看來那是特別汗青時刻的特別環境。不外,托克維爾的闡發中有一種洞見卻也包含了一種“最遍及的工具”,值得稍加寄望。他指出,那時法國的文人、公眾、貴族甚至國務勾當家在政治上都表示出某種幼稚立場,原因倒是配合的,即:“因為底子沒有政治自由。”他的論斷可圈可點:“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此中爭論的人,即使不懂國是,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按:指文人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要使本家兒要公平易近們(按:這里指貴族)領會本身面對的危險,正如要使小平易近蒼生捍衛本身的權力一樣,自由的體系體例都是需要的。”“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軌制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見《舊》第三篇第一章)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對于發蒙抱負激倡議來的“以理性為獨一依據,勾勒出極新的藍圖去重建今世社會”的信念,托克維爾固然認為情有可原(舊軌制令人厭倦和絕望),但卻持有批判立場。在《舊》一書中他就曾這樣寫道:“他們覺得,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斯復雜、如斯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平易近而俄然的鼎新。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失落了他們前輩四百年前用那時儉樸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自力自由,誰就是在追求過大的奴役。”(179頁)
可以延長一說的是,兩百年來,人們從法國大革命和此后多次發生的革射中吸收教訓,不竭對十八宿世紀法國發蒙思惟及其引起的那種激發態進行了反思。就我們的論題而言,尤其值得注重的當然是對峙“致力于追求發蒙活動的抱負,但又有所保留”的“自由派”思惟家們的反思。就近可舉為例的人是力本家兒“從頭發現托克維爾”的雷蒙·阿隆。他認為,當發蒙思惟批判一切崇奉,只認可自身這種基于理性力量的崇奉時,就趨于當作為一種陋劣的思惟了。這種陋劣的思惟導致一種陋劣的樂不雅本家兒義立場,他稱之為“政治樂不雅本家兒義”。基于這種樂不雅本家兒義,某些“缺乏耐煩的理性本家兒義者”,常常將暴力視為“最后的手段”,時常受到暴力的誘惑,并是以容忍甚或撐持極權政治。不止于此。雷蒙·阿隆還進一步指出,法國大革命給黑格爾提醒了一個本家兒題:“為理性辦事的暴力。”顛末一種汗青哲學的論證,暴力不僅具有了合理性,當作為需要手段,并且,在“汗青必然性”的光照之下,暴力自身幾乎具有了價值(想想“文革”中的“階層斗爭”)。我們對那樣的論證并不目生。言及此,趁便再多說一點。雷蒙·阿隆說過:“無論是闡述美國或者法國,他(托克維爾)所思慮的都是革命后社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社會。”我們或當記住,我們其實也糊口在“革命后社會”之中。從這一點出發去閱讀《舊》一書,也許會有另一種收成。
二
回到那段文字的第一個天然段。與習常之見紛歧樣,作者托克維爾在這里斷言,最激烈的抵擋(革命)往往是在統治者著手鼎新,因而榨取減輕、環境變好的期間發生。這一斷言得自一種汗青社會學的不雅察,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活潑的例子。細想一下,我們習常的觀點——“哪里有榨取,哪里就有抵擋,榨取越深,抵擋越烈”其實卻不是得自不雅察,而是從某種汗青哲學做出的推論。孟德斯鳩就曾辯駁過這種推論:“從上面所說,就仿佛人類的本性將會不竭起來否決專制政體似的。可是固然人類喜愛自由,憎惡殘暴,大大都的人們卻仍是服從于專制政體之下,這是輕易領會的。”還有需要強調一點:托克維爾這里所闡述的鼎新(以路易十六為例),大體上是以改善平易近生為本的。相對而言,一個以加強國力為本的鼎新(例如商鞅變法),方針就不會在于“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鼎新中或鼎新后的政權也往往不會“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維爾的論列。這里的“更好”,當然是以臣平易近的感受為準。
托克維爾的洞見在于:跟著鼎新的進行,臣平易近們對專制弊政的容忍度會日益降低。為什么會降低?一方面是鼎新滯后的弊政會顯得加倍扎眼,更主要的一方面則是臣平易近們的“感受卻變得加倍靈敏”。從統治者的角度看,也許會認為臣平易近們太不知好歹,甚至認為人道就是賤,只配接管最殘暴的統治。但現實上臣平易近們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視為鼎新的一大當作果,只不外統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維爾說得很清晰:原先“人們耐煩地忍刻苦難,覺得這是不成避免的”。那是如何的一種絕望?!可以說,是鼎新讓人們意識到磨難并非不成避免,工作完全有可能獲得改變,釀成(鼎新者承諾的)另一種樣子。是以,容忍度降低表白,臣平易近們對統治者從而也對本身的糊口起頭抱有但愿,心智因而才變得活躍起來。有什么鼎新當作就會比臣平易近在精力上的解放更為底子?所以我總感覺,這應該是鼎新者也但愿看到的,至少對于以改善平易近生為本的鼎新者來說是這樣。所謂平易近生,從來就不是只包含物質糊口一個方面,“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也不會僅從物質糊口方面著手,除非認心猿意馬臣平易近如牲畜。
問題卻在于,鼎新的進度似乎老是慢于臣平易近容忍度下降的速度,這或許是因為統治者鼎新的意愿老是與臣平易近被喚起的但愿有較大距離?當臣平易近們的容忍度下降到接近零時,革命就不成避免地爆發了。托克維爾于是說道:“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的君本家兒。”聽上去像是一句感慨,在我看來倒是這段文字中最為要緊的一個論斷。風險簡直龐大,但當作功規避風險的可能性總仍是存在的。托克維爾不是憑空道來,貳心目中顯然有實例在。
這個論斷的中文譯文有可能會引起某種歧義,即:似乎需要有另一個“偉大天才”去拯救想要鼎新的“君本家兒”。我請法文很好的一位伴侶核對過原文,原文中那個“偉大天才”的意思很確鑿地是指君本家兒本身的“偉大稟賦”。澄清這點也許并不十分主要,但澄清它卻使我得以找到一個佐證——阿克頓勛爵也有一個很相似的論斷。他說,古希臘的梭倫就是靠著本身偉大的“政治天才”在雅典完當作了一次“暖和的、不流血與和平的變化”。有來由相信,托克維爾也必會贊成把梭倫引為本身論斷的一個典范。
梭倫是如何做的?事雖古遠,阿克頓做出的一個精辟概述卻可幫忙我們得見其犖犖大端。梭倫的鼎新啟動于雅典城邦做出的一次選擇:“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樣深為特權階層所煩擾,為避免暴力錄用梭倫點竄法令。”阿克頓說:“這是汗青記錄中最令人興奮的選擇。”接下來輪到梭倫做出一系列選擇。“經由過程使每一個公平易近都當作為其自身好處的看管者,梭倫讓平易近本家兒的身分進入國度。他說:‘一個統治者的最大名譽就是締造一個公家的當局。’”于是,“依靠贊成的統治代替了依靠強迫的統治,倒立的金字塔被倒置了過來”。“他認為對任何人都不克不及完全信賴,所以,他將一切行使權力的人都置于其辦事對象的帶有警戒性的節制之下。……他將在他看來通俗公眾有能力運用的影響力都交給了他們,以便讓國度免于專橫統治。他說,平易近本家兒的要義是不從命任何本家兒人而只從命法令。”不難看出,梭倫所完當作的變化(就其深度廣度和徹底水平而言)其實已然是一場革命,他當作功避免的只是流血與騷亂。有需要指出,托克維爾但愿避免并認為可以避免的也只是流血與騷亂。雷蒙·阿隆有言:“他(按:指托克維爾)之所以接管大革命,是因為大革命已經發生,但他并不為大革命歌功頌德。不成避免的是平易近本家兒活動,而不是革命風暴。這樣的風暴不僅把古老的貴族連根拔起,并且給自由造當作了尚未愈合的危險。”
從今天看曩昔,梭倫似乎也沒有什么奇招巧計。他所做的,不就是我們這里自上宿世紀七十年月末便頻頻申訴的增強平易近本家兒與法制,或者說以法治代替人治?或許值得一說的是,在梭倫那邊,鼎新的方針同時也當作為推進鼎新的本家兒要手段,即便在“維穩”一事上也是如斯:“人們到那時為止所知道的否決政治騷亂的獨一方式,就是權力的集中。梭倫則起頭以分離權力的體例來達到不異的目標。”很可能就是這一點,使他的鼎新得以進入了良性輪回?
梭倫是以偉大立法者的不朽聲名載入史冊的,他是人類法治傳統的奠定人之一。若是說在法國大革命前夜,人類回復這種古老傳統的盡力尚起步不久(路易十六就未必完全認同),時至今日則早已當作為宿世界潮水。人類在推進法治方面確已堆集了良多當作熟的經驗可資借鑒。是以,要完當作梭倫式的鼎新,已不必依靠梭倫式的“天才”人物。現現在鼎新所需的聰明,似更多地表現在以完美法制為本家兒的“頂層設計”上。梭倫鼎新也許還像是一個傳說,但近現代完當作的“暖和的、不流血與和平的變化”已不算罕有。
附記:這篇札記涉及的本家兒要冊本有:《舊軌制與大革命》(〔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托克維爾與平易近本家兒精力》(〔法〕雷蒙·阿隆、〔美〕丹尼爾·貝爾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二零零八年版);阿克頓勛爵統一著作的兩個分歧中譯本:《自由史論》(〔英〕阿克頓著,胡傳勝等譯,譯林出書社二零零一年版)和《自由的汗青》(〔英〕阿克頓著,王天威等譯,貴州人平易近出書社二零零一年版)。其他還涉及《論美國的平易近本家兒》、《常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回憶錄》以及阿克頓的《法國大革命講稿》等。為避免繁雜,只對出自《舊軌制與大革命》的引文注明出處。
作者:朱正琳
來歷:《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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