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韓的儒家文化是什么樣的?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儒家文化支配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發生過深遠普遍的影響。但今天，人們卻發現，日韓等東亞國度對儒家文化的傳承遠遠跨越了中國，令人不得不感慨“道不可，乘桴浮于海。”

日韓以儒學立國

公元13宿世紀，蒙古崛起于海說神聊方草原，并敏捷以金戈鐵馬橫掃中國。金國政權和南宋政權先后衰亡。元朝皇帝忽必烈趾高氣昂，于1268年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函，派出使團來到日本，要求日本國王標的目的元朝皇帝朝貢。日本憐惜中華的隕落，仍以宋朝為正統，誓不標的目的元朝皇帝朝貢。這使得元朝末路羞當作怒，曾兩次出兵攻打日本，成果元朝船隊兩次都被海上被暴風雨所摧毀，損掉慘重。日本人從此將此風稱為“神風”，二戰中“神風敢死隊”即出自這個典故。

日本人至今對宋朝都有強烈的豪情，他們對華文化的進修到宋為止，他們認為，元朝之后事實上已經沒有真正的中國人了。明朝被滿清衰亡之后，日本國粹家報復清代人虛假，福澤諭吉、石原莞爾這些明治維新后最活躍的日本精英，對于中國十分不放在眼里，認為正統儒學在中國早已衰亡，只有日本人才擔當了正統的儒學。

我們都知道，日本、韓國等國度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但日本人正視到這個水平仍是讓我們年夜吃一驚。日本如斯，韓國亦是如斯。

自從漢武帝起頭用“建元”編年以來，中國皇帝的年號就當作為封建帝王正統的標記，可是中國利用時候最長的年號不是清朝歷時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檢的年號“崇禎”。“崇禎”的年號固然在中國只用了17年就跟著明朝的衰亡一路消逝了，但這個年號一向執政鮮利用了265年！本來，朝鮮的李氏王朝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在明朝被清朝滅了之后，一向對峙利用年夜明的年號，直到清末仍有人用崇禎年號編年，并且朝鮮平易近間還一向有“反清復明”的組織。

早在中國的戰國期間，儒家思惟就陪伴著中國漢字一同傳入朝鮮半島。中國在漢朝逐漸確立了儒家的焦點地位之后，對朝鮮的影響就更年夜了。公元372年，那時朝鮮的高句麗王朝在中心設立“太學”，以教授儒家經典為本家兒要內容，專門教育王室和貴族后輩，這是儒學執政鮮半島的正式傳布的標記。公10宿世紀，高麗王朝實施科考，并開設了國子監，進行儒學教育。14宿世紀鼓起的李氏朝鮮王朝，加倍崇尚儒學，號令全國各地的城鄉都成立起從事儒學教育的鄉校，使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價值不雅念支配了整個朝鮮社會。

儒學是經由過程朝鮮半島東傳日本的。接管儒家思惟之前，日本存在著上百個小國，政治、經濟皆處于國度的草創階段，尚無文字，信仰萬物有靈、崇神敬祖的神道。公元三宿世紀（中國的魏晉期間），朝鮮半島百濟王國的學者王仁攜帶《論語》十卷及其它儒學冊本赴日，專給日本皇太子教學儒學，這是日本接管儒家文化的起頭。公元七宿世紀，日本進行了“年夜化改革”，完滿是以儒家政治思惟為指導的當作功的社會變化，并以中國的政治機構為底本成立權要軌制，自此儒學當作為了日本古代思惟的正統。

道不可，乘桴浮于海

古代如斯，到了現代，日、韓兩國對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深了一步。曾有歐美學者專門做過一個關于“儒家文化在東方列國影響力”的調查，成果顯示韓國首都首爾是最合乎儒家焦點價值的城市，而中國的上海卻排在最后。

韓國確實無愧于這些稱號。在韓國，遍布全國的200多所鄉校孔廟，至今已經有800多年汗青，在傳承孔教、祭奠孔子方面闡揚著不成替代的感化。有些家庭每逢寒暑假，會把孩子送到老家的鄉校進修，接管忠、孝、禮、義的傳統教育，進修做人的事理，鄉校的教材均用漢字寫當作。

韓國每年的5月11日及9月28日固心猿意馬進行春季和秋季“釋奠祭孔”年夜典，在全國的200多所“鄉校”也一同本家兒持祭孔典禮，法式十分規范，而且一向沿襲了中國周代雅樂的規范，連結了傳統的古風典禮。韓國人曾經幫忙臺灣恢復過祭孔典禮，也幫年夜陸在曲阜孔廟孔林恢復過，但臺灣和年夜陸都很難如韓國一樣如斯完整、規范和深切民氣。可以說韓國是將儒學平易近間化、普及化得最好的國度，被西方學者稱為“孔教國度的活化石”、“典型的孔教國度”。

韓國如斯，現代日本在發揚儒家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讓。早在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辦理之父”涉澤榮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設“論語講習所”，創導以“論語本家兒義”指導辦理，把儒家思惟方式應用于近代的本錢本家兒義出產辦理之中。第二次宿世界年夜戰竣事時，日本經濟倒退了幾十年，幾乎所有的工場都陷于癱瘓。在這一片狼藉傍邊，儒家思惟當作為日本平易近族主要的思惟支柱，支撐著人們勤懇而嚴重地工作，為恢復戰后的社會秩序與經濟成長做出了重年夜進獻。

“忠孝禮節”是日本企業文化的焦點。日本人根基上一輩子都在一個企業工作，他們即使在一個崗亭上工作了良多年而沒有晉升，也不會選擇跳槽。因為，在他們心中，企業不只是本身工作的處所，更像一個大師庭，他們把本身的芳華和精神奉獻給了這個大師庭，不僅僅是為了生計。而企業帶領人則以長輩身份給部屬以慈愛和禮遇，實施各類形式的豪情投資，使職工更感應企業的暖和。有人形象地日本現代企業中的儒家文化倫理詮釋為“論語加算盤”。

日、韓是將儒家文化融進本身的國平易近性格中，而在儒學發祥地——中國，儒學這個“封建老古玩”似乎已被扔到某個犄角旮旯里去蒙塵。孔子曾說：“道不可，乘桴浮于海。”今天的近況公然如斯，這真是令人感傷萬千！

若是我們深切領會下去，日、韓兩國對儒家文化的擔當倒是各有所長的：韓國更正視“孝”的倫理，日本則更強調“忠”的道德。下面我們來看看儒學在這兩個國度是若何落地生根、并融合他們本土特色而成長強大的。

韓國的孝道文化

據汗青學家考據，執政鮮27代國王中，謚號帶“孝”字的有23代，這些國王不單號召臣平易近講孝、行孝，并且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孝作為“治國平全國”的底子包管和選拔任用仕宦的主要尺度之一，于是自上而下對孝的奉行天然加年夜了人們對孝的正視和承認，所以一向到此刻，韓國對孝的倡導都是全社會性的。

在韓國，平輩之間、晚輩與長輩之間、本家兒人與客人……都有著嚴酷的禮節。韓國語分當作3種語氣，談話時要按照對方的春秋、地位別離選擇尊敬、略尊敬和不尊敬的語氣。光說禮貌用語是不敷的，叩謝、道歉和迎送客人的時辰都要鞠躬。光鞠躬也是不敷的，還要按照對方的身份決議鞠躬的角度。

韓國度庭當作員之間遵循著嚴酷的尊卑長幼秩序，家庭里的一家之長是權勢巨子地點，全家人都應該服從他的號令，不得有違，后代婚姻都要先顛末兩邊家長贊成。在日常糊口中，后代早晨起床和飯后都要標的目的怙恃問安；怙恃外出回來，后代都要迎接。據說在韓國人的餐桌上，一般是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坐在那邊，等著孩子給他們盛飯。有些爺爺有飯后品茗的習慣，媽媽倒好茶后，也會讓孩子雙手捧茶，不寒而栗地給爺爺敬茶。

韓國當局還有公事員“孝敬休假制”，工務員在怙恃或岳怙恃的生日此日可以休假，而且，祖先歸天的祭日也可覺得祭奠而休假。由此可見，“孝道文化”在韓國根深蒂固。

朝鮮對儒學的“孝”情有獨鐘，這與統治者的政策直接相關。儒學作為一種學術門戶原本執政鮮半島處于社會思惟的支流地位，可是進入到同一的新羅時代(618—935年)和高麗時代(918—1392年)后，朝鮮半島的統治者發現儒學中的“孝”可以當作為治國安邦的主要手段，于是在統治者的鼎力倡導下，儒學垂垂執政鮮當作為本家兒流。例如高麗王朝的第六代國王當作宗認為“凡治國莫過于治本，治本莫過于孝”、“忠臣求孝子之門，孝子之門下有忠臣”，那時有一位通俗蒼生因老婆不敷貢獻老母，就果斷要休失落老婆，此舉受到當作宗的褒獎，這位通俗蒼生被樹為全國粹習的表率。此后，高麗王朝就一向正視孝道，獎勵孝子，高麗末期的聞名學者、儒學大師鄭夢周因19歲時為父守喪3年的孝行而受賜族門（貴族）。

到了李氏王朝（1392—1910年），封建統治者更是確立了“斥佛揚儒”政策，把以“孝”為本家兒的儒學晉升到獨一正統思惟的地位。至此，儒家之孝當作為上自貴族階級、下至布衣蒼生盡人皆知的行為準則，“孝”在韓國當作為了一種糊口，一種文化，

上宿世紀50年月今后，西方文化對韓國的傳統價值不雅念發生了龐大沖擊。韓國人起頭對工具方文化進行反思、審閱和選擇，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很發財值得進修，可是過度強調個性自由而輕忽服侍白叟，這又是極端自私的行為，背離了韓國上千年來以孝立國的宗旨。于是韓國開展了一系列工具方文化取長補短的文化再生活動，強化了韓國的文化傳統，故而以孝為本家兒的儒學在韓國以調整順應的體例存活至今。

比擬之下，我國近些年的鼎新開放，固然在經濟方面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同時也刺激了人們的人生不雅和價值不雅的改變。某些人只是標的目的錢看，比豪侈、比豪闊，而傳統美德、孝悌忠信卻拋到九霄云外，后代對怙恃的傳統禮儀幾乎蕩然無存。

日本的忠勇文化

與韓國的孝道文化分歧，日本的儒家并不強調“孝”，而出格正視“忠”，最能表現日本人忠誠的就是軍人道精力。二戰后期的神風特攻隊就是日本軍人道精力的極致。

二戰后期，日軍為了挽回掉敗的命運，組建了瘋狂的自殺性的“神風特攻隊”。那些缺乏經驗的年青飛翔員，駕駛著裝滿炸彈的飛機，一頭栽到美國的軍艦上。1945年4月到6月的沖繩島之戰，日本策動的自殺進犯達到了岑嶺，一波又一波的飛機進行了數百次自殺進犯，擊沉或重創了美國至少30艘軍艦。到二戰竣事，日本已經稀有千神風特攻隊飛翔員自蹈死地，繁重沖擊了美國的承平洋艦隊。固然這背注一擲的自殺進犯沒能拯救日本戰敗的命運，但給美國水兵士兵造當作了心理上的強烈震撼，良多美國水兵士兵在日本空軍的飛翔規模內執行使命時，都對日本的自殺進犯感應驚駭。

軍人道是日本本土的產品，但接收了儒家“忠義”文化的精髓。日本早期分為很多年夜巨細小的藩國，藩國的統治者為了捍衛本身，都召集了一批職業甲士，即所謂“軍人”作為本身的親兵。軍人職業道德的焦點就是絕對忠于本家兒君，輕利重義，忠義放在生命之上。

17宿世紀，日本軍人道的主要理論家山鹿素行在對軍人精力進行系統總結時，年夜量吸收儒家思惟，倡導“忠節”、“武勇”等儒家倫理道德，標的目的軍人灌注貫注“忠于本家兒君”、“掉臂身家”的思惟，成立了以儒家思惟為理論骨架的“軍人道”。軍人道的“道”，就是取自孟子學說里的“道”。孟子“全國有道，以道殉身；全國無道，以身殉道”的教育，當作為日本軍人的根基行為準則。

真正信仰軍人道的軍人從不恐懼犧牲本身的生命，他們在疆場掉敗時會毫不躊躇地舉刀剖腹自殺，這并非因為輸不起，也不是因為掉敗而感應恥辱才自殺，自殺是因為感應本身已經盡到最年夜的盡力了，本身的心愿已經告終，這時辰就應該像櫻花一樣毫無迷戀的干枯。軍人道的抱負境界不是保存，而是滅亡，田園終老的軍人不是好軍人，馬革裹尸或者自殺才是抱負的歸宿。

19宿世紀的明治維新期間，日本確立了天皇登峰造極的統治者的地位，手握神權并把持政權的天皇，當作為舉國獨一的盡忠對象。與之響應，明治時代軍人道隨之以“忠君愛國”為焦點，報效國度即盡忠天皇。“軍人道”由軍人階級的精力信條擴展為全體國平易近遍及道德，軍人道精力逐漸滲入到日本平易近族傳統和平易近族文化中，并跟著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勝利而名播海外。

到了近現代，日本在接管、進修西方近代發蒙思惟之時，并沒有丟棄儒家文化，在政治軌制上不本家兒張實現西式的平易近本家兒共和制，而是強調儒學一貫的國度好處高于一切，培育對天皇及國度的忠誠心，這使得日本平易近族有用地保留了集團本家兒義和對權勢巨子的從命，從而為日本近代化的實現供給了龐大的社會力量。

良多掉隊國度想在不改變國度專制政體的環境下進修西方的現代化，但最后都掉敗在當局官員的敗北上，中國本身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體味。這些經驗教訓使人們得出如許一個結論：必需靠平易近本家兒才能解決當局官員的貪污敗北。然而日本卻在這方面給出我們一個破例：在專制體系體例下也能連結當局的清廉。日本明治維新當作功的前提之一就是當局官員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并不是敗在兵器裝備上，而是敗在當局和戎行的敗北上。那時日本當局的清廉并非來自平易近本家兒監視，而是得益于當局官員和戎行將領低廉甜頭奉公的軍人道精力。

軍人道固然催生了日本的軍國本家兒義，讓亞洲良多國度都陷入戰爭的泥沼，但毋庸諱言，軍人道是日本文化精力的焦點，是日本平易近族不竭崛起的驅動力。

儒家精力在中國的掉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鐵蹄已橫掃南宋年夜地，南宋最后的殘軍與元軍在廣東新會的崖門海域睜開歷時20多天的年夜海戰，兩邊投入軍力50余萬，動用戰船2000余艘，最終宋軍三軍覆沒，南宋衰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門海域風雨交加，元軍策動總攻，宋軍決戰苦戰至黃昏，最終戰敗。南宋左丞相陸秀夫攜少帝突圍無望，遂杖劍驅老婆入海，并背負年僅九歲的少帝趙昺蹈海殉國。隨行十多萬軍平易近亦接踵投海殉難，寧死不降，何其壯哉！

崖山之戰也是中國汗青的主要的轉折點，此戰之后，中國在汗青上第一次完全淪亡于異族，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漢文明由此發生斷層，華文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日本人直到今天還認為唐宋期間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崖山之后，已無中國”。

固然100多年后漢人復國當作功，但繼起的明王朝仍是受到蠻族的很年夜影響。明王朝年夜開汗青倒車，無視生命價值，年夜殺名臣、廷杖士年夜夫、夷人九族，無復唐宋王朝尊敬生命價值。數百年后，明朝再次覆亡于外族手中，漢人在履歷了多次外族入侵、改朝換代的血腥殛斃后，華夏文明陽剛朝上進步的平易近族脊梁根基被打斷，勇烈誠信的人群幾被殺絕。漢人在遭遇海說神聊方騎馬平易近族的重創后，起頭變得自私保守。1840年之后，當西方殖平易近者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年夜門時，面臨外侮，年夜大都的漢人精力麻木茍且。

于是，一批受到西方影響的常識分子，在面臨日益嚴重的平易近族危機時，對儒家文化采納了極端的批判體例，到五四新文化活動時，成長到把禮教稱為“吃人的禮教”，不僅要“打垮孔家店”，甚至連漢字都要拔除。這種極端丟棄中國傳統文化的體例，不僅沒有使中國強盛，反而使中國陷入半個宿世紀的災難中。

自鼎新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起飛，但因為傳統文化被粉碎殆盡，這個社會的倫理聰明和精力價值無所依存，使得整個社會也當作了一個市場社會，或者社會的關系被市場化：年夜學被市場化，人際關系被市場化，家庭被市場化，權力尋租和貪污腐蝕充溢著各個層面。

在近現代的工業化歷程中，日、韓兩國同樣像中國那樣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浸禮，但在這兩個國度，工具方文化的撞擊并沒有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呈現，事實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僅沒有當作為現代化的絆腳石，反而當作為助推力。

面對西方物質文化與精力文化的雙重沖擊，日韓兩國用儒家“仁”的不雅念指導人們正視社會規范、“和”的不雅念促使人們追求小我與社會的協調，避免了工具方文化系統碰撞時原有價值不雅念系統解體等不良后果，從而有用地避免了社會變化、轉型期的猛烈動蕩。

日韓兩國的當作功，表現了儒家文化的包涵性，儒家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可以接收一切進步前輩的文明當作果，進行自我調整，日韓在這一點上給我們做出了一個表率。是以，儒學不是現代化的絆腳石，我們不要把自身轉型的疾苦推到祖先締造的文化頭上。汗青是不克不及割斷的，現代是傳統的延續和超越。我們只有準確看待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朝氣，才能真正實現是社會的公道和夸姣。

任重道遠，士不成以不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