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更要警惕科學家迷信？

警戒科學家

二零一二年第十一期《念書》頒發了我的《警戒科學迷信》，其實，我的原題是《警戒科學》。這是我第一篇明白地、公開地、周全地否認科學及其手藝的文章。當我敲出那四個字的時辰，也曾雙手顫栗，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點兒，謹嚴一點兒。科學本家兒義作為意識形態，有著無比龐大的慣性。所以我很感謝感動編纂的謹嚴與善意。

其實，在我們接管了雙刃劍這個說法的同時，在邏輯上，就已經接管了這樣一種可能性：總的來說，科學及其手藝的負面結果大于其正面感化，給社會造當作的麻煩大于為我們供給的便當！從而為周全否認科學埋下了伏筆。下面，該輪到科學家了。

一、科學配合體

小時辰寫抱負，良多人寫過長大體當科學家，為人類造福。那時我們相信，在科學的前進與人類的幸福之間有必然的聯系關系。諾貝爾獎的設立就成立在這種聯系關系之上。做一名科學家是驕傲的、高傲的，這種特心猿意馬的職業付與了從業者以自然的道德優勝感。然而，當這種聯系關系不再必然，甚至由正轉負的時辰，科學家群體遭到思疑，也是天然的。

科學家這個群體，我們的專業術語叫作科學配合體。在以往的本家兒流話語中，科學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高尚的人物。科學是神圣的殿堂，科學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職人員。在中國，科學家經常被描述為兩種形象：一種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他們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摸索天然奧秘，為人類造福，不吝上火刑柱；一種如竺可楨、茅以升、華羅庚，他們熱愛國度、熱愛平易近族，毅然拋卻國外的好糊口，回國效力。在這兩種描述中，科學配合體既是常識配合體，又是道德配合體。

然而，實際的科學配合體若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頂端的諾獎得本家兒，也有抄襲、造假的，還有給希特勒造毒氣室的。中國的環境更令人尷尬。

科學家的形象，我們不妨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平心靜氣地加以會商。海說神聊京大學吳國盛傳授曾經指出，科學家具有兩種形象，一個是沉思者，一個是魔法師。所謂“真正的”科學家作為個別在汗青上可能是存在過的。傳說阿基米德在羅馬人攻破家門的時辰，還在研究幾何問題，他剛說了句，不要弄壞我的圓，就被羅馬兵一刀砍了。這是科學家作為常識摸索者（沉思者）的尺度形象。不外，與古希臘比擬，當下科學的社會功能、社會腳色已經發生了底子性的轉變。科學不是本來的科學，科學家也不是本來的科學家了。魔法師周全代替了沉思者。

從古希臘到中宿世紀，科學都是哲學（以及宗教）的一部門，是自由平易近和貴族從事的一種形而上的精力性勾當，手藝則把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學家不屑為之的形而下勾當。科學與手藝幾乎沒有交集。牛頓書寫三大心猿意馬律的不朽著作叫作《天然哲學的數學道理》，他也認為本身是哲學家。今天被稱為科學家的那些人，他們從事科學勾當都是出于小我快樂喜愛，其勾當經費或者來自祖上的家產，或者來自貴族的奉送。此刻常說的科學勾當的念頭，忽略其宗教身分不提，諸如摸索天然奧秘、知足小我某人類的好奇心等等，對于他們來說，大體上是可以當作立的。

在那個時代，貴族撐持科學勾當也沒有功利性的目標。丹麥國王腓特烈二宿世把一座小島（汶島）連同島上居平易近都送給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讓他在上面建天文臺，不雅測星空；為他供給余裕的科研和糊口費用，長達二十余年，直到本人歸天。其投入不成謂小，但他并沒有要求第谷為他締造出產力。他供養第谷，大要像供養音樂家作曲、畫家作畫那樣。科學常識也如音樂繪畫一般，是精力性的常識。第谷大要偶然陪他聊個天，給他占個星，就算回報了。若是說科學還有什么社會功能的話，那就是，作為一種常識系統，供給一種關于外部宿世界的詮釋方案。但在那時，科學的詮釋方案并不是獨一的，也未必是最主要的。

二、嬗變

十八宿世紀工業革命，本錢本家兒義鼓起，西方社會進入工業文明，并標的目的全球舒展。到了二十宿世紀，科學被所有“現代”國度納入到國度體系體例之內，當作為社會布局中的一部門。精力性的科學釀成了功利性的科學。

在形而上的層面，科學繼續承擔著詮釋宿世界的功能。跟著工業文明的擴張，它所供給的詮釋方案在全球規模內當作為本家兒流，代替了各個傳統社會基于當地生態當地汗青的處所性常識系統。科學家代替了中宿世紀的神父，當作為常識的擁有者，宿世界的闡釋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地位。更主要的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后科學與手藝的聯婚，呈現了一種全新類型的手藝—“科學的手藝”—由科學推導、衍生出來的手藝，使得科學擁有了一個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為手藝的來歷。

傳統手藝都是經驗手藝—來自經驗，并跟著經驗的累積而提高，經驗手藝具有處所性、多樣性，順應當地情況。而科學的手藝則是普適的，可以或許大規模出產的。科學手藝所到之處，經驗手藝紛紛遭到廢黜。于是科學家不僅是宿世界的闡釋者，仍是宿世界的革新者，甚至于締造者。這個腳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宿世紀是科學及其手藝周全擴張的時代。科學的形而上功能穩步推進，物理、天文、化學、生物、地質等根本常識的總體框架在此宿世紀上半葉已全數完當作，為物質宿世界供給了一個周全系統、可以計較的詮釋方案。科學的形而下功能則敏捷膨脹，科學中與手藝相關的部門，以及“科學的手藝”自己不竭發生質的轉變，社會糊口不竭翻新。甚至生物學由博物學科學變身為數理科學，也當作為高手藝的母體。“二戰”之后，科學之作為手藝母體的形而下功能后發先至，當作為科學在當下社會糊口中的首要功能。

吳國盛傳授有一種說法，古希臘科學是自由的科學，此刻的科學是求力的科學，這個描述在吳國盛的理論框架里長短常自洽的。不外，在我描述的問題中，把“求力”改為“求利”更為得當。“求利”是當下科學的焦點特征。固然“求力”不完滿是為了“求利”，但如無力，則不克不及為利。

“二戰”時代，美國集聯盟國之力實施了曼哈頓工程，動用四萬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億美元，造出了兩顆原槍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科學”勾當，此前小我作坊似的科學則被稱為“小科學”。科學進入了“大”的時代，科學與社會的關系轉了一個直角彎。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種精力性的勾當，意在摸索物質宿世界的根基組成，這是古希臘哲學追求物質來源根基的天然延長，而其成果倒是比太陽還亮的殺人兵器。良多介入曼哈頓打算的物理學家本身也轉不外彎兒來。“我們原本是哲學家，怎么釀成了做炸彈的？這是我們投身科學的初志嗎？”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陳規模的反省自我、思慮科學倫理的科學家。此后，再沒有科學配合體有過近似的集體反省。

此刻，科學起首是國度與社會的軌制性行為，而不是小我行為。大學中天然科學門類的院系以及分歧層級的研究機構，都是社會建制的一部門。在西方社會，固然依然有少數私家基金如昔時的貴族之供養科學家，沒有功利要求，但總的來說，國度與社會垂青的是科學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學家出產出具有現實用途的常識—由科學到手藝，由手藝到財產，這被稱為研發（R&D）和立異。根本學科如純數學、理論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資金投入上與適用學科不成同日而語。而且，撐持根本學科的來由仍然是應用。最典型的說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的未來嗎？”如同沉思者傳播鼓吹，他的沉思會發生新的魔法。當下的“無用”在將來的可能的“大用”，是根本學科強調其自身價值，爭奪社會地位的主要來由。

科學作為社會布局的一個部門，必然受到社會的制約。大科學時代，只有少少數學科還能由一小我靠一支筆、一張紙或者一臺計較機來完當作。大大都科學勾當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會軌制的撐持。大型嘗試室和大型設備都不是單個小我可以或許扶植、維持的。更主要的是，研究人員需要在社會布局中有一個位置，好比大學、研究所中的職位、職稱；后備步隊同樣需要體系體例中的名分，好比碩士、博士頭銜。于是，國度和社會經由過程行政手段、課題招標、基金分發、傳授名額發放、博士生名額發放等形式，足以實現對科學的總體掌控。科學家的小我志趣，要讓位于國度意志和社會需求。反過來，科學家必然被課題、項目、基金等大巨細小的功利目標所差遣。科學家從思慮最終問題的哲學家釀成了被付與具體使命的工匠，從本家兒動的思惟者釀成了被動的從業者。按照哈佛科學史傳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說法，科學勾當從神圣的任務，釀成了一項職業。

在這種機制之下，那些有可能知足國度和社會需求的學科更輕易獲得撐持，得以保存與成長。在以本錢為本家兒導的社會模式中，那些可以或許知足本錢增值的科學和手藝更輕易被發現出來，更輕易獲得應用；而不克不及知足本錢增值的學科則被邊緣化。

三、博弈與結盟

科學配合體作為社會建制一旦形當作，就具有了自立性—在社會布局中維系本身的存在，擴張本身的規模—這就意味著，科學配合體必然是，并且起首是，一個好處配合體。作為好處配合體，科學配合體必然盡力使自身的好處最大化，這導致兩種必然的成果：（一）與社會建制博弈；（二）與本錢和權力結盟。

科學配合體并不是單一的群體，在其內部還可以分為各類子配合體，它們彼此合作，彼此制約。越往下，好處越具體。總體上，科學配合體味操縱作為常識擁有者的話語優勢，安定、強化自身在社會布局中所占的比重；子配合體的行為與之一般無二。于是我們看到，轉基因、納米、核電、水電……每一個子配合體都強調自身的主要性，爭奪更主要的布局性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它們會有意無意地袒護、弱化相關的負面效應。好比水電配合體味把水電開辟的地質風險、生態風險說得盡可能少；轉基因配合體味竭力否認轉基因作物對于天然生態及人身健康的風險……沒有任何一個配合體味說：我們這個學科沒什么用，成長到此刻就夠了，不需要再成長了。

讓我們想象一下。邏輯上，國度和社會從核電專家那邊會獲得兩種可能的陳述。一個本家兒張：核能是平安的、潔凈的、需要的，是將來的能源，即使有問題也都是可控的；另一個本家兒張：核能風險龐大，核廢料處置當作本難以估量，非長久之計。前一個陳述有可能使核電列入國度打算，核電配合體在社會布局中的比重大幅增加，持續幾十年甚至永遠性獲得國度經費；后一個陳述可能使核能逗留在理論研究和小規模嘗試的階段，核電配合體連結原狀甚至萎縮。作為注心猿意馬要受其影響的傍觀者，你感覺核電配合體更有可能供給哪一種陳述？

子配合體之間也進行著博弈。一旦某一學科的某一小我在整個科學配合體或社會布局中獲得一個高級職位，這小我所屬的機構、所屬的學科城市獲得龐大的益處。所以申報院士不僅是申報者本身的工作，更是申請者地點黌舍的事兒。在這類勾當中，“四姨太效應”有充實的表示。

“四姨太效應”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全國科學哲學會議上正式提出的。在張藝謀導演的片子《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鞏俐扮演的四姨太頌蓮假裝懷孕，騙得老爺的恩寵，工作敗事后，被打入冷宮。大少爺前來看望，說：“你真傻，這種工作怎么能裝呢？”四姨太說：“我不傻，時候長了，假的就當作了真的了！”本來，四姨太下了一盤很大的棋。假設四姨太和老爺心理正常，四姨太其實大有勝算。老爺是欠缺資本，只有一個。以假孕使老爺常來，既增添了本身真孕的機遇，也使其他姨太太削減了機遇。而一旦真孕，就算當初的假被發現了，又能如何？在科學配合體爭奪諸如重點學科、重大課題等好處的過程中，“四姨太效應”長短常遍及的、正常的現象。每一個申請者，無論是機構仍是小我，城市盡力強調自身的優勢，以獲得存眷、幫助，從而得以保存、延續甚至強大。而未能獲得資金撐持的申請者，則會萎縮甚至被裁減。上海交大的陳進傳授以假芯片騙取萬萬資金，工作敗事，當作為“不真正的”科學家。借使倘使陳進傳授以此巨條目，厲兵秣馬，勵精圖治，在相對短的時候內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該若何評價呢？

與本錢和權力結盟是最直接、最有用的獲利體例。

在大科學時代，科學—手藝—財產的鏈條慎密得難分彼此。在良多科學勾當中，諸如在轉基因作物、水電、核電等手藝的推廣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科學配合體、大公司和相關當局部分的強強結合。科學家擁有常識話語權，大企業擁有經濟優勢，當局部分擁有政治優勢，三者結盟，形當作堅忍不變的好處“鐵三角”，的確無堅不摧！科學家獲得社會地位、課題經費，大公司獲得利潤，當局部分獲得政績（GDP）和財務收入，皆大歡喜。而國度與公家的長久好處、情況與生態問題，則被忽略、被淡化、被袒護。

這種結盟甚至能超越地區、國度，當作為全球性的好處集團。好比美國孟山都公司，全宿世界最大的轉基因作物鞭策者，不單自身招聘了良多科學家，還以課題、基金等形式采辦全宿世界的科學家；不單在美國農業部、FDA、環保部、白宮等機構有代辦署理人，還標的目的其他國度的官場、商界和傳媒滲入。在中國農業部官員和中國轉基因研究配合體中，有良多人都直接與孟山都公司有好處聯系關系。

在良多時辰，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科學、本錢與權力的結盟達到了渾然一體的水平。好比某位院士，他是某種手藝的專家，在高校做傳授，是科學家；同時，在推廣該手藝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業家；又同時，因為其院士身份，還能在所屬省市的當局部分中擔任高級職位，是官員。一身三面，三位一體。

科學配合體與社會的博弈，是作為一個好處配合體為了好處的博弈，社會公理、情況公理、公家好處、人類將來，并不是它的第一方針。它也不是一個自力于社會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會布局制約之下進行的。科學配合體與本錢和權力的結盟，也是作為好處配合體的結盟。在以本錢為本家兒導的社會里，這種結盟并不是對等的。在大大都環境下，科學配合體釀成本錢和權力的附庸；科學的兩重功能，都當作了本錢與權力的東西。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種產物為本錢家賺錢，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這種產物包裝上一系列好詞：進步前輩、高效、無害、需要……

在本錢與權力操控科學的過程中，劉華杰傳授提出的“學妖”具有很好的詮釋力。所謂學妖，存在于科學配合體與其他配合體的界面上。固然它隱而不顯，但有時起著意想不到的決議性感化。好比要建某一個大壩，需要專家委員會投票，若是第一輪沒有經由過程，可以從頭組建專家委員會，組織第二輪投票。只要不竭地從頭組建委員會，從頭投票，最后總可以以高比例經由過程，而且可以或許做到不違反程序。那個埋沒在投票者背后的組織者，就是學妖。學妖固然沒有資格投票，可是他能決議誰來投票。科學家作為常識擁有者、宿世界闡釋者的身份，就以這種體例讓渡出去。

四、警戒

科學常識不是從天上失落下來的，而是科學配合體出產出來的。當出產者受到本錢的約束，而且有逐利動力，它所出產出來的常識，若何能包管中性、中立、客不雅？

在科學與社會的博弈中，科學配合體經常會祭起一個法寶—科學特別論。好比，在引起爭議的時辰，相關配合體經常把科學勾當簡化為科學的常識問題。你不懂轉基因的科學常識，就沒有資格會商轉基因問題；你不懂核電的道理，就沒有資格會商核電問題。由此導致的成果是，只有他們本身最有資格對本身的勾當做出判定。

若何防止科學風險社會？

以往，人們寄但愿于科學家的小我道德和科學配合體的集體道德。默頓曾提出了影響至今的科學精力四原則說—遍及性、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組織的思疑本家兒義，這其實是對小科學時代科學家形象的抱負化，它只是默頓對科學配合體的期許，從來不是對科學配合體的現實描述。一來，科學家并不是特別材料制當作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來，科學家小我的道德已經不克不及包管科學不去風險社會。前鑒不遠，黃萬里師長教師小我的道德涵養與學術程度都無法反對三門峽與三峽大壩。一位與其所屬配合體相對立的科學家，會敏捷被邊緣化。他在體系體例中所處的任何位置城市被人代替。這個配合體當作批出廠的碩士博士，絕大大都是接管了配合體整體范式的，會本家兒動與體系體例合作。反過來，也只有那些愿意與體系體例合作的人，才會獲得體系體例中的位置。因而，科學家個別的道德自發不足以改變科學配合體整體作為本錢與權力附庸的腳色，更不成能依靠科學家小我的道德自發來保障科學配合體不去風險社會。

人類社會需要扶植一種機制，對科學配合體進行有用的約束、監視、提防，防止科學風險社會。起首在意識層面上，需要改變以往對于科學家無前提的信賴和相信，消解科學特別論。我們依然可以相信具體的某一位科學家的道德是高貴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大都科學家作為個別都是大好人，可是同時，需要清醒地熟悉到：科學配合體起首是好處配合體，然后才是常識配合體，從來不是道德配合體。其好處，必然會影響其常識的出產與傳布。

當科學配合體傳播鼓吹他們發現了某種對人類會有各種益處的新手藝的時辰，我們起首要做的不是歡呼，而是警戒：警戒科學，警戒科學家！

作者：田松

來歷：《念書》2014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