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國君該叫“公”還是“王”?

起首要意識到的是，上古漢語里對君王的稱呼原本就很復雜，一篇文章不成能把它完全講解清晰。光是“君、王”二字就有一堆派生詞用于指代諸侯或皇帝，并且有些是皇帝專用，如大君；有的專指諸侯，如邦君、國君。春秋戰國更是周朝禮法陵夷、崩壞的時代，各諸侯國君的稱號比之先前就更復雜多變了。

史乘里對諸侯國君的稱號，可分為爵稱和非爵稱兩種。爵稱即稱號國君的爵位，把“公、侯、伯、子、男”加在他們國名的后面，例如《春秋》記錄魯僖公二十一年的諸侯會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周禮》關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及其封地的說法

盡管周王室已難以把握大權，但直到春秋晚期，諸侯的爵稱仍根基維持不變。正如瞿同祖評論的：“宋永稱宋公；齊、魯、衛等永稱為侯；鄭、曹、秦等老是稱伯，楚、吳等國老是稱子；許永稱為男。”

這五等爵制里，最讓人猜疑的莫過于“公”。春秋有影響的諸侯只有宋為真正的公爵，但我們在史乘里可以見到太多的“公”，如齊桓公、晉文公；又如《左傳》里會用“公”來稱號魯國國君，盡管魯為侯爵。此外，若是查了諸侯國的汗青，更會發現他們在最初分封時往往是“公”，如魯國鼻祖伯禽是魯公，齊國鼻祖可能稱“文祖齊公”，晉國鼻祖燮父也可能稱過晉公。

要詮釋這個問題，需要先申明“公”這種爵位。“公”是周代地位最高的爵位，“皇帝三公稱公，王者之后稱公”；也是最特別的，其稱號并不宿世襲，公的兒女可能只是候、伯，侯、伯的兒女也可能釀成公。在世稱“公”者幾乎都是地位很高的內服王臣，西周早期諸侯稱“公”的現象之所以多見，恰是因為此時良多諸侯國君仍在王朝中心兼職。到周王朝后期，這種環境便不再多見，春秋期間入周王室任在朝“卿士”而稱為“公”的諸侯，似乎只有鄭國的武公、莊公。

鄭莊公在繻葛之戰擊敗了周桓王率領的聯軍，確立了鄭國的“小霸”地位

因為它意味著高尚的榮耀與地位，周皇帝也會命某位立下大功的諸侯為公。最有名的案例是衛國國君，一起頭他們只能稱“伯”，直到貞伯之子“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讓他進級釀成頃侯；頃侯的孫子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于是再次得以進級，可惜此次進級無法遺傳，在《春秋》里對厥后人稱呼仍然是“衛侯”。

春秋諸侯中，宋國是一個主要的破例，其國君是殷商王者之后，因而歷任都可稱公，看上去的結果等于宿世襲公爵頭銜。

至于其他稱“公”的諸侯，用的就不是爵稱了。有的“公”是諸侯國內對他的尊稱，春秋經傳中魯國十二君都可稱為“公”即是此類，風趣的是，這種“公”有時會與別國國君的爵稱混用，像“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我們更為熟悉的“公”則是謚號，晉文公重耳逝宿世時，《春秋》記述為“晉侯重耳卒”，下葬時，則說“葬晉文公”。值得申明的是，諸侯謚號并非一起頭就可以稱“公”，春秋早期建造的晉姜鼎上用的就仍是“文侯”（與晉文公并非統一人）。

春秋晚期，稱呼上的禮法已嚴重崩壞，不滿初級爵稱的強國國君便起頭自行進級。此中最為激進之輩，當屬僭越稱“王”的楚、吳、越三國。這一轉變半斤八兩嘲諷，因為楚、吳、越一向被華夏諸侯視為蠻夷，故只以初級的子爵來稱號他們，哪怕他們受封之初未必只獲得子爵稱號，如吳國國君本為伯爵，春秋經傳卻一向稱為吳子。

比及這些蠻荊之國真的不鳥諸夏的秩序了，華夏諸侯又只得在爵制上幫他們進級，來換取他們不做得過分。吳晉黃池之會，晉國青鳥使答復吳王夫差，讓吳國把自稱的“王”改當作了“公”，還說這樣能叫諸侯沒來由拒絕。其實他固然是維護周皇帝并世無雙的地位，但不顛末皇帝，私行封“公”，同樣超越了周朝禮法。

行至戰國期間，華夏諸侯也學起了蠻夷的行徑，自行稱王便釀成了常態。如秦孝公之子是秦惠文王，田齊桓公之子稱齊威王，趙武靈王的前任國君是趙肅侯……不但諸侯本身和他們國內的官員會用“王”的稱呼，像孟子這樣游走諸國的儒家思惟家也風雅地稱號起“王”來。

而那些著作時候比戰國還晚的史乘，稱呼的紊亂問題就更遍及了。司馬遷的《史記》，甚至放置孔子說了一句：“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完全沒有在乎“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的問題。

文｜趙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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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0-05-19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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