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知識焦慮為什么要掌握研究型閱讀？

從常識型閱讀到研究型閱讀

在現代社會中進修對于每小我來說都長短常主要的，于是有了“常識就是力量”的格言，有了“活到老學到老”的鄙諺。可是若是深究的話，人生的進修是可以分當作很多階段的，而每一階段的進修均有各自分歧的重點與特點。若是從黌舍教育的角度出發，則受教育者獲取常識的路子本家兒如果經由過程教師教學與自我閱讀這兩種體例來實現的。大學之前的教育體例本家兒如果經由過程教師的教學使學生獲得常識，并輔之以課外閱讀以擴大視野。大學今后的高檔教育盡管也需要講堂的教學甚至是高程度傳授的講堂教學，但自我閱讀在進修中所占的比重無疑越來越大。是以可否把握準確的閱讀方式以獲得抱負的進修結果，是高檔教育中的一個很是主要的問題。

本文要切磋的是大學本科階段的閱讀與研究生階段的閱讀事實有何分歧的問題。從大學生到研究生，會發生很多較著的改變，好比從人生方針的多樣選擇轉標的目的某個具體的學術范疇，從集體進修的體例轉標的目的個體培育的體例，從閉卷的講堂測驗轉標的目的開卷的撰寫論文或課程功課等等。以上所有這些其實都是環繞著培育方針的改變而睜開的，具體講也就是大學本科教育本家兒如果以培育社會各部分各范疇的適用型人才為本家兒要方針，此類人才需要扎實的專業根本與較為寬擴的常識面，所以其培育內容本家兒如果專業常識的進修與根基技術的練習，盡管不解除有很多人未來也會獲得進一步的深造從而當作為專業研究人才，但卻不以研究能力的培育為方針。研究生的培育方針則本家兒如果學術規范的練習與研究能力的提高，盡管此刻也有工商、法令及教育等應用型的學歷教育，很多碩士研究生結業后也會從事中學教育、文化事業甚至當局機關的非專業研究的工作，可是無論若何碩士研究生依然應以研究能力的提高著為其培育方針，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究竟結果未來要從事專業研究或攻讀博士學位，若是沒有嚴酷的學術規范的練習與半斤八兩的研究能力，他們是無法有用勝任其工作的。恰是因為培育方針的分歧，也就響應帶來了大學本科生與研究生閱讀體例的差別。這種差別從總體上講可以歸納綜合為常識型閱讀與研究閱讀這樣兩種分歧的模式。簡單地講，常識型閱讀的重點在記憶，而研究型閱讀的重點在辨析。若是睜開來講，我覺得常識型閱讀與研究型閱讀的不同本家兒要表現鄙人列三個方面。需要申明的是，我講的這三個方面的不同本家兒如果針對文科，尤其是我所從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的。

研究型閱讀體例之一：疑問式閱讀。在常識型閱讀階段，讀者往往將本身所閱讀的著作視為權勢巨子的觀點與準確的結論，很少對它們提出質疑，尤其是對于經典的作品與權勢巨子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斯。可是在研究型閱讀中就大不不異，思疑是讀者面臨所有著作所應持有的立場。無論你所閱讀著作的作者地位有多高，名氣有多大，均不該被置于疑問的目光之外。我們要不時質疑，他這樣說有事理嗎？他的結論有按照嗎？他所采用的論據靠得住嗎？他所運用的推理合乎邏輯嗎？等等。一旦發現問題就應該窮追不舍，一問到底，直到內情畢露為止。

好比說《西紀行》的作者，我們在中學與大學本科的進修中都被奉告是吳承恩，我們必需將其作為一個常識點來加以記憶，并在測驗時毫不游移地寫上它。可是在研究型閱讀中就不克不及如斯輕信，因為現存的明代百回本《西紀行》均不題撰人，直到清初刊刻《西游證道書》時，才說是元代道士丘處機所作。到了二十宿世紀二十年月，經胡適、魯迅等學者的考據，才認心猿意馬是明代中期的吳承恩所作，因為胡適與魯迅這兩位師長教師是現代學術史上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創者與奠定人，人們都很信賴他們的學術實力與學術結論，后來他們的觀點遂幾乎當作為學術界的心猿意馬論。但若是當真究查起來，此中是存在縫隙的，因為胡、魯二師長教師所依據的最直接材料是明代天啟年間撰修的《淮安府志》，此中在卷十九《藝文志一》說：“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傳記序》，《西紀行》。”后來清代乾隆年間的吳玉搢在《山陽志遺》中，按照天啟《淮安府志》的記錄與小說中所利用的淮安方言，提出吳承恩為《西紀行》的作者，并獲得了其村夫阮葵生、丁晏等人的響應。但此中的疑點是，在封建社會官方所修方志中，是歷來不收通俗小說的，《淮安府志》是否是個破例，這必需加以申明，況且志中并沒有直接指出此《西紀行》乃是章回小說。并且在清初黃虞稷所撰的《千頃堂書目》卷八史部地輿類中，曾有如下的著錄：“唐鶴征《南紀行》三卷，吳承恩《西紀行》，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這顯然是將吳氏的《西紀行》作為地輿類的紀行加以著錄的。

從這些環境看，胡、魯二師長教師所利用的證據是有問題的，這些問題一天得不到解決，就不克不及相信他們結論的準確。是以，自章培恒師長教師提出此一疑問后，獲得了國表里學術界越來越多學者的呼應。盡管今朝在沒有更有力材料呈現的環境下，依然可以將吳承恩作為本書的作者來利用，但必需清晰此一說法是有爭議的。疑問式閱讀對于學者研究能力的培育是至關主要的，因為所有的學術研究無非是由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這兩個環節組成的，而發現問題又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有無提出質疑的目光與能力又是發現問題的前提。可以說提出疑問是所有人在學術上取得進展的根本，大疑則猛進，小疑則小進，不疑則不進。在此需要注重的是，思疑是一種嚴厲當真的學術立場，而不是輕率地否認一切，是以思疑又是與存疑慎密相連的。好比近些年來有人提出對《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司空圖著作權的質疑，原本是很有意義的話題，因為這此中簡直存在疑點，正像很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唐末到明代中期從未有任何一家信目著錄過《二十四詩品》，這合乎偽書辨別的一條主要尺度，當然對此是可以質疑的。但此中還有一些問題需要當真研究，如明代人認為《二十四詩品》乃司空圖所作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宋人蘇軾曾經在《書黃子思詩集后》一文中提到過司空圖的“二十四韻”，認為這“二十四韻”就是指《二十四詩品》。對此今朝學術界也仍是有爭議的，所以質疑司空圖的著作權是可以的，但否認其著作權就有些輕率。后來有些學者就頗為遺憾地采納了輕率的立場。輕率的第一步是不僅決然否認《二十四詩品》的作者為司空圖，并進一步否認它是明代之前的著作；輕率的第二步是又很必定地斷言該書作者為明代中期人懷悅。但對此頓時就有學者寫文章指出，早于懷悅七十余年的明初人趙

謙在《學范》中就引用過《二十四詩品》，則懷悅所作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同時在若何理解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中的“二十四韻”的問題上也睜開了激烈的爭議。其實學術研究是有階段性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可以一次性解決的。有了疑問就等于提出了學術問題，其自己就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若是可以或許將提出的問題解決當然更好，若是一時解決不了，就不必勉強解決，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將疑問存起來，等碰到堅實的證據時再解決它。腦子中有一批問題儲存著，這自己就是一筆龐大的學術財富，所以說質疑與存疑是劃一主要的，都屬于疑問式閱讀中應該寄望的問題。

研究型閱讀體例之二：對比式閱讀。在常識型閱讀階段，因為要追求常識的精確性與靠得住性，就必需精心遴選閱讀的對象，并將其作為權勢巨子的說法加以記憶，從而組成本身不變的常識譜系。可是這種閱讀習慣也輕易形當作盲從的缺陷，好比有很多本科學生甚至碩士研究生在進行某論題的研究時，經常會找來一些專家的著作或文章作為參考，當他們一家一家地讀完后，感覺都講得頭頭是道，卻又不克不及必定哪一家是最有事理的。呈現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有良多，但沒有養當作對比式的閱讀習慣必定是此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實我們在熟悉事物時，經常都是在對比中進行的，這就是所謂的“有比力才能辨別”的事理，只是在很多時辰沒有明白地意識到罷了。很多不雅點與看法單看起來仿佛很有事理，可一旦將分歧專家的同類文章放在一路加以比力，往往會發現它們之間會存在很多紛歧致甚至彼此矛盾的處所。那么事實是誰犯了錯誤，是各方不雅察問題的角度分歧從而均有必然事理，仍是因各種學術局限使該論題的研究還存在很多余地等等，總之經由過程對比會為你留下一堆疑問，從而引起進一步的深切思慮。這種對比是很矯捷的。它可所以統一研究對象的分歧側面的對比，這可以使我們更真實周全地熟悉它，弄清其豐碩復雜的內在。好比歸隱仍是出仕是明代初期士人存眷的核心問題，士人們做出或此或彼的選擇，表現著它們的人生價值追求以及對于新朝的立場，但要弄清每小我的立場又不是那么輕易，需要在對比中做出判定。此中的高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為徐賁（字幼文）作《蜀山書舍記》時，很是戀慕徐賁“不急朝上進步”的隱居念書糊口，并發感慨說：“而予也，海說神聊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祖先之遺也，日事馳驅而不知返，宜有愧于幼文矣。”（《高青丘鳧藻集》卷一）可知他是很愿意像徐幼文那樣過隱居生活生計的。可他在為晉陵的另一位徐姓文人作《野潛稿序》時，卻又分歧意其歸隱的選擇，說：“今亂極將治，君懷負所學，可終潛于野哉？”（同上卷二）這此中何者才是作者的真實立場呢？這就需要當真進行比力，看兩位徐姓文人與作者關系的遠近。徐賁與高啟同為海說神聊郭十友當作員，又與楊基、張羽一路被時人稱為“吳中四杰”，可以說高啟與徐賁有著持久的交往與很深的友情，而與晉陵的徐姓文人則屬于泛泛之交。再連系高啟自身的志趣，應該說標的目的往歸隱才是其真正的人生立場。那么他又為何會在其他場所不贊當作歸隱呢？這是因為征聘隱逸、鼓動勉勵出仕是那時朝廷積極奉行的政策，高啟在公共場所當然不克不及否決，所以對一般所交說一些體面話也就在所不免了。對比也可以在分歧對象面臨統一問題時而睜開。好比《莊子》有很多注本和研究當作果，但對于統一篇章、統一范圍甚至統一字句卻又有各自分歧的詮釋，將這些分歧的觀點放在一路進行比力，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莊子》的第一篇是《逍遙游》，可對“逍遙”的詮釋各家便有很多分歧。晉人郭象認為適性就是逍遙，大鵬與小鳥之間“小大雖殊，而放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它們擁有逍遙的原因在于“守拙”，而只有“守拙”才能“自適”。“茍足于其性，則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郭象：《莊子·逍遙游》注）在郭象眼中，大鵬和小鳥是沒有什么區此外。但東晉人支遁卻分歧意郭象的說法，他說：“夫桀、跖以踐踏糟踏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這些暴君、強盜以殺報酬歡愉，莫非也可以當作為令人標的目的往的逍遙境界嗎？支遁認為真正的逍遙是“乘天正而歡快，游無限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宿世說新語·文學》）。其實也就是《莊子》中所言的與道合一的“無待”境界。宋代人林希逸在注《莊子·逍遙游》時，認為逍遙就是“樂”，而樂的前提也是“乘六合之正”，只不外他將“正”詮釋為“正理”，也就是達到了高貴的儒家境德境界，這就將逍遙的不雅念與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欲聯系起來了。經由過程三者的對比，我們發現支遁的逍遙詮釋比力接近莊子的本意，而郭象與林希逸的詮釋則深受魏晉形而上學與宋代辦署理學的影響，從而顯示出各家分歧的特點與意義。一般地說來，在閱讀這類經典性古籍時，研究者很少只讀一種簿本，而是選擇幾種主要的權勢巨子注本，同時進行細讀以便進行對比，從而發現問題，提出疑問。當然，還可以在古與今、中與外等分歧層面臨統一對象的分歧理解進行對比，從而引出各種有價值的學術思慮，在此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舉例申明了。

研究型閱讀體例之三：聯想式閱讀。在常識型閱讀中，因為記憶常識的需要，讀者經常將常識歸納當作條條或要點，然后盡力將其納入本身的腦筋中，至于此一點與彼一點之間，此本書與另一本書之間，該學科與他學科之間，事實有何聯系與同異，一般是不在本身的考慮規模之內的。可以說該階段念書的目標還比力籠統，若是說有目標，那么增添常識即是其本家兒要目標。研究型閱讀則否則，此時念書的目標性較強，一個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不僅念書時會經常想到本身的專業，更主要的是還會經常想到本身今朝所研究的對象與問題。他在碰到一種新的理論、一個新的不雅點、一條新的材料時，就應該想到這些對解決我所研究的課題有何用處與幫忙，這就是我所說的聯想式閱讀。好比我在閱讀《王陽明全集》時，天然碰到了他哲學的焦點理論良知說。這原本是個哲學范圍，但當我發現良知的本家兒要特征是以人心先天即擁有性善為焦點，同時具有天然與虛靈的特征時，我就想到了我正在從事的公安派性靈說的研究，性靈說的本家兒要標語即是袁宏道所倡導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而他所說的性靈也具有天然與虛靈的光鮮特征。那么這種文學上的性靈說與王陽明哲學的良知說有無聯系呢？因為他們同處于明代的社會情況中，必然會晤對很多大致不異的人生問題，是以性靈說有可能受到過良知說的影響。于是就進一步追蹤下去，發現它們之間公然有聯系，只不外不是完全直接的聯系關系，而是顛末很多中心的環節，諸如顛末王畿的天然良知說和李贄的童心說等，從而逐漸淡化了王陽明良知說的倫理色彩，而加倍凸起了其真實天然與虛明靈慧的特征，這也是公安派性靈說既與良知說有聯系關系而又分歧于良知說的主要原因之一。經由過程此種聯想式的閱讀，就弄清晰了公安派性靈說的源流問題，從而對明代文學思惟的成長過程有了一個更清楚的認識，這些觀點后來就以《從良知到性靈》為標題問題頒發了出來。要進行這種聯想式的閱讀，有兩個環節很主要。第一個環節是要成立本身的學術基點。學術基點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它或者是一個研究范疇，或者是一個研究對象，或者是一種學術不雅點，總而言之應該是本身半斤八兩熟悉、經常思慮并試圖解決的工具。當研究者閱讀其他著作時，就會與本身所存眷的學術基點發生學術性聯想，很多新看法就是在這種聯想中萌發的。第二個環節是要具有比力靈敏的觸類旁通的感受與能力。就是經由過程聯想發現新現象與本身的學術基點的內涵聯系關系，去體味它們在哪些方面是相通的，在哪些方面是相異的，其價值與意義安在等等。具備了上述兩點，經常進行這種聯想式的閱讀，就會有用地練習本身目光的靈敏性與思維的鮮活性，從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聯想的能力當然不滿是方式問題，它在很多時辰被人們稱作“悟性”，而“悟性”的凹凸有時又經常被視為先天的本質。聯想式的閱讀盡管不太可能徹底改變一小我的先天身分，但經由過程有意識的練習，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闡揚自我的先天能力。

最后還有三點需要彌補申明：第一是上述研究型閱讀的三種分歧體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依存、相輔相當作的。對比式閱讀既可以發現問題、發生疑問，又可以萌發彼此之間的聯想；聯想式閱讀自己就是對比的過程，只是這種對比不是在分歧對象之間而是與本身原有的學術基點之間的對比罷了。具體地說就是，對比式閱讀的對象是在統一范圍、統一問題之內睜開的，聯想式閱讀則往往是在相異的要素之間進行的。或者說對比式閱讀的各對比項往往是同時進場的；而聯想式閱讀的某些對比項則往往是隱含著的；而疑問式的閱讀之所以可以或許發生質疑，也是與本身原有的學術堆集相聯系，并經由過程頻頻的對比而提出的。若是能把這三方面連系起來，將會取得相得益彰的積極結果。第二是常識型閱讀與研究型閱讀的階段與對象并不是固心猿意馬不變的。在一些研究型大學里，在一些以培育研究型人才為方針的大學基地班里，在一些天資優良與根本扎實的大學本科生里，都有可能在大學本科的高年級就提進步入研究型閱讀的階段。甚至不解除在個體成就優異、締造性極強的中學生里，也有可能進行研究型閱讀的測驗考試。反之在一些以學歷與課程教育為方針的研究生里，如工商碩士、法令碩士與教育碩士等，也可能本家兒要以常識型閱讀作為本身進修的本家兒要體例。第三是在人的平生中常識型閱讀與研究型閱讀并不是彼此排斥與替代的關系，而是彼此連系、互為彌補的關系。尤其是在進入研究型閱讀階段之后，并不料味著就可以完全拋卻常識型的閱讀，因為跟著研究范疇的擴大與研究內容的深切，人們老是需要不竭地彌補新的常識，或領會新的學科以供交叉研究，或需要把握新的理論覺得研究東西，或進修新的語種以便進行學術交流，則常識型的閱讀就依然擁有不成替代的價值。人們需要弄清的是，哪些范疇需要研究型閱讀而哪些范疇又需要常識型閱讀，并處置好二者之間的關系，這才是至關緊要的。

作者：左東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