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林到廊廟——梁山泊也有禮治之道？

從山林到廊廟——梁山泊的禮治之道

一

疇前聽街坊閑漢講《說唐》，有全國十八條豪杰之說，天然按技藝高下排名，依次為：李元霸、宇文當作都、裴元慶、雄闊海、伍云召、伍天錫……此刻記不全了，仿佛羅當作排第七位，赫赫有名的秦瓊僅排第十六位，大要最后一位是單雄信。這種量化排名很契合孩童的簡單思維，那時看“三國”小人書，最大的樂趣就是給那些武將搞排行榜。《三國演義》自己并未擺列武將位次，但平易近間素有各類排行榜，如謂“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其實呂布以下都有爭議，而十幾位以下似乎更難見高下。可是誰承想，此刻收集上的排行榜搞得更熱鬧，甚至排到一百名開外。

然而，同樣冷刀兵時代敘事，同樣注重小我技藝武功描述，《水滸傳》無論若何搞不出這樣的排行榜。梁山泊倒還明白排心猿意馬座次，卻不克不及按技藝高下做此量化查核。因為，梁山中人與外人打架凡是是一次性解決問題（如魯智深之于鎮關西、武松之于蔣門神），除此少有可供戰績闡發的交叉輪回戰例。更難辦的是，梁山高手之間的較勁老是未見分曉。

譬如，林沖上梁山時要納投名狀，碰上掉陷花石綱的楊志，兩人斗了四五十合，“正斗到分際”，卻被王倫叫停（第十二回）。楊志殺牛二后發配到臺甫府，梁中書要抬舉他，便交鋒試藝，先贏了周瑾，卻與索超斗得難分難解，五十余回合后被旗牌官喝止（第十三回）。后來在二龍山趕上魯智深，一言不合就在林子里放對，斗到四五十回合也是不分輸贏，倒是魯智深發覺不合錯誤，先住了手（第十七回）。

再看林沖與呼延灼陣前廝殺，“槍來鞭去花一團，鞭去槍來錦一簇”，兩人斗到五十回合之上，不分輸贏，然后就各自回陣（第五十五回）。同樣，孫立與呼延灼對陣，一個單手使竹節鋼鞭，一個雙手使水磨八棱鋼鞭，斗到三十余回合，兩邊大隊人馬卻似洪流漫崗般攻來，二人亦未見分曉。

沒羽箭張清擅飛石打人，初與梁山對陣連續擊中十五員上將，那是人家不順應他這怪招，后來跟雙槍將董平相遇，二人只是打了個平局（第七十回）。之前董平與徐寧交戰，斗到五十余回合也是不分輸贏，宋江怕傷了二人便鳴金收軍。

梁山一百零八人里邊，也許技藝最強的要算是盧俊義。宋江死活要賺他上山，要將本身的頭把交椅讓給他，就是看中此人“一身好技藝，棍棒全國無對”。不外，他是否真有那么厲害并未獲得驗證。第六十一回，盧俊義先后與李逵、魯智深、武松、劉唐、穆弘、朱仝、雷橫等人交手，大家虛應兩三回合便標的目的林子里退去，那是吳用的戰術放置。后來曾頭市生擒史文恭算是大功一件，可并未真槍實刀干過一仗，敵手乃落荒而逃落入伏擊圈罷了。

以上都是一百零八將中天罡之數，自是最具戰力的一撥。但對各自技藝，書中常常決心描述為難分昆季。當然，純論肉搏與器械功夫，三十六天罡并非都在統一檔次。譬如若干水軍首級頭目，陸戰本事大略略遜一籌。但書中不乏水戰情節，那些人水上是大顯神威。

梁山豪杰排座次并不只看技藝高下。像宋江、吳用、柴進都不以技藝見長，宋江自道“文不克不及安邦，武不克不及附眾，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第六十八回），可他偏是坐了頭把交椅，他靠的是江湖上的人望，可以或許服眾的魁首范兒。別的，吳用作為軍師，不克不及操戈上陣自亦無妨。公孫勝能呼風喚雨，戴宗能日行八百里，可謂特別人才（或具有特異功能）也都在天罡之數，并且排名不低。他們天然不宜跟其他人去較勁拳腳和槍棒功夫。別的，燕青也是一種異類，他不是那種陣前廝殺的腳色，論相撲倒是全國第一。這人還有機智智慧的拿手，最后是他在徽宗那兒討得招安圣旨。

至于七十二地煞，更有很多不以技藝見長的手藝人才，如：蕭讓（文書）、金大堅（篆刻）、樂和（音樂）、安道全（醫士）、皇甫端（獸醫）、孟康（船匠）、湯隆（鐵匠）、侯健（成衣）、曹正（屠宰）、凌振（火炮）、時遷（飛檐走壁）、蔣敬（賦稅出納）、朱貴、朱富、孫新、王心猿意馬六（酒店辦理），等等。作為一個規模復雜的武裝集團，這些五行八作的里手里手各有其用。一百零八將中放置這些專業腳色，乃于技藝之外開通身手一途，這不啻多元化的社會分工思惟，孰優孰劣不克不及做簡單比力，隱然透見石頭鉸剪布的邏輯。

二

《三國演義》寫劉備進位漢中王后，即封關羽、張飛、趙云、馬超、黃忠為五虎上將，誰知關羽竟大為不滿——“黃忠多么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盡管五虎居首，關羽仍是感覺跌份了。像這樣憤憤不服地計較地位，未見于梁山豪杰中問。晁蓋一干人上山后，林沖火并王倫，梁山首級頭目從頭排心猿意馬座次，林沖請晁蓋、吳用、公孫勝坐了前三位，還要再讓劉唐，在晁蓋等挽勸下才坐了第四位。此后每有若干豪杰上山入伙，城市從頭排心猿意馬座次，卻從未因為擺不服而發生齟齬，更未有誰像關羽那樣發飆。唯獨有過爭議的一回，是宋江要將頭把交椅讓于盧俊義，成果被世人勸住。

顯然，《水滸傳》是著意營造梁山世人和衷共濟、互相謙讓的氛圍。直至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書，本來大家位次都是天數，故而有謂：“六合之意，物理定命，誰敢違拗？”小說家借故上蒼早已分心猿意馬，完全摒除了梁山內部爭位奪利的可能性。甚至，梁山世人之間很少發生矛盾與紛爭，稀有的幾回仿佛皆由李逵干事魯莽而起。一次在滄州弄死小衙內，朱仝要跟他拼命（第五十二回），一次是誤信宋江擄了山下劉太公女兒，回到山上就跟宋江翻臉（第七十三回）。當然，鬧到最后只能以李逵負荊請罪收場。這都并非因權力、地位而激發的內訌。更主要的是，宋江與先后兩位同伴晁蓋、盧俊義的關系頗為融洽，巨細事項均無不合。其實大家脾氣相異，理想亦自有別，彼此竟從未有過嫌隙和矛盾，這也顯出小說家之專心。在擅長描寫窩里斗的古代小說戲曲敘事中，像《水滸傳》這種景象要算是一個少有的破例。

還有一點很出格，梁山一百零八人不曾有誰變節盜窟。《三國演義》以蜀漢依靠恢復漢室之大義，也算是一種政治抱負，所以蜀漢陣營少有內訌，亦少有投敵者。不外，也有傅士仁、糜芳、孟達數者投魏，諸葛亮身后還有魏延之叛。《水滸傳》則是寫了一支更純粹的步隊，梁山泊是天意放置的大聚義，故集體內部不講小我好處，標舉“各無異心，存亡相托”（第七十一回宋江語），乃將一百零八人摶捏當作不成離間的整體。

按說梁山一百零八人之組成半斤八兩復雜，有來自莊院的莊本家兒和奴才，有揭竿而起或被俘被賺入伙的官軍將領，有殺人越貨的犯警之徒，有亡命江湖的各色人等……所有這些人湊到一路，構成一個協調而有序的武裝組織，這自己就是一個很是出奇的想象。并且，以梁山泊為本家兒體，又兼并整合少華山、二龍山、桃花山、清風山、對影山、飲馬川、白虎山、黃門山、枯樹山、芒碭山等各個山頭，其人員如斯雜然湊泊，內部居然并未呈現各立山頭、派系紛爭的紊亂場合排場，可見小說家心中自有某種抱負本家兒義構圖。

梁山泊可以或許凝集浩繁豪杰，天然有一種力量，以宋江人格為標記的江湖道義是一個根基身分。面臨當日“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容與堂本卷首李贄語）的政治敗北和社會危機，小我抵擋自是無濟于事，因而便有嘯聚山林的集體行為。用魯迅的話來說，那就是“國政弛廢，轉思草莽”（《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五篇）。然而，當松散的隱秘狀況的江湖社會變身為公開割據一方的軍政實體，純真的抱不平的江湖倫理已難以總攬人心，其內部關系必然受到外部身分影響，恰是梁山泊與官府堅持的實際處境，修建了自身的抱負化圖景——《水滸傳》無疑是將平易近間造反上升為具有意識形態內容的政治行為，因為抵擋的來由就是這種想象的合理性——他們遠比那些廟堂之士更具仁義之心，遠比帝國權要體系體例更符合儒家政治倫理，遠比本家兒流社會更趨光亮。所以，他們有了“替天行道”的責任與任務，亦漸而根除了某些黑社會屬性的江湖陋習（如劫奪布衣，擄獲配偶人等）。

梁山泊的存在已然放大了公理與公允的訴求，故而《水滸傳》將熟人圈內的江湖情面釀成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書中這句話先是出自少華山陳達之口，史進不愿讓他們從本身村里過路，陳達用這話曉以大義，聽著語感有些突兀，像是一套江湖暗語。后來魯達亡命之際受趙員外恩助，深表感謝感動，趙員外也用這話回應，客套話里套著春秋大義。其實這話出自《論語·顏淵》，子夏跟司馬牛說：“正人敬而無掉，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小說是暗用儒門故事，這看似不留陳跡的修辭大有深意，內里潛臺詞不啻是說光靠魯達魯智深這樣的獨行俠解決不了問題，革弊鋤奸從底子上說是要成立禮治之道，需要一種更有涵容的政治情懷。《水滸傳》竭力以兄弟之誼建構梁山泊內部關系，天然是要打造一個可以作為禮治標本的儒家抱負國。

三

梁山豪杰排心猿意馬座次后，書中有一篇贊語，稱道梁山泊的益處——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六合顯罡煞之精，人境合杰靈之美。千里面旦夕相見，一寸衷死生可同。邊幅說話，南海說神聊工具雖各異;表情肝膽，忠誠信義并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甚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號，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從本家兒仆，爭斗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喜，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公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槍，或奔跑，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從帝子神孫到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凡是覺得此中必有互為本家兒體的階層鄙夷鏈，但《水滸傳》恰好相反——不僅將這些人組合當作一個協調社會，并且“隨才器使”，各展其長，這的確就超越了古代先賢構思的大同宿世界。在儒家經典中，“大同”只是一個理論概念，而《水滸傳》則在某種水平上勾勒了一幅趨近完美抱負的具體圖景。

所以，清末學人多覺得《水滸傳》表達了一種“社會本家兒義”理念與組織形態。梁啟超論及此書，半斤八兩注重其政治內在，乃謂：“有說部書名水滸者，人覺得萑苻宵小傳奇之作，吾覺得此即自力自強而倡平易近本家兒、平易近權之萌芽也。”（《小說叢話》）南社作家黃人認為：“水滸一書，純是社會本家兒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汗青以來，未有以百余人組織當局，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掉其秩序，人人皆有自力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于烏托邦矣。”（《小說小話》）另一位南社作家王鐘麒也說：“生平易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當局，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不雅其平品級，均財富，則社會本家兒義之小說也。”（《中國三巨細說家論贊》）梁、黃、王這些人生于風云激蕩的年月，處在新學舊學瓜代之際，他們敏感地意識到《水滸傳》的文學想象中包含著極為主要的政治倫理思維，亦即幾多帶有莫爾《烏托邦》描畫的那種社群形式和群己關系。

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大約一五一六年完當作了具有夢想共產本家兒義思惟的《烏托邦》，從時候上說，那是中國明朝武宗正德年間，大約在《水滸傳》當作書一個半宿世紀之后。《水滸傳》的抱負本家兒義半斤八兩超前，雖說不如《烏托邦》那么完美與徹底，卻也不像后者那樣懸空結撰。這個中國式的烏托邦想象附會于現實的汗青布景（故有“講史小說”之稱），完全融入中國傳統社會語境，且以海說神聊宋末年內憂外患的磨難實際為布景。從敘事學的不雅點來看，《水滸傳》從實際語境中建構一個上下有序倒是彼此平等的烏托邦，要比莫爾的烏托邦更具挑戰性，因為進入了那個具體情境，便繞不開軌制、習俗、倫理以及社會關系等諸多汗青身分的制約，這樣的敘事無疑面臨一大堆麻煩。

雖說《水滸傳》的“社會本家兒義”身分早已被人熟悉，但晚近泰半個宿世紀以來研究者們很少從這個角度去切磋這部小說的敘事旨趣。這大要是因為梁山泊的“社會本家兒義”與今世中國的社會本家兒義實踐相去甚遠，執于此念不免陷入理論界說的各種車翏車翏。除此，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梁山泊的招安問題。宋江的“替天行道”不以改朝換代為方針，而是追求與宋王朝的妥協與合作，按曩昔的說法這是革命的不徹底性，或日“降服佩服本家兒義”，這跟被付與革命涵義的社會本家兒義完全不是一碼事。

確實，梁山泊的社會本家兒義是一種很出格的工具，它整合了古代思惟資本中關于平等與仁愛的理念，以及包羅凝集平易近間良知的江湖道義，此中還有司馬遷在《史記》刺客、游俠傳記中描述的那種合生取義的忠誠和勇敢。綜而不雅之，這已經超越了儒家先賢描述的政治秩序與社群倫理的抱負模式。天然是因為汗青局限，它不成能構思出具有現代性的平易近本家兒社會與國度政治形態。上引贊語最后有一句“休言嘯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廟”，即明白宣告，這種江湖社會本家兒義只是希冀在原有的王權體系體例內進行道德和政治改良。

四

梁山內部唯獨發生不合的一樁大事就是招安。

石碣天書之后的菊花會上，樂和唱著宋江作詞的《滿江紅》，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一句，武松、李逵便鬧將起來。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李逵踢翻桌子，大呼：“招安，招安，招甚鳥安！”還有，魯智深也否決招安，他不認為梁山的道義能革新滿朝奸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殺怎得清潔？”書中沒有明白交接還有哪些人否決招安，倒是遠不止這幾人。第七十五回太尉陳宗善來招安時，阮小七掉包御酒，一時眾皆嘩然，而這時吳用的立場則比力暖昧。送走陳太尉，大師回到忠義堂上，宋江求全譴責世人“性躁”，吳用便說：“哥哥，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若何怪眾弟兄們發怒？”

也許，真正大白宋江苦心孤詣的只是柴進一人。關于柴進，筆者在《“小水滸”與“洪流滸”》（見《念書》二〇一八年一期）一文中已有闡發，此不贅述。他知道宋江并不知足于面前這個烏托邦小社會，回歸社會才是治國平全國之正路。

梁山泊之所以未因招安歧見而發生割裂，宋江能以道義服眾是其底子原因。小說有限度地表露了梁山內部矛盾，卻決心回避了江湖道義可否融入和革新王權體系體例的思惟比武。李逵等人的阻撓，吳用的躊躇和延宕，只是招安歷程中些許不諧之音，小說家以寫實翰墨描述這些事況之同時，卻已大大簡化了其中的盤曲。這樣處置是不欲粉碎梁山泊的連合與不變，一方面是作為禮治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亦是彰顯招安議題的“政治準確”。

從整個敘事過程來看，招安的終局并不夸姣。征方臘之后，梁山世人只剩得二十七人返回京師，最后宋江、盧俊義又被御酒毒死，終以英雄殘落而收場。其實，宋、盧二人即使能善終，以朝廷封授的楚州、廬州安撫使身份，也不成能對整個別制發生任何政治影響。“替天行道”這個標語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恍惚性說話——若是落實到九天玄女所謂“輔國安平易近，去邪歸正”如此，招安之后的征四寇已充實實現了他們的任務;然而，這原本亦是以天理天道革新實際政治秩序的命題，“八方共域，異姓一家”是多么美妙的社會建構，梁山泊的禮治軌轍中已將江湖道義與古代圣賢的大同抱負熔于一爐，可是這抱負的標本非但未能從山林推標的目的廊廟，最終還上演了卸磨殺驢的一幕。

梁山泊的悲劇天然在于抱負與實際的龐大反差，同時也表露了儒家先圣設計的禮治社會之虛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綱常的軌制放置看上去很夸姣，但實際景象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掉序狀況，乃至抵擋與殛斃一向在頻頻延續。儒者所謂禮治之道，最要命的是缺乏需要的糾錯機制，貧瘠的地盤上只能是野草瘋長。

按筆者關于“小水滸”與“洪流滸”的敘事闡發，這部小說有兩套互為內外的話語系統：一者是林沖、楊志、武松等人帶有冤情和抵擋的個別敘事，借以申述造反的公理性;一者是宋江以道義和忠誠營造的烏托邦情懷，經由過程招安表達了一種自我救贖的愿景。前者是瓜熟蒂落的江湖傳奇，后者倒是一幅躓礙難行的政治路線圖。宋江不欲與朝廷繼續匹敵，似乎是從忠義堂前的江湖禮治中看到某種但愿。什么是“替天行道”之真義？歸根結底，是要打破抵擋與殛斃無限輪回的怪圈。

因為二十宿世紀以來形當作的特心猿意馬語境，《水滸傳》的救贖思惟很少為研究者所注重。即如魯迅這樣偉大的智者，對這部小說也有所誤識，他在一篇雜文中攻訐說：“因為不否決皇帝，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度打此外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閑集·地痞的變遷》）這段話也許不克不及作為魯迅的學術定見，但在以往的水滸評論中被人頻頻引用，論證宋江的招安只是“欲做奴隸而不得”罷了。其實，書中寫得很大白，宋江決意與朝廷合作，并不是迫于“大軍一到”的軍事圍剿。相反，招安被提上日程恰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之際，當時梁山軍事上完全占了優勢。當然，小說對梁山豪杰過府沖州的戰斗力大有夸張之筆，以其描述的景象，要說滅了宋王朝也足有那種實力，難怪李逵屢屢叫嚷要殺去東京。

從山林到廊廟的敘事邏輯讓很多讀者頗感猜疑。為什么不殺去東京？換一個角度，這問題或可做另一種表述：為什么要讓強盜從良？譬如，金圣嘆就不肯看到招安的一幕，他假托古本刪削《水滸傳》，刪失落的就是招安以及之后的征四寇部門。按胡適的定見，金本《水滸傳》心猿意馬格于梁山與官府匹敵狀況的前七十回，用意即是“深惡宋江等一班人”（《（水滸傳）考據》），這說法看似有些牽強。不外，胡適也感覺這里呈現了意圖謬誤，因為這樣一來，倒更像是“褒”強盜而“貶”官府，與其本意相去愈遠。但金圣嘆顧不了那么多，若是說造反便是忠誠，強盜等于忠良，那么“君君臣臣”的王權秩序豈不更是亂套？

否決“瞻依廊廟”的不唯李逵等梁山首級頭目，高俅那些朝中奸佞則在另一頭阻撓招安。其實，高俅并非一概否決——他征討梁山泊集結王煥等十個節度使，無一破例都是被招納的綠林中人（第七十八回：“這十節度使，舊日都是綠林叢中身世，后來受了招安”）——他只是否決采取宋江和梁山泊。因為梁山泊標榜道義和忠誠的政治倫理戳中了他的軟肋，“替天行道”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矯正掉序的朝綱，跟著抵擋者的道義正當化，怕是冠屨倒施的政治生態又被倒置過來。

受招安的造反者去替官府打此外造反者，汗青上多有其事，只是并無梁山泊這樣“替天行道”的造反者。作為想象的產品，這般敘事不啻禮掉求諸野的沙盤推演。從山林到廊廟，宋江所想的不是彼可代之，而是一廂情愿要當作為國度之棟梁，并以進級版的江湖道義改寫儒家的禮治精義。建構這樣一種抱負，自有知其不成而為之的悲劇意慨。

作者：李慶西
來歷：《念書》201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