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過失要負刑事責任嗎？

【父母大意導致的慘劇】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有因為父母的疏忽和失誤，致使孩子傷亡、失蹤的慘劇發生。2013年3月4日，吉林省長春市一個年輕的父親把兩個月大的嬰兒放在未熄火的車里，車門未鎖就離開車子，去自己辦的小超市里生火。10分鐘后，他出來發現車被偷了，小孩也被帶走了。后來，在長春民警的全力偵破下，嫌疑犯被迫自首，但嬰孩卻在此前已被嫌疑犯殘忍地殺死。

2013年2月12日，當人們還沉浸在春節的喜慶氣氛中的時候，廣東省深圳市一個小區卻發生了一件悲慘事件，2歲女童小瓊鳳溺亡在鄰居家洗手間的一個水桶內。事發時她的媽媽正在和朋友們玩麻將，放任小女兒一個人在洗手間里玩，結果2歲孩童不小心掉進了一個裝滿水的水桶里溺亡。

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在廣東佛山一個五金城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路過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在小悅悅悲劇中，太多的人把目光聚焦于路人的冷漠和肇事司機的無情，但人們恰恰忘記了，最該為小悅悅之死負責的，是小悅悅的父母。在陰冷的雨天，當父母放任小悅悅獨自一人在車水馬龍的路上行走時，小悅悅的悲劇早已注定。

類似的例子可謂不計其數。人們在同情那些不幸的父母的同時，也發現正是由于父母沒有很好承擔監護責任，才導致悲劇發生，那么這些父母應不應該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如果需要，那豈不是在悲傷的父母身上施加了雙重的不幸？畢竟，父母本身就是對孩子最關心、最痛愛的人，他們都會在盡可能保護孩子的安全，只是有些父母親年輕、經驗少，有時候麻痹大意了一下，出現不幸后不但心靈備受打擊，還要受到法律的懲罰，這豈不是太不近人情？

【西方父母的法律責任】

我們來看看西方成熟的法律社會是如何處理這種問題的。美國佐治亞州一名婦女領著三個孩子亂穿馬路，發生交通事故，其中一個孩子死亡，肇事司機逃逸。經過審判，法庭判司機三級謀殺，6個月監禁，5年緩刑；判這位母親二級謀殺，最高三年監禁。美國還有一位母親，開車帶著孩子們去購物，回來時由于忙亂把幾個月的嬰兒忘在車里了，等她想起來時，孩子在車里已經死去了，法庭經過審理，最終判這位婦女5年監禁。

我們同樣不好理解，對于兩位美國母親來說，喪失自己的孩子已經讓她們痛不欲生了，為什么還要把她們送進監獄，是不是太殘忍了？如果我們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可能就不會這么想了。西方人認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對孩子沒有所有關系，也沒有支配關系。孩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他有獨立的人格，并且他們和父母的關系是平等的。他們的這種觀念來源于宗教，基督教認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每個人都從造物主那里領受了不可剝奪的權利。孩子雖小，他屬于上帝，不屬于父母。

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在父母與子女之間，社會是以孩子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當孩子未成年時，需要父母的監護，父母必須維護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能損害孩子的利益，如果父母沒有盡到保護責任，就要承擔法律責任。為了更好地保護兒童利益，法庭甚至可以剝奪不負責父母的撫養權。這就像一個國家的首腦因為疏忽造成國家重大損失，要受到法律的審判；一個將軍因為疏忽造成軍隊潰敗，要離職并且送上軍事法庭。其間的道理是一樣的。

當孩子成年后，父母必須把他們推向社會，讓他們學會獨立生活這是父母的責任。18歲后，孩子如果還靠父母生活，那就變成了一種恥辱。

【父母的私有財產】

而中國的情況確實很不一樣，本文開頭講述的幾個案例，孩子不幸死亡，父母都有明顯的過錯，但他們都沒有承擔法律責任，而中國的法律條款中，也沒有針對這些情況的懲罰條款。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孩子由于親人的過失而死亡了，中國社會為什么不愿追究親人的責任呢？這可能和中國的獨特文化有關。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是孩子的生命之源，孩子的一切都是父母給予的，因而孩子必須服從父母，孝順父母，他們沒有自己的個人空間和選擇自由，父母的意志就是他們的意志。父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自己生命的延續，他們要控制和支配自己孩子的命運，因而孩子就成了父母的附屬物，或者說孩子就成了父母的所有物。

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人不愿讓自己的親人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財產，孩子不在了，父母的財產丟失了，我們應該同情他們，不需要再懲罰他們，這是人之常情。在中國，父母縱有不是，社會也無權剝奪他們的撫養權，這就是以父母為核心的孝文化傳統導致的結果。

中國的法律體系雖然是從西方學習來的，但不可能徹底割裂我們自身的歷史，也不能拋開我們成長的環境和土壤。因此中國的法律體系總是有形無形地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一些與家庭倫理相關的法律條款，更帶有明顯的傳統文化的色彩，強調“孝順父母、尊重長輩”，而不是把父母與子女當成平等的主體來衡量。

那么，在整個社會越來越西方化的今天，對于父母過失造成孩子傷亡的情況，我們的法律是否應該向西方靠攏，也設立懲罰父母的條款呢？從沿承傳統文化的角度看，這樣做似乎很不合適；但對于建立現代法治社會來說，這又有相當的必要性，嚴厲懲罰犯有過錯的父母，可以喚起全社會對保護未成年人的關注。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之間如何取舍，需要法律工作者認真思考。

當然，法律的實施，除了需要文化觀念的支撐外，還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法律追究父母過失的刑事責任，我們馬上面臨一個實際問題，誰來照顧孩子？孩子成了單親家庭，對孩子的成長也非常不利。但在西方與我們不同，如果孩子的利益受到傷害，法庭會指定社會義工去監督；如果一個家庭喪失了撫養孩子的條件，會有條件好的家庭來領養；另外，西方的慈善事業也比較發達，有許多的福利機構也可以為孩子提供避風的港灣。

無論怎樣，父母過失所造成的未成年人悲劇，社會和父母都要承擔起責任，社會要形成一整套的保護機制，父母則要意識到自己是孩子的生命、教育與管理的第一責任人，雖然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