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是怎么論的？

海說神聊京直飛雅典的航班很少，假期欠好放置，于是訂了從意大利羅馬起色再飛雅典的機票。在羅馬旅游之后，我搭上希臘奧林匹亞航空公司的飛機，辭別亞平寧半島，標的目的雅典飛去。航程1000公里擺布，飛翔一個半小時。臨近雅典時，從飛機上望去，下面多為山地和丘陵，也有一塊塊整潔的農田。海水湛藍，城市中的衡宇星羅棋布，看不出有出格之處。可是一想到這里是雅典，代表著古希臘文明，禁不住心里升起一股崇拜之情。

古希臘文明對后宿世影響龐大，評價多為溢美之辭，少有貶斥之語。相對于其他古代文明的很多爭論和評價差別，古希臘文明更像是一個“德智體美勞”都表示不錯的“五好少年”，受到大部門地球人的高度贊揚。可是對于這樣一個光輝的古文明，我卻知道得很晚。因為我從小受的教育是“宿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很遺憾，沒有希臘。

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建造于公元前26宿世紀。

現代漢語詞匯中有良多“四大”，好比“四大發現”“四臺甫著”“四大美男”“四大菜系”，甚至文學中有“四臺甫捕”“四大惡人”等等。四大文明古國在我少年時的腦海里就像武俠小說中的四大武功高手一樣，越老內力越深摯，功夫也就越高。本身的故國能位列此中，天然是很名譽的工作。可是跟著時候推移，這個概念發生了問題。我逐漸發現中國與其他三國比擬，在年月上有些差距，而跟古希臘更接近。為什么不說“五大文明古國”呢？

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若是言之鑿鑿也無所謂，可是此說卻有些迷糊不清、欲說還休。“書上說”“一般說”之類的提法游走于官方和平易近間，具體的前因后果不太清楚。其實此說最早出自西方，因為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不成能對汗青形當作這樣的熟悉。在19宿世紀，歐洲汗青學者把古希臘文明單列，而將兩河、尼羅河、黃河、恒河四個都降生于河道旁的古文明地域歸為一類（那時印度河文明尚未被發現），合稱four major early civilizations，直譯為“四個本家兒要早期文明”，簡稱“四大文明”。后來此說傳入國內，由近代聞名學者梁啟超（1873～1929）最先用中文提到“古文明故國有四”，即四大文明古國。

兩河文明中阿卡德帝國統治者的青銅頭像，制造于公元前23宿世紀。

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達羅的城市遺址，鼓起于公元前25宿世紀前后。

戊戌變法掉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于1900年1月30日午夜寫長詩一首，名為《二十宿世紀承平洋歌》。梁啟超提出人類文明履歷三個時代：第一是“河道文明時代”，第二是“內海文明時代”，第三是是“大洋文明時代”。通讀全詩，可以發現這是一首抒情詩，用詞并不嚴謹，并且因為作者的常識局限，可以說錯誤不少。

關于四大文明古國，詩中是這樣寫的：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眠（侯官嚴氏考心猿意馬小亞細亞即漢之安眠，今從之。）鄰相望（地球上古文明故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厥名河道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當作建邦。

文中“侯官嚴氏”是翻譯家嚴復。讀完這幾句可以知道，所謂“四大”的中文來歷，此中小亞細亞用安眠取代，較著是為了詞語能入詩。但“漢之安眠”是西亞古國帕提亞，地區本家兒如果此刻的伊朗，年月較晚。小亞細亞是此刻土耳其的亞洲部門，也有早期文明，而與古巴比倫有地輿距離，后者在兩河道域。梁啟超將地中海文明（古希臘）歸入第二紀，同類型還有波羅的海、阿拉伯海和黃海、渤海。第三紀先是大西洋，20宿世紀則該到承平洋了。

梁啟超的闡發若是泛泛而論不克不及說全無事理，尤其是最后關于承平洋宿世紀的暢想還很有前瞻性，比此刻的提法早了100年，但也有良多內容禁絕確。好比中國的渤海、黃海地域，直到清末也并未形當作“內海文明”，不外是“河道文明”的延長，所以梁啟超的歸納綜合綜合闡發起來值得商榷。梁啟超作為學者，看到國度積貧積弱、受到列強侮辱，但愿能盡快鼎新、變法圖強，寫詩抒情明志、激勵國人，令人打動。更有甚者，學者馮友蘭在1946年《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寫道：“蓋并宿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度，亙古亙今，亦新亦舊。”作為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置于那時情況之下，今日讀來，依然讓人熱血沸騰，可是若是細心咀嚼，沉著闡發，總感覺結論有點不三不四。

好話誰都愛聽，“四大文明古國”名號響當當，還力壓西方一頭。國度羸弱之際，近似的不雅點良多，也需要這樣的精力食糧。不外此說雖廣為傳播，出處卻少被說起，個中啟事頗為微妙。除了在學術上的不嚴謹之外，詩頂用“支那”一詞來代指中國，可能是大師不肯引用的本家兒要原因。

支那一詞為梵語，指中國，被音譯的日本漢字借詞利用，當初沒有貶義。中國古代講到國度概念時多用國號，如漢唐宋明，并無涵蓋所有朝代、普遍利用的特心猿意馬詞匯。19宿世紀中葉今后，“中國”一詞被逐漸用來專指國度全數國土，不做他用。可是同時，因為日本近代對中國的龐大影響，所以“支那”一詞也普遍利用，不然毫不會呈現在梁啟超的詩中。另舉一例，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報》誤登毛澤東病故的動靜，平易近國元老柳亞子信覺得真，是以寫了一首詩：“神烈峰頭墓草青，湖南赤幟正縱橫。人世毀譽原休問，并宿世支那兩列寧。”他還在詩末注明：“兩列寧，孫中山師長教師和毛澤東同志。”柳亞子是愛國詩人，也以“支那”一詞入詩，可見那時這種用法傳播甚廣。可是此后不久，九·一八事情爆發，中日關系交惡進級，待到抗日戰爭，兩國視同水火。此時中華平易近國立國多年，已習用“中國”一詞，但日本依然用“支那”稱號中國，就較著帶有貶義，后來釀成欺侮的稱呼。直到此刻，支那一詞依然敏感，日本官方已經不消。兩國平易近間打罵時，一邊“中國”立即釀成“支那”，另一邊則以“小日本”“倭寇”等詞語對應，并不吃虧。

國度的概念古今分歧，不克不及用此刻的理解來硬套。是以有不雅點認為應該用古文明地域來表述人類早期文明，而慎用“國度”一詞。事實上除了古埃及之外，其他古文明早期都很難被稱為單一國度，好比巴比倫就底子無法涵蓋兩河文明。兩河文明是一種習慣說法，也稱作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現實上這一古文明地域除了兩河道域，還包羅約旦河道域，西方統稱為“新月沃地”（新月沃地的概念也可以涵蓋埃及尼羅河道域，甚至擴及至古希臘地域）。印度和中國因為后來延續時候長，各類表述中輕易對早期汗青強行利用國度的稱呼，已當作習慣，欠好改變。不外應該熟悉到，這只是后來習慣的一種反標的目的延長。在國內，四大文明與四大文明古國經常混用，其實前者的地區意義更強，與后者的國度概念有較著區別。而從梁啟超起，就用現代的國度概念來理解古文明，這就與史實嚴重不符了。

從考古挖掘資料來看，以呈現文字為標記，人類早期文明的降生地有六處，別離為兩河道域（楔形文字）、尼羅河道域（象形文字）、印度河道域（印章文字）、愛琴海周邊（線形文字）、黃河道域（甲骨文）、恒河道域（古梵文）。此刻除印章文字外，其他文字大部門已能辨識。此中印度河文明與古印度恒河文明因為中文表述接近，地區有重疊，極易發生混合。其實這是兩種古文明，因為時代差別，又找不到靠得住的聯系證據（它們之間的聯系關系度只能猜測），所以考古學上是自力當作章。不外在講述整個印度汗青時，因為地輿關系，加上這兩個古文明又前后呈現，所以廣義的古印度文明也可以包羅印度河文明。

六大古文明地域都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此后的故事，本家兒要從這里睜開。

作者：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