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小我，平生都在轉變；可是，要說起那些在平生中影響小我成長和當作就的轉變來，就紛歧定是每小我都可以講清晰、申明白的，也紛歧定是每小我都可以簡要精辟地歸納綜合出來的。

做名人的益處，就是有良多人研究他、會商他，幫他總結平生的行事，當然，也會評定他平生的長短功過、當作敗得掉。

曾國藩本身的撰述，就已經夠人進修了。可是，一些人還嫌不敷，還會繼續挖掘別人對曾國藩的記述。

這里，就經由過程清代筆記中的記錄，看一看曾國藩平生之中三個方面的三大轉變。

本文出自清人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上中《平生三變》一節。

曾國藩的平生，在各個方面都有轉變。這里本家兒要講述他在書法、學問、思惟方面的轉變。這此中，每一個方面的轉變，又大約可以歸納綜合為三個階段，故而，又稱之為“三變”。

第一、曾國藩在書法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書法，最初，他進修的是柳誠懸（公權）。

柳公權，生于唐代宗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字誠懸，漢族，京兆華原（今陜西銅川市耀州區）人；唐代聞名書法家、詩人，兵部尚書柳公綽之弟；其書法以楷書著稱，與顏真卿齊名，人稱“顏柳”；又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并稱“楷書四大師”；其書法初學王羲之，后來遍不雅唐代名家信法，吸收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融匯新意，自創獨樹一幟的“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后宿世有“顏筋柳骨”的佳譽；其傳宿世碑刻有《金剛經刻石》、《玄秘塔碑》、《馮宿碑》等，行草書有《伏審》、《十六日》、《辱標的目的帖》等，還有墨跡《蒙詔帖》、《王獻之送梨帖跋》。

2、中年起頭，曾國藩的書法又進修黃山谷（庭堅）。

黃庭堅，生于宋仁宗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海說神聊宋聞名文學家、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此中一宗）之謂；與張耒、晁補之、秦不雅游學蘇軾門下，合稱“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宿世稱“蘇黃”；擅長行書、草書，楷書也自當作一家；書法尤為推崇王羲之《蘭亭序》；其有一首贊頌楊凝式的詩，可以申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味之深，詩云“宿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書法初以周越為師，后取法顏真卿及懷素，受楊凝式影響，尤得力于《瘞鶴銘》，筆法以側險取勢，縱橫奇倔，字體開張，筆法瘦勁，自當作氣概；他本身說：“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奮起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不雅之，乃得前人筆意。厥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本家兒要墨跡有《松風閣詩》、《華嚴疏》、《經伏波神祠》、《諸上座》、《李白憶舊游詩》、《苦筍賦》、《黃州寒食詩跋》、《花氣熏人帖》、《虹縣詩》等；書論有《論近進書》、《論書》、《清河書畫舫》、《式古堂書畫匯考》著錄。

3、到了晚年，曾國藩的書法，又學李海說神聊海（邕）。

李邕，生于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卒于唐玄宗天寶六載（公元747年）；字泰和，漢族，廣陵江都（今揚州江都區）人；唐代書法家；其父李善，為《文選》（梁蕭統編選）作注；他少年即當作名，后召為左拾遺，曾任戶部員外郎、括州刺史、海說神聊海太守等職，人稱“李括州”、“李海說神聊海”；行書碑法大師，書法氣概奇偉倜儻；李后本家兒（煜）說：“李邕得右將軍之氣而掉于體格。”《宣和書譜》說：“邕精于筆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學右將軍行法，既得其妙，乃復解脫舊習，筆力一新。”傳宿世碑刻有《麓山寺碑》、《李思訓碑》等。

別的，晚年時，曾國藩的書法，除進修李海說神聊海之外，還參學劉石庵（墉）。

劉墉 （公元1719年～公元1804年）字崇如，號石庵，清朝政治家、書法家，大學士劉統勛長子；本籍安徽碭山，出生于山東諸城；狷介宗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人、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清正清廉著名于宿世；清仁宗嘉慶九年十二月（公元1805年1月）病逝，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謚文清；書法造詣深摯，被宿世人稱為“濃墨宰相”；是帖學之集大當作者，被譽為清代四大書法家之一（其余三報酬當作親王永瑆、翁方綱、鐵保）；清代徐珂說：“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暢通領悟歷代諸大師書法而自當作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圣之大當作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富締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樸敦實，別具臉孔；尤善小楷，后人獎飾其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品格；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刻有《清愛堂帖》；《小楷冊》書于清仁宗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紙本墨跡，故宮博物院藏；其字初看圓潤軟滑，若團團棉花，細審則骨絡分明，內含剛勁；蠅頭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景象形象，結體涓滴不令人感覺拘緊；點畫干凈講究，尤其粗重與纖細交叉在一路，加之偶然揉入行草筆意，使其作品在規模的大結果中不乏活潑活躍的情趣。

所以，看曾國藩晚年的書法，其挺拔穩健之中，讓人感覺，又富含嬌媚之態。

第二、曾國藩在學問上的三變

1、曾國藩的學問，最初致力于翰林詞賦。

清代沿用明朝軌制，設置翰林院，本家兒管編修國史，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起草有關典禮的文件；其長官為掌院學士，以大臣充當，屬官如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人等，統稱為翰林。

翰林之官，以編修國史、記錄言行、講解經史、起草文件為本家兒要工作，所以，對文字的要求比力高。詞賦之學，最見文字功力，故而，翰林之官，多擅詞賦。

曾國藩最初的學問，功夫用在翰林詞賦上，就我淺見，這是屬于職務性質的學問、屬于手藝性質的學問。

并且，詞賦之學，在正統儒家看來，算是末學。

2、后來，曾國藩與唐鏡海（鑒）太常（太常寺屬于五寺之一，五寺包羅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園之事）交游。受到唐鏡海的影響，曾國藩專心研究儒家先賢的語錄。

唐鑒（公元1778年～公元1861年），字鏡海，號翕澤，湖南善化人；自幼勤懇長進，進修迫不及待；清仁宗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己巳洪瑩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人，后歷任檢討、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謹記程朱之學，是那時義理學派的巨頭之一，蜚聲京門；潛心研究人道理學，擔當了海說神聊宋理學巨匠程顥、程頤兄弟開創的洛學學派和南宋理學巨匠朱熹創立的閩學派；與清朝大學士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有“理學巨匠”之美稱；那時很多知論理學者都曾問學于他，他對曾國藩平生行事、修身、做學問都有深刻的影響；著有《朱子年譜考異》、《學案小識》、《畿輔水利備覽》等。

對于儒家先賢語錄的專心，本家兒如果在修身上下功夫，這是儒家的門徑。

這也是從職務性質、手藝性質的學問標的目的人生哲學、修身處宿世、心理層面、精力高度的上升。

3、之后，曾國藩的學問，又用在了六書之學上。這一期間，曾文正博覽乾嘉學派的訓詁冊本，可是，對于宋人的注經，他不覺得然。

六書之學，是研究六書理論的學問，為東漢許慎所創；唐李陽冰刊刻《說文》，多以揣測；宋王安石著《字說》，隨意穿鑿；鑒于李、王二氏的掉敗教訓，自宋代鄭樵始，很多學者力倡并從事六書理論研究。

乾嘉學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朝前期的一個學術門戶，以對中國古代社會汗青各個方面的考證而著稱。因為該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因為這一期間的學術研究采用了漢代儒生訓詁、訂正的治學方式，與著重于理氣心性抽象群情的宋明理學有所分歧，所以，有“漢學”之稱。又因這一學派的文風儉樸簡練，重證據枚舉而少理論闡揚，也有“樸學”、“考證學”之稱。乾嘉學派的本家兒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厥后的本家兒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乾嘉學者匯集鉤沉，輯佚很多亡佚的文獻典籍，例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出經部432種，史部8種，子部152種。該學派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輿，下至各朝規章軌制的細節，但總體特點是，避免涉及與明清有直接關系的事物。

第三，曾國藩在思惟上的三變

1、曾文正的思惟，在他做京官的時辰，本家兒要以程朱為依歸。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本家兒要家數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后宿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由海說神聊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起頭創立，其間顛末門生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至南宋朱熹，集為大當作。

理學，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傳承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學說。程伊川師長教師更重理，朱子締造性地成長了伊川師長教師的理學，最后形當作了程朱理學系統。程朱理學在南宋并沒有幾多優勝的地位，自元朝程朱理學被統治者定為官學今后，始得昌隆。程朱理學在日本、朝鮮、琉球、越南影響也頗大。

理學底子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平易近族及倫理道德和小我生命崇奉理念，組成加倍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崇奉系統，并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立意識，形當作了理高于勢，道統高于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按捺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標的目的布衣化、以及平易近間的參政議政供給了理論撐持，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的本家兒宰“天理”、“天道”，代替了粗拙的“天命”不雅和人格神，是中國及宿世界哲學思惟的一次龐大飛越。

2、在曾國藩出來打點團練、處置軍務的時辰，他的本家兒導思惟是申韓。

申韓，是戰國時法家申不害和韓非的并稱。后宿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稱申韓之學。

法家是中國汗青上倡導以法制為焦點思惟的主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漢書·藝文志》列其為“九流”之一，古代大師和近代學者一致認為其是道家的分支。法家思惟內容豐碩，布局較為完整，包羅倫理思惟，社會成長思惟，政治思惟以及法治思惟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惟指的是成立在人道不雅根本上的誠信不雅和義利不雅。

法家當作熟很晚，但當作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期間的理官，當作熟在戰國期間。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顛末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鼎力成長，遂當作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前人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遂集法家之大當作。

法家是戰國期間布衣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謂“獨步全國”。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法家思惟作為一種本家兒要派系，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本家兒張和不雅念，把法令視為一種有利于社會統治的強制性東西，當作為中心集權者不變社會動蕩的本家兒要統治手段。

這一期間，曾國藩曾說，本身要寫一部“挺經”，意在表達本身的剛直。

3、清文宗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曾國藩在江西軍中時，家中親亡，丁外艱。收到訃報之后，他頓時奔喪，返回原籍。因為此事，朝中群情紛紛，大要是說人臣不克不及以私廢公，官員們對此頗不覺得然。此時，左恪靖（宗棠）還在駱文忠（秉章）的幕府之中，對于曾國藩的行為，左宗棠橫加求全譴責、隨口毀謗，一時候，眾議嘩然，隨之應和。因為這件工作，曾國藩心中也很慚愧，他思慮過度，得下了嚴重的掉眠病。后來，筆記作者歐陽兆熊保舉曹鏡初（耀湘）為曾國藩診療。曹鏡初在給曾國藩治療的過程中，曾對他說，岐黃之術醫治的只是身體的病痛；要治療芥蒂，可以學一學黃老之術。曹鏡初對曾國藩的勸戒，大約也就是在要求他可以或許“無為”，如斯，心結才能開解，才能達到從底子上療疾攝生的目標。

“黃老”，也稱黃老學說或黃老教派，尊上古的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故名。黃老之術始于戰國，盛于西漢。黃老以道家思惟為本家兒，成長黃帝、老子的思惟，并兼采陰陽、法、儒、墨諸家不雅點，形當作一家之言。黃老思惟的特點是“無為而治”，是漢初的統治思惟，即“休攝生息”。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擔當、成長了黃帝、老子關于“道”的思惟，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不雅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在社會政治范疇，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本家兒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平易近時”，“公道無私”，“恭簡樸素”，“貴柔守雌”，經由過程“無為”而達到“有為”。在漢朝初期曾經發生了必然的影響，成果呈現了中國汗青上“文景之治”的盛宿世。到東漢時，黃老之術與新發生的讖緯之說相連系，就逐漸演變為天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當作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未受黃老之術影響之前，曾國藩在寫信給胡文忠（林翼）時，只要說到左宗棠，他往往城市破口大罵。曾國藩還曾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提到，說是本身和左宗棠的關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還說本身永遠也不要再和左宗棠措辭了。

咸豐八年（公元1857年），朝廷下旨，曾國藩被奪情〔中國古代禮俗軌制中，官員遭怙恃之喪，應棄官家居守制，稱“父（母）喪”。服滿再行補職。朝廷于大臣理應守喪之時，召出任職，或命其不必棄官離職，不著公服，素服治事，不預道賀，祭奠、宴會等由佐貳代辦署理，稱“奪情”。〕升引，支援浙江。他剛到浙江省不久，就集一聯：

敬勝怠，義勝欲；

知其雄，守其雌。

上聯，據《容齋續筆·卷九·太公丹書》里說，這是周武王甫登基標的目的大臣問道時，姜太公回覆給他的提問所提到的句子。

姜太公所言，出于《丹書》，其辭如下：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宿世。”

也就是說：

恭順勝過懈怠就會吉利，懈怠勝過恭順就會衰亡；仁義勝過欲望就順遂，欲望勝過仁義就兇惡。凡是處事情不盡力就會出誤差，凡是處事情不恭順就會歪邪，歪邪誤差就會撲滅，恭順當真就會永久長存。

下聯，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全國奚。”

知雄守雌，恰是處于最為恰切、最為穩妥地對周全環境的把握的狀況。老子不僅倡導“知雄”，關頭還在于“守雌”。“知雄”不是狐假虎威或“得理不饒人”，而是良知知彼，有的放矢；“守雌”不是被動地“任人凌辱”，而是處后、守柔、含藏、內斂。知雄守雌，是謙退到不克不及再退、放低到不克不及再低的境界，與“懦弱”僅有一紙之隔。謂心里固然頑強，外表卻要荏弱，與人無爭。這是古代道家所謂“和光同塵”的處宿世立場，也是道家倡導的一種韜晦自處的處宿世哲學。

集當作此聯后，曾文正還囑托左宗棠書寫當作篆體，以此聯來表白本身的心跡、傳達本身處宿世的本家兒張。

由此，曾國藩與左宗棠又和洽如初，交誼篤深，從此今后，兩人也不念舊惡了。

曾國藩這一次出山之后，為人處事，他全都以柔道運行，最后，取得了龐大的當作就。固然功業顯著，也未見他有半點沾沾自喜之色。

曾國藩曾經惡作劇對筆記作者歐陽兆熊說：

“有朝一日我故去了，若是有報酬我寫墓志銘，銘文我都已經想好了，那就是：

不信書，信命運；

公之言，告萬宿世。”

所以，在曾文正歸天之后，筆記作者歐陽兆熊給他挽聯如下：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當作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志，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氣度。

此聯的下聯，后面幾句，就是對曾文正晚年思惟境界與處宿世哲學的歸納綜合。歐陽兆熊感覺，本身的這個總結，大要可以寫出曾文正的心思、苦衷。

曾文正本身也曾經說過：

“吾學以禹墨為體，莊老為用。”

從這句話，也可以看出他思惟上的取標的目的。

這里，再彌補一下文中的相關資料。

歐陽兆熊。

歐陽兆熊，字曉岑（小芩），號匏叟，湘潭縣錦石人，生卒年不詳；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中舉人；家庭富庶，脾氣豪爽，仗義疏財，頗能周濟貧儒；愛文學，工詩聯，與曾國藩、左宗棠、江忠源、李續賓、羅汝懷等相友善，與吳熙之父吳棠情誼頗深；道光年間，名重全縣，然論事持議常多偏頗，不為時局所用；其與曾國藩岳父歐陽凝祉系本家，與曾氏妻弟歐陽牧云、歐陽凌云往來緊密親密，數次醫好曾國藩之病，故與曾國藩深交，關系親密，時有詩詞唱和，手札往來，曾國藩家信中常說起的“小芩”便是；后在湘潭城內開設醫藥局，延請浩繁中醫師，專為蒼生治病；曾自費出書黃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對晚清時傷寒論的推廣多有進獻。

金安清。

金安清，浙江嘉善人。

曹耀湘。

曹耀湘，字鏡初，湖南長沙人，清朝末年學者、詩人，在先秦諸子、詩歌、楚辭、經學等方面皆有建樹。

駱秉章。

駱秉章（公元1793年～公元1866年），原名駱俊，字吁門，號儒齋，廣東花縣人，晚清湘軍主要將領；自少好學，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進士，選庶吉人，后被授為編修，遷徙為江南道、四川道監察御史等職；因處事清正，深得朝廷信賴，外官任湖海說神聊、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被任為湖南巡撫，入湘十載，位居封疆，治軍平亂，功勛卓著；清文宗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承平軍入湖南，以戍守不力，被撤職留任，后以守長沙有功而復職，并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海說神聊巡撫；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實授湖南巡撫，任上撐持曾國藩辦團練，又聘左宗棠為幕僚，事無大小，皆聽之；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受命督辦四川軍務，率軍入川；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任四川總督；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派重兵戍守大渡河，斷石達開后路，石達開被圍于安順場，之后，石達開請乞降談，佯稱承諾，將石達開俘虜，解至當作都凌遲處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銜；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病逝，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號文忠；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并稱“晚清八臺甫臣”。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公元1885年），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夫，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聞名將領，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就讀于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試中舉，此后在會試中屢試不第，寄望稼穡，遍讀群書，鉆研輿地、兵書，平生履歷了湘軍平定承平天堂活動、洋務活動、平叛陜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主要汗青事務；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清德宗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謚號“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賢良祠；著有《楚虎帳制》，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并稱“晚清中興四臺甫臣”。

胡林翼。

胡林翼（公元1812年～公元1861年），漢族，字貺生，號潤芝，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主要首級，湖南益陽縣泉交河人；清宣宗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進士，授編修，先后充會試同考官、江南鄉試副考官；歷任安順、鎮遠、黎平知府及貴東道；清文宗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遷四川按察使，次年調湖海說神聊按察使，升湖海說神聊布政使、署巡撫，撫鄂時代，注重整飭吏治，引薦人才，協調各方關系，曾多次保舉左宗棠、李鴻章、閻敬銘等，為時人所稱道；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為“中興四臺甫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遺書》等。

（全文竣事）

作者：史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