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懸置的母性：中國的母親們，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被懸置的母性

一

在新期間以來的各類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兒女聲討母親或以扭曲的母子關系為題材的作品，以至于 “母愛缺掉”、“母性損失”這些詞語曾當作了文學評論的熱點概念。同期間，在學術界也曾有《發現母親》（王東華著）這樣的專著，以洋洋八十余萬言痛陳母愛缺乏之于中國成長之風險，十多年來一版再版，影響普遍。

作家的當作長，以對童年精力傷痛的展示為體例，原不是特別的現象。但一代作家不約而同地對“母親”睜開集體控，這無論若何是值得存眷的。它不只是文學現象，也應該被視為社會事務。此前，筆者因為研究中國汗青變更中的“青年”，以及八十年月的青年文化，曾匯集、閱讀過一批文化人的童年回憶，那此中多涉及“母親不在”的情節和感傷，如王朔談怙恃對孩子的疏離和冷酷，還有不少人回憶年少時在全托幼兒園銘肌鏤骨的寂寞記憶……令人印象深刻。這此中，以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老鬼的《赤色黃昏》、《我的母親楊沫》等為代表的非虛構作品，尤其因為作者以其切身的履歷、對他們的親生母親所做的凌厲批判，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反應。

中國的母親們，事實出了什么問題？

有關李南央的母親范元甄、老鬼的母親楊沫，以及她們所代表的革命女性們的母性問題，近些年已經有不少的闡發和評論，包羅她們的老同事們所做的汗青闡發，還有李南央和老鬼這些后代們的疾苦反思。相關的會商深切到了革命汗青中的諸多悖論，也涉及了心理學的問題，還有親人世若何告竣“饒恕”這樣的嚴厲話題。可是，筆者在有限的閱讀中，感覺有一個主要的當事人群體其實是緘默的，我們幾乎聽不到她們的表達或申辯—母親們，她們對于本身備受質疑的母性、對于后代們的控，是若何想的？那些母親中不乏女作家、女干部，她們應該有必然的思慮能力和話語權，可是，很遺憾她們沒有留下我們所等候的文字。我們知道，范元甄曾對女兒的某些記憶文字做出過辯駁，也曾以她的體例對女兒表達了她的憤慨，且直到辭別人宿世，她也沒有原諒女兒的行為。而楊沫做出了另一種回應：她在晚年回歸家庭糊口，盡力飾演了一個正常的母親腳色，母子間也是以彼此獲得了對方的諒解。

可是，對于被問題化的那個時代的“母性”，她們都沒有做出本身的詮釋或辯護。

在這里，為便于闡發，筆者且將那些被控的母親們大致區分為兩代人：革命年月的女性和社會本家兒義時代的女性。先說社會本家兒義年月的女性，這里本家兒如果指上宿世紀五十到六十年月履歷了生育體驗的年青的母親們。她們在社會本家兒義工業化以及農村人平易近公社化的年月中，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勞動出產/國度扶植事業和各類政治活動中，她們的孩子或者被放入各類幼托機構，或者被交托給白叟們照看，她們中的很多人在家庭和工作之間顧此掉彼、精疲力竭，無可何如地當作了“王朔母親”式的媽媽。

這里所說的革命年月的女性們，恰是李南央和老鬼的母親們。她們是曾經的前進學生、熱血青年，由平易近族危機和公理抱負而投身于革命和戰爭。她們原是跟隨著新文化的潮水從舊家庭（及其父權/夫權）的束厄局促中掙扎出來的“新女性”，她們也可歌可泣地為平易近族國度的事業進獻了本身的芳華。但她們在革命歲月中，無可避免地被嵌入到了那一個男性本家兒導的權力系統內，同時又本家兒動或被動地被放置到了一個個“革命家庭”中。一九四九年后，她們當作了革命干部或干部太太，在很多回憶文字和文藝作品中，她們被稱為“大姐”或“馬列本家兒義老太太”，被人崇拜，也飽受嘲弄，更有一些人因為兒女的控而被當當作了“被政治異化了的母親”的活標本。

這兩代母親，生命過程各有分歧，對母親腳色的認同似乎也有較較著的差別。但當面對兒女們的激烈控或盤曲求全譴責（不少作家是經由過程虛構作品來抒發其母愛缺掉的情結的）時，她們總體上都呈現了一種掉語的狀況。她們應該會感觸感染到憤慨和委屈，但可能不清晰該用什么來由來為本身辯護（除了那些被后代們認為是老套的陳舊教條之外），在履歷了七十年月末至八十年月那樣的汗青轉折之后，母親們很難找到溝通兩代人心靈的有用體例。

可是，我們其實不難想象，在曩昔幾十年中，同時飾演著革命者和老婆/母親腳色的她們，履歷了如何艱難的歲月。今天我們在一些回憶文字中，可以看到她們被組織放置婚姻時的掙扎，也可以看到她們曾承受配偶科疾病和履歷難產等的身體病痛，更可以讀到嬰兒病死或被送給老鄉的情節。這些舊事，固然大多是被看成她們革命生活生計的一部門而被回憶、被記錄，她們的孩子們的保育院記憶在今天也被當當作了佐證其身份的輝煌過程，可是這此中的各種悲劇性，我們仍不難去讀取、去體味—今天我們已經能借助于一些新的思惟資本和學術文本，去從頭梳理、從頭審閱現今世中國人家庭糊口的汗青。例如記實并切磋了社會本家兒義國度家庭軌制演變汗青的《私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家糊口》，它告訴我們，“家庭”的價值合法性和實際中正常的家庭糊口，是若何被一種意識形態所否認，又是若何被國度軌制現實取締的。又例如，郭于華傳授的《刻苦人的講述：驥村汗青與一種文明的邏輯》，它讓我們經由過程汗青過來人的論述，得以感知到在弘大汗青的背后，一個個具體的人是若何承受具體的疾苦的。在著眼于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體的敘事中，郭于華將今世中國農村配偶女所遭遇的“身為母親無法正常地喂養和顧問年幼的孩子”的履歷，界說為一種“磨難”—“婆姨們每日加入集體勞動所遭遇的另一種磨難”。她經由過程采訪，讓那些母親們將糊口體驗訴說出來，連帶她感觸感染到的那些母親們的“肉痛”（“一位母親至今回憶起那時的情景仍是淚水漣漣”）。經由過程她的記實，被強制加入集體大田勞動的母親們所感觸感染的不亞于身體病痛的“母親對于孩子的懸念肉痛”，穿越幾十年的時空，被呈此刻我們面前：

滿月了四五十天就動彈上了。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們杠（跑）回來奶來了。那照也沒人照，我們那白叟也不照去，走起急的您哭鼻子，回來看到娃娃又要急的您哭鼻子。我們那二女子（小時辰），那陣炕上不鋪個氈，就鋪個那爛席子，娃娃猴（小）著了嘛，娃娃頭發又稀，給娃娃頭發一滿擦的稀爛，腳底上擦爛。可心疼了，邇個也常想著了，端的。

在這樣的語境中，母親們既是母愛缺掉的責任人，更是特別文明下母性受到嚴重摧損的受害者。

當然，與投身革命事業的“新女性”們分歧，這些農村的“婆姨們”，是被動地被卷入到了社會本家兒義的革命活動中，按孫立平傳授在郭著的“序”中所做的界說，她們是“被革命卷入者”。用一些革命女性（如楊沫）的話來說，那樣地疼愛孩子，是“動物本能”，是沒有程度、沒有憬悟的“家庭配偶女”才會有的表示（老鬼：《我的母親楊沫》）。憬悟了的“革命女性”、“職業女性”們，似乎是不屑于，也不肯意將本身定位于母性受損的可憐的舊式配偶女的，即使她們為本身自發不自發的選擇支出了各種價格—這些價格包羅對正常的戀愛糊口/家庭糊口的犧牲，以及與兒女間形當作的各種感情隔膜。跨越汗青、打破隔膜，需要自我否認的特別勇氣和客不雅的機緣，也需要對弘大汗青的審思能力，這對很多母親來說，并不是輕易的事。

二

問題在于，無論母親們的社會身份是什么、她們的階層憬悟有多高，她們都應該是有“心靈”的。孫立平將他給郭著所寫的序言取名為“傾聽‘被革命卷入者’的心靈”，或許恰是點出了被各類“通識”所蒙蔽了的人類社會的一個根基“常識”：人之為人，是因為人道，人是應該擁有心靈的。那些在革命年月曾十月妊娠、一朝臨蓐的女同志、女兵士們，她們除了在極為窘蹙的醫療情況、物質前提下承受過龐大的身體之痛，她們也可能因為不得不將親生骨血交給目生的農人而感觸感染過母性受損的心靈之痛。若是不是因為客不雅情景下不得不為，又若是不是因為她們所承受的痛被付與了“犧牲”的意義，她們的選擇行為被付與了神圣性，她們若何能承受這樣的傷痛？

還有一個疑問需要提出來：若是我們相信母性和父性都兼具社會性和生物性，我們又假設每一個孩子都是巴望獲得父親和母親的關愛與顧問的，那么，為什么，在革命年月和社會本家兒義扶植時代中曾同樣缺位于家庭糊口的父親和母親們，單單是母性受到了質疑，單單是母親的腳色受到了求全譴責和批判？

改過文化活動以來，漢子們不再能安于當一家之本家兒，他們被等候為國奉獻。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父親們同樣也曾履歷了一個腳色更新的過程。只是，男性們在他們所飾演的革命者腳色和父親腳色之間，看起來并沒有發生新女性們那樣的困境。在這些年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抱負的父親形象。一個現當作的例子就是李南央的父親李銳。這是一個在革命事業中歷經患難而不改初志的抱負本家兒義者，同時在女兒心目中又是一個關愛孩子且屢遭老婆變節卻還能顧全大局的父親。另一個豐滿的父親形象可列舉《巨流河》中的齊宿世英師長教師。臺灣作家齊邦媛傳授在她的自傳錄中，以濃厚的翰墨描寫了齊宿世英的平生，那是一個為國奉獻畢生而又重情重義的志士形象。散文家王鼎鈞評論說：“《巨流河》中的父親，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最當作功的形象，齊老平生率領志同志合的人赴湯蹈火，國而忘家，最后都被大浪淘盡……”身為父親，雖“國而忘家”，卻仍能為兒女所崇拜，更能打動萬萬讀者的心，這申明近代以來的“父親”，是可以因為“以全國為公”而舍“一家之私”的。這當然可以被理解為“忠孝不克不及分身”這樣的傳統政治倫理在現代的延長，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樣的父親，即使是將賜顧幫襯后代的責任交托給了母親，但不時處處，還會吐露出對家庭和后代的責任及關愛，其“父親”之人道光線，不僅有女兒的感觸感染及常識當作就可以折射，更還有如齊宿世英在抗戰中收容、賜顧幫襯無數東海說神聊亡命學生這樣的大愛來證實。換句話說，“志士”與“父親”這兩個腳色，不僅沒有呈現對立與沖突，反而是可以互相證實的。

這樣說來，在中國人的怙恃不雅的現代變遷中，父親與母親的腳色更新的機制是迂回分歧的。又或者可以說，在發蒙的思潮中，父性與母性受到了分歧的看待。我們知道，新文化活動以來，“女性”在中國是曾被明白地域分當作了新與舊的，“新女性”是跟從了新時代的腳步走出了家庭的娜拉們，她們要擺脫的是社會對舊女性的一切束厄局促，包羅賢妻良母的腳色劃定。而男性在近代中國似無新舊之分，漢子們曾面對的選擇本家兒如果“新青年”與“舊青年”之區別。新青年是“醒覺了的人”，他們不該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知足于充任家族的統治者，他們必需同時肩負起拯救平易近族、革新社會的任務。那么，作為新青年的中國男性在家里該怎么重塑他們的父親腳色呢？按青年導師魯迅師長教師在《我們此刻如何做父親》中的啟迪，他們是要辭別傳統的、榨取配偶女和孩子的父親腳色，而當作為開明前進的父親—“沒有法，便只能先從醒覺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本身的孩子。本身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暗中的閘門，放他們到寬廣光亮的處所去;此后幸福的過活，合理的做人。”具體來說，一是“理解”（理解孩子的宿世界與當作人的宿世界是判然不同的），二是“指導”（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而不是號令者），三是“解放”（讓孩子當作為自立的自力的人）。

“開明前進”，這恰是我們評判一個現代好父親的主要尺度。這樣的父親，接管了新式教育及現代文明的陶冶，或受黨的教育，在外可以拯救平易近族，可以以社會事業/職業生活生計為重，在家亦可以釋放出曾被舊倫理持久禁錮的舐犢之情，其親子關系模式且合適現代平易近本家兒、自由之新潮。齊宿世英、李銳這樣的父親們所以能被他們的兒女所鐘愛并為社會所恭敬，蓋因為他們所呈現的父性，都具有魯迅倡導的、社會所等候的那一種新父親的品質（當然社會還普遍地接管另一些帶有傳統色彩的父性──例如堅韌、奉獻、緘默如山的父親，這一種父性曾由羅中立的油畫《父親》所呈現）。無論若何，文化發蒙、革命、工業化以及社會現代化等等，讓中國的漢子在父親腳色與人道之間，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讓父性有了合適現價格值的落實。以這樣的父親不雅為布景，我們可以看到，在家里依然實施“專制統治”的父親或對孩子施以暴力的父親們（如王朔的父親那樣），會受到孩子的抵制和訓斥，但父親若是為了革命、為了國度而棄家掉臂，則是可以被孩子和社會接管的。

但中國的母親們顯然貧乏這樣的機運。中國人的母親不雅是割裂的，中國社會的布局與軌制也往往讓母親們無所適從。這些年來，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中，讀到許很多多的感念母親、頌揚母性的動聽作品，那邊面，有忍受所有磨難、甘愿寧可情愿地為丈夫/為家庭/為兒女犧牲一切的偉大母親，也有具備現代常識卻能盡心相夫教子、全力撐持丈夫兒女打全國的完美母親。無數動聽故事所呈現的社會的抱負母親不雅，大多是家庭本位的，是以男性及孩子為中間的。可是這一百多年來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軌制，除了幾回再三地教育女性要“解放”、要“自力”外，還持續地將配偶女帶動、驅趕到革命/戰爭和出產勞動的第一線。在“家庭”、“國度”與那個可能存在的“自我”之間，被各類“奉獻”等候所撕扯的女性，該若何面臨本身的母性、能如何去飾演母親腳色，這當作了二十宿世紀以來中國女人實其實在的一個浩劫題。

三

所有的汗青都是今世史。曩昔的故事所以讓人難以忘懷，是因為我們正面臨著當下。“母愛缺掉”是八十年月提醒給我們的一個社會議題。那今后，筆者將這個問題帶入到了專業的講授和思慮之中。這些年來，筆者所指導的學生中，先后有兩位同窗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確定為論文本家兒題，一位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是本科生。客歲春天，當那位博士生竣事論文答辯、聽到論文獲全票經由過程的結論時，他百感交集以至泣不當作聲。后來我回首他的研究過程，幾多能意識到，這樣的標題問題對于他意味著些什么。十多年前，當他在鉆研會上最初提到留守兒童的問題時，我沒有多加思考，就將八十年月的那一個汗青議題帶了出來：中國的怙恃們為什么能將孩子的養育責任拜托給機構或他人？那時我并沒有預想到，這樣的一個貌同實異的汗青命題，給曾經在村落黌舍當過教員的這位學生造當作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猜疑：留守兒童們不僅承受著因怙恃不在而面對的各種糊口堅苦，他們還被社會貼上了各種問題標簽，諸如進修成就差、心理本質差、感情體驗缺掉等等，這對他們是不公允的。而另一方面，他們的怙恃莫非是應該被求全譴責的嗎？最后，他的論文經由過程實地調查和數據闡發，證實了留守兒童的成就并不比怙恃在老家的孩子差（在他的調查中，內地農人不過出，往往不是出于對孩子親情需要的考慮，而恰好可能是怙恃的能力不敷或責任心不強），而留守兒童的升學之所以可以或許繼續、他們之所以可以或許進入較好的黌舍，恰是因為他們的怙恃外出打工為他們供給了需要的經濟撐持。與此同時，村落教育存在的各種問題，根子本家兒要在于教育資本分派的嚴重不公;孩子們無法跟從怙恃一路外出，則本家兒如果因為他們無力承擔城市的糊口支出和教育費用，事實上他們還面對著城市教育的各種門檻。

這是個讓人備感無力的邏輯困境—怙恃們不得不分開孩子，母親們無法在家庭糊口中飾演抱負的母職，不再是因為她們要爭奪配偶女解放或實現個別的人生價值，也不再是為了要為國奉獻，她們僅僅是“為了孩子”。這樣的糊口悖論，這樣的選擇難題，與曩昔一百多年來中國女性所履歷的情景當然不盡不異，可是，對身處此中的母親們而言，這此中的汗青連貫性，應該不難被發現（近似的選擇難題也存在于城市，因為公共保育舉措措施的嚴重缺乏，生育與撫育正當作為今天無數家庭的繁重話題）。

可是困境還將延續—若是說八十年月的年青人尚能在價值轉型期間對他們的母親發出質疑，那么，若干年后，當長大了的留守兒童一代回憶起本身母愛缺掉的童年，面臨“為了孩子”而流落于城市打工掙錢、犧牲了正常的親子糊口的白叟，他們還可以或許發出義正詞嚴的求全譴責嗎？他們若何才能跨越今天這樣的汗青而讓兩代人的心靈獲得安撫？

作者：陳映芳

來歷：《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