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精神病態者的距離有多少？

PSYCHIATRY精力病學

精力病態者，這個詞很輕易讓我們聯想到一個冷血殺手的形象，或者一個狡黠且無情的自我本家兒義者。例如泰德·邦迪（Ted Bundy），在20宿世紀70年月專門劫殺配偶女，并強暴她們已經腐臭的尸身。或者是片子《緘默的羔羊》中的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他總能從各類各樣的禁錮中奸刁逃走，并最終吃失落他看不起的人。

在公家的想象中，精力病態者（Psychopath）*是險惡的化身。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卻認為他們是疾病纏身的人，而非險惡的魔鬼——他們都是精力錯亂的受害者。所以，精力病態者的本相事實是什么？他們都碰到了哪些問題？

*譯者注：精力病態者（美國精力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將其收錄在反社會人格障礙）。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他們與您我如斯分歧？

加拿大犯罪心理學家羅伯特·哈爾（Robert Hare）最早編制了哈爾精力病態量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隨后，該量表顛末了修訂并普遍地用于精力病態的診斷。該量表認為，精力病態者凡是是自私的、膚淺的和不負責任的。他們很難節制本身的感動，經常在小時辰就表示出反社會性，貧乏共情、慚愧以及懊悔的能力。他們盜竊，時常說謊，對其他人、社會規范甚至法令律例都缺乏尊敬。有些時辰，他們會熬煎懦弱可憐的小動物，進犯赤手空拳的兒童，甚至詭計殺死他們的怙恃或兄弟姐妹。一旦被捕，他們不會悔悟自責，反而傾標的目的于將責任推卸到當作長情況或社會體系體例上。

比來的一些數據表白，美國有跨越90%的男性精力病態者受到刑事司法系統的制裁，要么在牢獄服刑、要么處于假釋狀況，或者以其他一些形式。因為精力病態者只占總體生齒的1%，這個數字無疑是令人震動的。因為和犯罪過為高度相關，精力病態曾經以“道德變態”而為人所知。

—Lauren Bending

關于精力病態的這種臭名化描述本家兒導了業余人士和專業研究者的設法。臭名化描述既駭人聽聞，又讓人問心無愧。精力病態者凡是疾病纏身，神志不清，缺乏道德良知。換句話說，他們和您我完全分歧。

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總的來說，精力病態者并不缺乏很多主要能力，并且他們的缺陷也經常并不較著，或者往往局限在某一特定情境。說真的，他們并不是沒有能力分辯長短對錯，也不是沒有能力做出準確的決議計劃或者和其他人發生同感和共識。

相反，他們會蒙受良多更根基的問題的困擾——好比過于剛強己見、無所害怕或者利欲熏心。更主要的是，也許“我們的”行為反映要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像“他們的”行為反映。就像精力病態者，我們可以或許撥動我們的共情儀表盤；盡管我們對共情贊不停口，但若是細心不雅察這種情感，我們就會發現它比任何“暖和而恍惚”的感同身受更接近自我庇護的本能。

精力病態者并未表示出怪異的離群行為，反而揭示了有關人類道德的主要事實。可是我們是否籌辦好了接管他們可能教給我們的工具？

理性是不是關頭

當我們起頭爭論精力病態者事實碰到了什么問題的時辰，研究者們經常用兩種對立的道德理論互相攻訐。理性本家兒義取標的目的認為，對于長短的判定基于理性而非感情。一些哲學家傳播鼓吹，精力病態者的存在表白理性本家兒義是完全錯誤的。精力病態者如您我一樣有邏輯——現實上，他們甚至比我們更伶俐。是以在日常糊口中他們被描述為精妙的圈套。所以，精力病態者在理性的環境下卻仍然做出非人道行為的事實，就意味著道德的敏感性不僅僅基于純粹的理性。

可是這里有些不合錯誤勁了。若是精力病態者足夠伶俐，那他們為什么還會被刑事司法系統不竭追捕呢？在活潑描寫精力病態的著作《沒不忘本》（Without Conscience）（1993）中，哈爾描述了一個去加入聚會的漢子決議買一箱啤酒，當這個在哈爾的精力病態量表中的得分很高的漢子意識到本身健忘帶錢包之后，他選擇擄掠了比來的汽油站，并用一根繁重的大木棒重創了售貨員。

—Simón Prades

盡管精力病態者可以或許理性地、清楚地思慮，可是在行為中他們卻表示得很是不睬性。他們在與哲學家口中的“采納步履的理性”作斗爭：當我們在決議采納步履的時辰，我們往往會考慮一些來由。例如我們所做的工作有多大的幾率會實現我們的方針，而且不會與其他工作或方針發生沖突。舉個例子，用木棒重擊售貨員，您也能實現獲得一箱啤酒這一方針，可是這樣做會使您發生龐大的壓力，再加上您極其不肯被捕入獄，所以您不會這樣做。精力病態者所缺乏的似乎是綜合考慮做出準確選擇的所有身分的能力，而且往往沒有足夠的來由去詮釋他們的行為。

來自心理學的證據表白，精力病態者存在推理能力的缺陷，乃至于他們的決議計劃能力也會受損。他們老是將注重力聚焦在手頭上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而且會忽略相關的布景信息。若是這些布景信息不主要的話，他們其實會做得很好。

其他研究發現，精力病態者可能在改變本身的反映上存在堅苦，他們很難理解，那些曩昔被獎勵但此刻被賞罰的行為，或者那些曩昔被賞罰此刻卻被獎勵的行為。與之相似的，哈爾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朱泰（Jeffrey Jutai）發現，精力病態者在走迷宮使命中會剛強地執行他們最初的策略，哪怕那樣做他們會蒙受令人疾苦的電擊。而大大都正常的被試，城市拋卻原路并尋找迷宮的其他出路。這種不敏感性也會延長到像生氣的面目面貌這樣的社會威脅。

這些發現撐持了理性本家兒義者的不雅點。精力病態者的不道德性為是由無法合理推理所導致的。但您也可能注重到了，那就是和通俗人比擬，在相似的景象下，精力病態者可能更少地體驗到驚駭。而我想我們都知道驚駭自己也是一種情感。這，也就把我們從頭帶回了感情取標的目的這一陣營——道德的中間是感情而非理性。這一陣營尤為存眷共情。

他們能共情嗎

精力病態者可以或許做到共情，前提是明白告訴他這樣做。

除了像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和紐約城市大學的哲學家耶西·普林斯（Jesse Prinz）這樣聞名否決共情的人，理論家和研究者大多高度正視共情。一部門，是因為它與被稱為道德感情本家兒義（sentimentalism）的第二種本家兒要的道德理論完美契合。道德感情本家兒義的汗青可以追溯到18宿世紀的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和亞當·史姑娘（Adam Smith）。他們認為，分辯長短對錯的能力是成立在同理心上的。當我們與他人感同身受時，我們才能將他人的磨難看作是糟糕的或不公的。正因為共情帶來的感觸感染，我們才關心別人身上發生了什么，即使這些事對我們并沒有直接的影響。

撐持這些本家兒張的最佳的嘗試證據來自對共情式關切的社會意理學研究。從事成長心理學研究工作的心理學家，例如紐約大學的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都認為共情在社會能力和道德理解中起著焦點感化。丹·巴特森（Dan Batson）認為，共情式關切是一種暖和、善良、對有需要的人富有同情心的感受。這種感受會激發真正的利他行為。共情促使我們善待他人，是對他人道德關切的根本。而精力病態者似乎證實了這些不雅點：他們較著同時缺乏道德感觸感染和共情反映。

—Stephan Schmitz

然而，精力病態者在共情測試中卻表示得出奇的好。鑒于這些測試經常基于自我陳述，而精力病態者又是經驗豐碩的棍騙者，這紛歧定令人驚奇。可是，精力病態者在測試心理和大腦反映的嘗試中也發生了有趣的成果。例如皮膚導電率這平生理指標，經由過程測量皮膚的導電機能，它可以很好地指示您的情感狀況。當您因壓力、驚駭或憤慨而出汗時，您的皮膚會變得更輕易導電。

而比擬于非精力病態者，精力病態者在不雅看陷于困境中的人們的照片時表示出更低的皮膚導電性。還有此外研究測量了驚嚇反映：若是給一個正常人展示一張他們可以或許察覺到威脅的圖片，他們則更輕易受到一聲巨響的驚嚇。精力病態者一般會對直接的威脅做出正常的反映，像張開大嘴巴的鯊魚或驀地出擊的毒蛇的圖片。但他們對處于疾苦或困境中的人們等社會性威脅則沒有反映。而正常人則對這兩者都有反映。

—Bjo?rn O?berg

神經科學家也對精力病態者的共情反映進行了研究。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當作像（fMRI）的研究中，精力病態者的與共情相關的大腦區域不會像對照組那樣激活。可是，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神經生物學研究者哈瑪·梅菲特（Harma Meffert）和她同事的研究中，精力病態者被明白要求去盡可能地感觸感染一只被撫摩，或者被推開的手。在這種時辰，精力病態者是夠呈現正常的反映的。這也就是說，在明白告訴精力病態者去共情的時辰，他們也可以或許做到共情。

芝加哥大學的神經科學家簡·德賽迪（Jean Decety）和他的同事發現了相似的成果。他們給精力病態者呈現人們四肢處于疾苦狀況下的圖片：好比，手被卡在車門里了。研究人員要么告訴他們“請想象這件工作發生在您身上”，要么告訴他們“請想象這件工作發生在他人身上”。當精力病態者想象本身處于疾苦的情境時，他們表示出與共情典型的大腦激活很是接近的大腦反映模式；可是，當他們想象其他人處于同樣的情境中時，與共情相關的大腦區域卻沒有激活良多。

是共情缺陷，仍是其他原因？

若是說精力病態者存在共情缺陷，那接下來這個研究則令人猜疑。測量大腦勾當的另一種方式使這個難題加倍清楚了然。腦電圖（EEGs）可以或許全時程記實大腦的勾當，分歧于fMRI的是，這種方式可以或許記實某一特按時間段的大腦勾當。關于精力病態者的腦電圖研究很是有開導性：事實證實，在最初，他們對處于困境中的人們的大腦反映在很大水平上是完整的。心理學家將這種環境稱為“定標的目的反映”，指的是將注重力轉標的目的刺激的行為——在這種環境下，刺激的行為是別的一個有麻煩了的人。這種行為與可以或許調動防御反映的交感神經系統的有關。在這第一反映上，精力病態者和非精力病態者沒有什么分歧。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就紛歧樣了：精力病態者的防御反映并沒有變得越來越強，他們對處在困境中的他人的注重力也不會更集中，而是逐漸削弱直至消退。這是為什么？

其他關于共情的研究供給了更多線索。研究發現，當大夫在面臨即將接管針頭打針的病人時，他們表示出和精力病態者不異的反映模式。因為大夫完全有能力在需要時和病人連結共情，所以，人們認為這種反映的削減，必然是來自于他們對本身的情感施加的認知節制。因為大夫們必需對病人做不興奮甚至疾苦的工作，所以，他們只能對病人的反映習覺得常，按捺正常的共情反映。

—Cronulla Folk

這種詮釋也合適共情和獎賞之間的聯系關系。研究發現，男性只有在收到報答的時辰才會更好地去理解他人需要支出額外的報答使他們這么做，而對于女性來說，理解他人自己就是足夠的獎賞了*。暫且將這些末路人的性別差別放到一邊，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們可以按照賞罰、習慣或者獎賞來調節自身的共情反映。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去理解思慮精力病態者的共情反映：他們弄鈍了本身對處在疾苦中的人表示出的共情反映，可是，他們并非生成對他人的疾苦不敏感。

*譯者注：原文作者對所引用的文獻存在誤讀。所引文獻為Klein&Hodges（2001），此中文獻作者在摘要中歸納綜合的本家兒要結論有二。第一，女性在“共情精確測試（empathic accuracy task）”中較男性所具備的優勢，僅存在于當女性在加入測試前完當作過一個要求她們評估本身對方針的同情心。第二，當男女被試皆收到報答以激勵他們的表示時，性別間的不同消逝了。

這樣的證據迫使我們從頭思慮精力病態和共情反映在道德能力中飾演的腳色。起首，去思慮精力病態者事實缺乏什么能力是一個錯誤。他們并非沒有能力去理解什么是方針或成果，也不是不克不及對他人發生共情反映。也許他們有必然的能力缺陷，可是這些缺陷經常很小，并且取決于具體情境。

同樣，在同理心方面，精力病態者并非完全的離群者——現實上，還有不少人用風度翩翩和魅力無限來形容他們。哈爾是研究精力病態者的精采專家，他在《沒不忘本》中描述了他是若何被一個精力病態者騙去一個會議上頒發演講。他本應該獲得一份報答和差盤纏的報銷，可是最終卻沒有一分錢都沒有拿到。在會上，他和那小我共度了一個興奮的夜晚，其間從未生疑。重點是，若是精力病態者想要愚弄一位專家，去說服這個專家做本身本不肯意做的工作，他們就不克不及概況上看上去像一個沒有豪情的機械人。有人說，他們擅長偽造共情反映，可是別的一個種更具有說服力的觀點是共情并不克不及被偽造，精力病態者只是能更等閑地打開或封閉他們共情反映的開關。

精力病態的存在意味著什么

精力病態的存在，意味著我們有發生小我困擾的傾標的目的是道德的主要構成部門。

讓精力病態者相關的問題尤為有趣且具有傾覆性的原因是，這些患者良多時辰看起來更像通俗人。以對處于困境中人的共情為例。通俗人會竭力避免這種情感的發生——他們或許會將目光從路上的乞丐移開，或者在電視上看到沖突和災難時換一個頻道。

在某些環境下，對他人的疾苦感同身受是令人疾苦的，而避免這種疾苦天然是很有意義的。無論我們做什么，我們都不成能改變所有磨難者的命運。我們中的大大都人在真正測驗考試做些什么后往往會變得更現實。我小我能為敘利亞的危機做什么？也許至少要比我此刻做的更多一點。我們中的大大都人避免幫忙他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不到，而是因為不想在那些工作上破費時候和資本。所以，也許當精力病態者拒絕對處在困境中的人發生共情時，他們沒有什么異常的，也許他們只是處于我們大大都人的極端狀況。

精力病態者的共情研究帶來的第二個重大成果是對共情自己的深刻反思。大大都心理學家所談論的共情式關切可不是對陷入困境中的人表示出厭惡反映，而這似乎恰是精力病態者缺掉的。我們最好將這種厭惡反映視為“小我困擾”，也就是一種不興奮的履歷。它可以用“哀痛”、“驚恐”、“懊惱”和“沮喪”等詞匯來形容。

這種感受的呈現是對他人疾苦或驚駭的一種防御反映——我們能感觸感染到他人的疾苦和驚駭，卻極力避免這種感觸感染。大大都心理學家認為這種小我困擾和道德是相沖突的。為什么？因為小我困擾使我們遠離需要幫忙的人。是以，再從頭思慮這個問題，精力病態的存在表白道德的主要構成部門在于我們有發生小我困擾的傾標的目的。我們不會危險他人是因為目睹他人的疾苦和哀痛是令人疾苦的，令我們本身疾苦。

而精力病態者對陷入困境中的人的反映表白，道德可能不僅僅基于積極的、親社會的感情，它還基于消極的、有壓力的和以自我為導標的目的的感情。這并非是什么可愛版本的共情，而是一種原始的厭惡反映，與我們對他人的人道關切無關。

—Stephan Schmitz

可是，有什么可以或許比我因您的遭遇而發生小我困擾的事實，更可以或許揭露出我們配合的人道素質呢？還有什么可以或許讓我理解您正蒙受的磨難的主要性？可能，恰是共情帶來的小我困擾，在讓我理解了危險您是絕對錯誤的過程中，起到了主要感化。哪怕只是想想，我城市布滿了鑒戒之心。

可以說，相較于去幫忙碰到堅苦的人，更主要的是去按捺住本身為達小我目標而危險他人的欲望。社會意理學的相關研究已經存眷了若何能鼓動勉勵我們去幫忙他人，可是這可能讓我們忽略了道德倫理的主要方面。精力病態的相關研究把小我困擾從頭放回了道德的心理學根本的中間。

我們能學到的最后一課是若何詮釋精力病態者的道德缺陷。道德感情本家兒義和理性本家兒義，事實誰是準確的？相關證據同時撐持這兩種立場。我們無需做選擇——事實上，這么做是愚蠢的。那些相信精力病態者缺乏理智的理性本家兒義者強調了他們是若何不會像我們一樣害怕賞罰。這樣的缺陷會對精力病態者做出的決議計劃造當作影響：若是貧乏對賞罰的恰當驚駭，個別也就難以學會采納合適的行為。可是在道德感情本家兒義者看來，驚駭和焦炙只是感情反映。這些感情的缺掉損害了我們做出準確決議計劃的能力，進而助長了精力病態者的暴力行為。

是以，驚駭跨越了理性和感情之間的不合。驚駭在約束我們的行為決議計劃中飾演著雙重腳色，一方面它能加深我們對他人疾苦的理解，另一方面它會差遣我們避免某些行為或情境。可是，我們尚不清晰的是，道德哲學家們是否能欣然接管驚駭的意義。面臨他人的疾苦時，我們發生的憂?和焦炙如芒在背，是不興奮的、與我們本身慎密相關的。這和我們對道德的凡是理解有著鋒利的沖突：道德關切應該是暖和的、胸襟坦蕩的、以他報酬導標的目的的。精力病態者的存在迫使我們面臨一個道德倫理的焦點悖論：我對您遭遇的關心，其實是基于對本身的關心。

作者：HEIDI MAIBOM

封面：Stephan Schmitz

譯者：物離

審校：孫閏松

編纂：曹安潔

排版：酸酸、小葵花

https://aeon.co/essays/you-have-more-in-common-with-a-psychopath-than-you-realise

Heidi Maibom，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哲學傳授。她比來擔任《勞特利奇的共情哲學手冊》（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pathy）（2017）的編纂，并正在著手完當作她的下一部作品《領會我，熟悉您：不雅點采擇和共情的冒險》（Knowing Me, Knowing You: Adventures in Perspective Taking and Empathy）。

發表于 2020-02-14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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