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耶魯看北大：追問大學學什么？

追問大學學什么

我與薛涌師長教師素昧生平，偶爾人緣經由過程幾回電子郵件。薛師長教師本科結業于海說神聊京大學，博士學位則是在美國的耶魯大學拿下的。有豐碩的人生閱歷且博覽群書，他的新書《海說神聊多量判》，以中美兩國的精英大學做比力，透過耶魯看海說神聊大，對我國時下教育尤其是高檔教育的批判，長短常出色的。整本書共分六章，因為不是一本學術專著，各部的內容邏輯就不講究連貫和一致性，讀者可以就本身的樂趣，擇取讀之。是以本文也不就各個部門一一評論，而是把本身感觸感染最深的部門評述，并提出我的一些攻訐。

準確的專業意識

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部門是第一章——“海說神聊大不教的工具”。因為我在國內讀過兩所大學，在美國讀過一所大學，固然和薛師長教師念的黌舍分歧以實時間上有些不同，可是履歷和感觸感染上卻有良多的相似。固然題目是“海說神聊大不教的工具”，現實上倒是說的整個中國高檔教育的問題。我覺得，薛師長教師以此為題目，一是照應書名，再者是吸引讀者的注重力，這一點也可以說是薛師長教師的一個拿手。若是薛師長教師做告白商，會很是當作功。那么，海說神聊大不教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呢？從薛師長教師的書里，大要可以歸納綜合為：大學學什么，準確的專業意識，讀和寫，以及論辯。這些工具又是慎密環繞著“大學學什么”而聯系在一路。

△耶魯藏書樓。圖片來歷收集，侵刪

先說說專業意識，這大要是中國粹生受害頗深的處所。薛師長教師對專業意識的闡述很是出色，文中個案對中國粹生來說很有代表性。我昔時也有這些狹隘的專業意識。而這些意識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情況造當作的。我們都是受害者。“螺絲釘精力”就是要求“專”。結業后分派工作，或者在工作市場上競爭，分歧的專業，門庭的冷暖很較著，是很好的實際教育。專業就是敲門磚。沒有人管什么通識教育，什么“周全成長的人”。我本科被放置到了教育系的教育辦理專業。從錢鐘書的《圍城》里，我們就知道教育系是最受歧視的系。從系里必修課和必選課的放置來看，哪里是什么培育“周全成長的人”，固然教師們幾回再三給我們講：“我們必需要教育與出產勞動相連系，培育周全成長的人。”一九九四年我作為中師保送師大的“保送生”，選擇專業的自由一丁點兒也沒有，完滿是被選擇的。此刻還好了，有了本身選擇專業的諸多自由了。可是，多年來形當作的思維體例，一會兒不成能扭轉過來。我的伴侶的孩子上大學了，我把我的專業理念說給他們，感受沒有效。如果說某小我學汗青專業，那么，這小我頓時似乎就被人看低了，學汗青的，有什么用？

我們看看薛師長教師經由過程一個審訊律師的話對學汗青的感化的出色辯護：

我本家兒要的工作是核閱法庭記實。公訴人、被告律師，甚至各類證人在法庭上講的話都是被記實下來的。我在閱讀中，要從各方的話的字里行間找馬腳。大的馬腳可以導致法庭推翻原判。你生怕難以相信，我閱讀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馬腳，都被推翻了。很多人從牢獄中被我救了出來。這些人一般是貧民，本身沒有錢雇律師，法庭給指心猿意馬一個，有時案子審理得很是潦草，所以我的責任就很是重大。你看看，干這種工作，和你們汗青學家有什么分歧？你們不就是經由過程閱讀檔案，在字里行間挖掘前人沒有看到的工具，甚至推翻前人按照同樣的史料得出的結論嗎？說到底，這仍是批判性的閱讀，是汗青的根基練習。

他所言極是。我還必需彌補的是，汗青學家面臨的文獻，多是那時的人按照本身的目標對“事實”進行的論述。因為目標分歧，所論述的“事實”也分歧。對汗青學家最大的一個挑戰是，你所擁有的史料不外是曩昔的報酬我所用講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沒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線索。汗青學中的批判性閱讀，出格要注重是誰在論述，目標是什么，然后發現這種“論述特權”袒護了什么事實或是否壓制了其他人的論述。舉個例子，我們看中國的史料，講到某王朝衰亡時，往往會碰著女人是禍水這類論述和評論。此中評論一看就知道是史學家的小我定見。但他的論述有時則顯得很客不雅，出格是那些沒有同化評論的論述。沒有批判性的閱讀，你可能會簡單地接管這些為既心猿意馬事實。可是，當你意識到這些滿是漢子的論述，出格是那些但愿推諉責任的漢子的論述時，你就必需警戒。因為女人在這里沒有論述的權力，她們的聲音被壓制了，沒有留下來。那么，你就必需細讀現有論述的字里行間，發現此中的馬腳。這是闡發史料的根基技巧。剛被奧巴馬提名為美國汗青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頓本科時學的就是汗青專業。她大一時碰到了汗青系的傳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闡發地閱讀文獻史料，使她的思維能力有脫胎換骨的躍進。這大要也是她日后能最終登上司法界顛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證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學院身世的律師的話，讀史料的功夫和律師的根基練習很是一致。

這一段引用較長，因為不肯意粉碎其連貫性和一體性，連結了文章原貌。我們的汗青學教師們曾經有幾位這么講過，對能力或者常識的通性如斯理解？我們的學生有幾個有幸可以從大學教育里獲得這樣的對專業熟悉呢？

大學學什么？

大學學什么，是從學生的角度來看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可以問“大學教什么？”鄭也夫師長教師有一篇演講稿，就是“大學教育教什么？”歸納為三個方面：念書、寫論文和思慮，理工科還要加上嘗試。薛師長教師對“大學學什么”供給的謎底正與鄭師長教師的謎底相呼應。這兩位智者都對“有效”和“無用”的工具做出了辯證的深刻的闡述。很可能看似“無用”的工具有“大用”。

我很附和薛師長教師的一個不雅點：“什么是大學糊口的焦點？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就是disputation（論辯）。這種‘論辯’，并紛歧心猿意馬是公開的口頭辯說，而更多的是在心靈中默然進行的長短辨析，是一種永無盡頭的精力盡力。”可是論辯的前提是什么？那是自力自由的思惟。沒有自力自由的思惟，結論都給限制了了，還奢談什么“論辯”！？這個讓人可以自力自由思惟的情況，必需是容忍多樣性的，至少要容忍多樣性的不雅點。從久遠的成長看，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成長。

哈佛大學經濟系助理傳授Chaney，二○○八年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伊斯蘭科技成長黃金時代的鼓起和式微的，論文的標題問題是《多樣性、寬容和經濟績效》；副題目是“來自穆斯林和西班牙的經驗”。這個論文很有說服力地論證了對（宗教）多樣性的軌制性寬容是何等主要，可以激起人們論辯，促使人們自力自由的追求真知，從而促進了科技的立異和經濟的成長。正好，我還看到了一個社會學家對近代科學鼓起的研究，就是胡弗二○○三年由劍橋大學出書社出書的《近代科學的鼓起：伊斯蘭、中國和西方》一書。胡弗這樣總結中國近代科學的式微原因：“中國科學的問題，底子上不是手藝意義上的錯誤，而是中國統治者既不締造也不容忍自力的高檔教育機構的存在，而恰是在這樣的機構里，客不雅的學者們才能摸索他們的真知灼見。”這兩個研究彼此印照，加倍深了我對中國今世教育問題癥結地點的觀點。所以我認為，薛師長教師對淺層的高檔教育問題的批判很是活潑、讓人很難不被打動。可是，薛師長教師沒有更深一條理地揭示問題的癥結地點：為什么“海說神聊大不教這些工具”。

△耶魯校園。圖片來歷收集，侵刪

其實，客不雅地說，薛師長教師也不是完全沒有涉及到這一條理，第五章的第一節就是：“大學的責任在于塑造有思惟的公平易近。”可是有著國子監傳統，并加上了數十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節制的大學，若何實現本身的“塑造有思惟的公平易近”？薛師長教師在最后一章里，以回首歐洲早期“大學的降生”，直接追溯大學的自治思惟的根源。因為把中國的大學和中宿世紀的歐洲大學比擬，“論辯”精力都比不上，薛師長教師得出結論：我們的大學還不如中宿世紀。盡管薛師長教師有著這么多的對“塑造有思惟的公平易近”的闡述，仍是沒有直指問題的癥結地點：缺乏對多樣性的寬容，缺乏對自力自由思惟者的寬容。這種缺乏的成果，只能是持久的掉隊。

在薛師長教師的書里，讀和寫是事業當作功的關頭。經由過程讀和寫和宿世界成立聯系。我很附和這個不雅點。可是在缺乏自力自由思慮的情況下，讀和寫都當作問題。即使撇開自力自由思慮的情況非論，在有限的自力思慮下，讀和寫的問題根基上沒有在高檔教育中受到正視。我讀書直到念碩士的時辰，才有我的論文導師指出來我的文字問題，也是寫作的問題，多次督促我打磨本身的文字功夫。那么多年那么多的教員，竟然沒有一個指出來這個問題。凡是是寫了功課，教員收上去，只反饋一個分數，沒有任何考語和建議，功課自己也不會發給學生。這樣一個缺乏反饋的單標的目的性的講授，在美國可以說從來沒有碰到過。是以，國內的教員沒有人關心學生的文字寫作也可以理解了，有個分數反饋了就領會了，誰還管文字這樣的“小事”。

批判性思維

在讀和寫的問題上，我們的高檔教育，甚至整個教育界都很不正視，已經是一個大問題。而作為一個受過西學嚴酷練習的學者，則應該自發地注重本身的寫作，要讓本身的寫作更富有理性闡發的當作分，更合適科學思維。從《海說神聊多量判》一書中，尤其是從中國大學的弱智化一章里，我讀出了薛師長教師在論證不雅點的時辰，有時辰理性思維弱于感性思維，或者說是科學思維不敷。好比，利用數據的時辰對數據時候性和來歷的把關，揣度的時辰考慮到前提假設是什么，可能的后果是什么。起首要有邏輯的內涵一致；還要做到不雅點與資料的契合。田方萌師長教師專文對這一章的不雅點進行了褒貶（拜見田方萌：《農村考生該受配額制庇護嗎？》）。在此文中，田說：“薛涌是個勤懇著述的作家，卻不是個品味數據的學者。”好比，“關于農村塾生占在校大學生的比例，據沈若愚師長教師查證，薛涌引用的數據源自十年前對海說神聊京高校的一次抽樣調查，既不具有時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我根基上附和田師長教師的這一觀點，同時我認為，薛師長教師不僅僅“不是個品味數據的學者”，并且科學揣度也不嚴謹。好比，薛在辯駁田的這篇文章的時辰（拜見薛涌：《中國大學是否正在弱智化》），薛說：“田師長教師質疑說，我的智商理論是‘成立在一個未經查驗的假設上——農村生齒和城市生齒擁有不異的智商分布。很遺憾，像各地居平易近的身高一樣，智商在一國規模內的分布并不平均。基于大城市——尤其是海說神聊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納了全國規模的優異人才，我們有來由猜測，城市生齒的平均智商該當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高于農村生齒’。很遺憾，他所談的并不是我的智商理論，而是西方智商派學者的共識：智商在生齒中的分布，并不以人的階級、棲身地等等外在身分為轉移。”不知道大師看出來薛揣度中的問題了嗎？田說的是智商的地域分布，或者城鄉分布，這個分布是分歧的，因為理論上可以說智商高的人扎堆了。而薛說的是什么？是智商在足夠大數目的生齒中的分布，是模子的正態分布，這個分布是“并不以人的階級、棲身地等等外在身分為轉移”，智商極高和極低的都是少數。這個模子不是說的地域分布。薛還說：“很遺憾，他所談的并不是我的智商理論，而是西方智商派學者的共識。”不知道薛是否知道本身掉包了概念，還說是“西方智商學派的共識”。

為了進一步顯示西方智商理論的分布“不以人的階級、棲身地等等外在身分為轉移”，薛接著說：“這一結論，顛末了很多心理學和統計學的驗證，被《鐘曲線》的作者歸納出來。即使是優生學的開山祖師之一Francis Galton在其名著《遺傳的天才》一書中也指出，天才家族要幾代人達到顛峰，然后在接下來幾代式微下去。”不知道薛是否知道，恰是這個開山祖師加爾頓在本身的著作里認為，因為智商的可遺傳性，白人貴族在智商上要優于其他人（拜見Galton,F. (1865) Hereditary talent and character. Classics in theHistory of Psychology），這不恰是智商分布在社會階級上的不同嗎？
薛師長教師是聞名的推崇西方文化的公共常識分子，對西方的教育，尤其是高檔教育更是贊賞有加，也是以才對比中美教育而對中國高檔教育加以批判的。可是，讓人費解的是，薛師長教師對西方的社會科學方式或者科學思維怎么就那么有成見呢？小時辰聽戲，大師經常掛在嘴上一句話是：會聽的聽門道，不會聽的看熱鬧。在美國粹術界，學者們對閱讀論文也有個大要的共識：會看的看方式，不會看的看結論。外行人直奔結論，里手垂青的是方式。正視方式，是科學思維的主要表示。就此問題在與薛師長教師的通信中，薛師長教師坦誠本身對社會科學方式和統計方式的成見。

薛師長教師很是誠懇地謙善地說本身之所以選擇汗青作為專業，是脾氣使然。然而，即使是汗青學博士，在美國，尤其是耶魯這樣的常青藤大學，不成能不正視科學思維的一面。我們就拿薛師長教師很有成見的統計方式為例子來看這種西方科學對批判性思維的主要性吧。若是沒有根基的抽樣、描述統計和揣度統計的根基常識，我們很可能對一些媒體或者機構供給的數據讀不懂。那么，也無法提出批判性的不雅點。每種抽樣方式和揣度方式都有本身的長處和錯誤謬誤，只有領會了這些錯誤謬誤和長處，才可以或許對供給到我們面前的統計成果有深刻的目光。這個東西也可以幫忙我們更好地發現事實。好比美國南部某州認為有種族歧視，因為黑人謀殺罪犯比白人判死刑的要多。而對黑人和白人判死刑的統計發現，統計學意義上并不存在種族歧視。這時辰，加上一個節制變量，被謀殺者的種族身份，發現若是被謀殺的是白人，不管罪犯是白人仍是黑人，都被判死刑；若是被謀殺者是黑人，則紛歧心猿意馬被判死刑。這里就顯示了種族歧視的存在。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要闡揚社會學的想象力，好比財富地位，白人富有，可以或許請得起律師。然后再驗證。再舉個例子，薛師長教師書里也提到的關于受大學教育與沒有受大學教育的人的收入不同問題。我們會認為這種不同是是否接管了高檔教育的成果，現實上高檔教育自己就是一個選擇機制，那些很有創意，很有腦筋，或者智商很高的學生，經由過程選拔，被選到了大學里。即使他們都沒有受過高檔教育，這兩群人的收入差別照樣存在。這里就有一個統計選擇誤差的問題。統計學練習可以幫忙我們考慮到諸多這類問題。

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做過數次社會統計學的助教，從初級到中級到高級。統計學在現代諸多學科中，包羅汗青學研究里也普遍地運用。明大本科生，初級社會統計學是必修課，這比中國的大學可很多多少了。我在國內讀了社會學的研究生，也沒有人家本科生的社會統計學的常識多，并且人家本科就進修了社會統計闡發軟件，我出國前一種統計軟件也沒有進修過，因為從來就沒有機遇接觸。高級統計學則是社會學博士生的三大必修課之一（其他兩門是理論和方式，而高級統計則是對量化方式的專門練習）。統計可以幫忙我們發現事實，揣度事物變量之間的關系。若是根基的量化道理和常識都不懂，本身的科學思維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必定有一大缺陷。

所以，我不得不指出，薛師長教師在回覆“大學學什么”的時辰，丟失落了一個很主要的工具：就是論辯要有硬件撐持，這個硬件需要諸多的硬常識，來撐持科學思維。是以，我對上面的“大學學什么”的問題要增添一個主要性不低于“論辯”的工具：結業分開黌舍后不輕易進修到的技術，好比數學、統計、計較機編程說話等。

當然，《海說神聊多量判》不是一本學術專著，大要可算是一本近似科普的公共讀物，我們不克不及苛求。并且，任何書都不是完美的，要不學術就可以終結了，沒有什么新拓展了。可是，對于以鼓吹批判性思維來“批判海說神聊大”的這本書，并且是受過杰出的西學教育的薛涌師長教師，我們面臨其科學思維的缺乏，仍是感覺比力遺憾。但愿讀者可以或許以批判性思維來閱讀此書，大要這也是薛師長教師所但愿的。同時我們也但愿薛師長教師可以或許在寫作即使長短“正襟端坐”的學術文章的時辰，也可以或許表現出深摯的科學思維功力。

想說的話良多，但不是一篇小文可以承載的。評論就到這里。但愿這是一篇真正的書評。若是讀者讀出的是書商炒作的味道，那只能是我素質上的俗氣。

作者：陳心想

來歷：《念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