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遷都” 傳言 30 年虛實

在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編的《北京城市設計的演變與發展》一書中，有一部分的內容是干脆建議中央“遷出中南海”，在這片區域興建新的辦公樓辦公。

總之，龐大的國家機器在北京日漸狹小的城市空間里，也體會到了“北漂”的壓力。這也正是為什么廟堂與江湖之間，30年來周期性出現“遷都”提議，而且成為一個常談常新的國家談資——

比如，即使完全不熟悉政治的人，每一次看到有關“遷都”的新聞時，也可能會意識到，“又到了兩會代表去北京開會的季節”；

陌生人之間只要觀察彼此談論“遷都”話題時的傾向，就可以清晰地劃分出各自的省份，或者具體城市。因為在河南信陽、湖南岳陽、湖北襄陽……都常年流傳著“遷都”到當地的說法，許多人會虔誠地想讓你相信“這不是謠言”。

【北京在理論上從來都不是最佳選擇】

無論如何，此次保定從“功能”上變成首都的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也“粉碎”了在中國周期性出現的“遷都”學說。

換句話來講，就是以往的“遷都”學說從來絕少將保定納入觀察視野。因為他們認為，從每一個數值上來看，保定，包括北京都偏離了中國的重心。

比如一項由中山大學副教授鐘曉青參與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九五”重點項目——《我國生態中心計算方法及定遷都生態安全損益分析》，從技術角度拆解分析了定都北京的利弊，以及未來遷都的可能性。

這里稍微提一句，回顧定都北京的過程，當時的決策主要是考慮到新中國成立時的內政外交情況。

一方面，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另一方面，《北京檔案》雜志刊載的《毛澤東與新中國定都北平的重要決策》披露，1949年建國前夕，毛澤東詢問王稼祥新中國定都何處，王稼祥答北京，“我認為北京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南京太靠東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點兒。”

而簡單來說，這項研究建立在假設中國的首都應該位于“重心”的位置—版圖的重心、人口分布的重心、經濟總量的重心等基礎上。

按照鐘曉青的計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遷都”可能產生以下七個備選地址，它們分別是——

陸地重心，甘肅定西，一個去年發生過6.6級地震的地方；

版圖重心，重慶石柱，革命老區；

人口重心，河南桐柏，一個1984年就被河南省省政府確認為老蘇區的縣城；

經濟重心，江西高安，全國生豬調出大縣；

生態重心，湖北十堰，山溝里的汽車城；

水資源重心，重慶涪陵，“中國榨菜之都”；

糧食重心，河南杞縣，以出產大蒜聞名。

北京與這些備選地址相比，都有從600公里到近1500公里不等的距離。研究認為，時下一些社會問題的產生，也與北京所處的位置有關。比如“偏離人口重心，不利于民族團結；偏離經濟重心不利于地區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導致地區差異，貧富懸殊；偏離生態、水資源及糧食重心，增大運輸費用，增加成本，加大了土地負擔……”

暨南大學主辦的《生態科學》2011年9月刊登的相關論文同時測算，如果首都完全遷移到一個新城，全部費用最多不過700億元，“僅僅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投資的三分之一”。也有專家估算，建設一個首都新城需要花費不少于3000億元。

【對“首都”頭銜最不感冒的城市】

如果要細致圈定一個學術界所認為的“遷都”合適選址，比較主流的觀點是將這一系列的重心疊加起來，再尋找一塊基本都能圈住的地域。進入21世紀后，多位專家純粹從學術角度出發撰文稱，湖北與河南交界的南襄盆地是比較理想的選址，被稱為南襄盆地方案—附近的河南信陽、湖南岳陽、湖北襄陽三地有關“遷都”的傳聞流傳開來，似乎也與此有關。

也就是在今年3月保定傳出成為“政治副中心”之前兩個星期，又一份有關遷都的建議被遞交到全國政協秘書處。提案人系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省僑聯副主席李崴。《江門日報》報道說他贊成的遷都方案，也是在互聯網上被網友不斷完善又變形的南襄盆地方案。

到目前為止，公開媒體報道過的“遷都”方案中，另外一些比較有市場的提議是首都遷往陜西西安。《南方周末》報道說，陜西師大一位副校長還曾撰文建議將首都遷到寶雞。陜西對遷都動議的熱情，也來自于一些本省籍的兩會代表的想法。2000年前后，他們希望通過遷都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結合，徹底打破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歷史。

唯一對遷都態度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上海。

還是今年兩會期間，有代表和委員因為“北京霧霾越發嚴重”，再次建議遷都。其中，有關上海成為備選城市的非官方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討論超過20萬次，天涯社區一則關于遷都上海的帖子，點擊量則一下超過四萬次。

人民網報道說，從網上觀點判斷，上海網民對首都的頭銜并不感冒。

（作者：胡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