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地圖炮？

司馬遷肯定不是中國最早的“地圖炮”，但稱他為史上最著名的“地圖炮”當不為過。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介紹當時中國各地物產、風土時，順帶把當時對中國各地人的性情都總結了一遍，不但為今后的各種“地圖炮”定下基調，而且為后來各種地方志的本地民風總結提供了范本。

在描述各地民風形成原因時，司馬遷有教化說、周邊環境影響說、地理環境說等總結。

譬如梁、宋故地的民風，因為堯、舜、湯誕生于此，故“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而種、代故地，因為“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而“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西楚人則“其俗剽輕,易發怒”。比“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之類單純的水土說，看上去要練達、智慧得多。

【“我們”的心理需要】

把以地域、民族、職業等外在概念劃分的人群視為一個整體，再為之刻畫一個固定的臉譜，是無分古今中外的共同習慣。越是在文化不發達的時代和地區，人們越傾向于用自然水土等擬物思維來總結不同人的特征。

這種臉譜化的認識，其實是人類認識和描述世界時的本能。按現代個性心理學創始人高爾頓·奧爾波特的說法就是，它是最不費力的規則。最簡單的比方是人們對顏色的認知：顏色是連續的光譜，本無法被劃分為若干清楚的邊界，但為了大幅節省精力和簡化表達，只能以赤橙黃綠青藍紫之類的名字來定義。

類似的還有人們對時間概念的使用，人們確定約會時間時，總是傾向于使用8點、8點半或8點15分這樣盡可能接近整數的節點，再講究精確的人，也不會使用8點13分23秒。

不但從簡化認識這個角度看，對不同人群的偏見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為了精確認識，人們會不自覺地總結出更多的共性。問題是，這種概括的基礎是對人、事、物一致且不變特征的把握。而人群恰恰是最易變的描述對象。10多年前，臺灣人的茶葉蛋，多數大陸人確實吃不起，但今天多數大陸人已富得可以嘲笑“臺巴子”見識淺陋了。

“地圖炮”現象中更重要的一個社會心理因素，是人群對社會認同的渴求。人們通過不斷強調“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別，來強化自我認同。如果這種差別強化的是我們的優越感，自然最易被津津樂道。而反襯“我們”優越的，自然是“他們”的種種可笑和荒謬。

司馬遷時代的“地圖炮”，對一個地區的描述往往只有寥寥數語，到了今天，不但各種高度凝練的段子層出不窮，而且每個地方都發展出了一套自我中心論的“中國觀”或“世界觀”。

如果說的是“我們”的好話，帶有權威感的“地圖炮”論述是非常受歡迎的。十九世紀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里希特霍芬的《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記錄了他對中國各地風土人情的觀察總結。一個德國人，權威而又客觀，自然是中國近些年各種人文暢銷書必須引用的。

余秋雨老師是極擅于捕捉和把握這種心理的大師。他深諳對一個地方的贊美要含蓄克制且帶有學術探討意味的精妙之道，他對湖南岳麓書院的贊美，使他成為湖南舉辦的岳麓大講堂的首位嘉賓，他對山西票號的追思，使山西政府終于想起來要弘揚晉商文化，并向他發出了第一份邀請。

中國需要余秋雨這樣的大師。幾十年高度計劃的政經體制，使各個地方面目模糊、缺少文化識別性，而民間流傳的地域成見，又幾乎全部是貶義的。不是只有東莞愿意砸進數億元洗脫“中國性都”之名，無論是處于地域歧視鏈條中下游的地方，還是沒被列入歧視鏈條但急切想提高知名度的地方，都樂于通過大規模宣傳，重新塑造一個自己所希望的臉譜。

【“我們”應該是誰】

通常，“我們”總會認為，那個被“他們”臉譜化的“我們”是一種傲慢與偏見。哪位河南人喜歡聽外地人講述的各種河南段子，哪位“江北人”樂于接受“江南人”的無聲歧視？哪位內蒙古人樂意被人問起你是否騎馬上學？又有哪個新疆人希望人們把小偷和切糕與他掛鉤？

不過，也有些“臉譜化”是樂意被人接受的——如果他自認為正處在歧視鏈條的最頂端。

譬如，英國人多半愿意接受自己被當作古板且有腔調的紳士。殖民地時代，有些英國下層社會的混混，樂于去印度，因為這才有機會讓自己變得像一位英國紳士。而有些東北人一旦離開家鄉，嗓子就直了，且喜歡冷天光著膀子，因為“東北人都是黑社會”這一偏見可以讓他享受到站立于食物鏈頂端的快感。

有時，“他們”的偏見會以奇特的方式塑造“我們”。

伊朗、沙特這類被外界認為宗教意識最強烈的國家，對飲食上是否嚴格遵循清真規范遠不像中國人想象的那么在意——除了不點豬肉，他們并不刻意挑選清真館子。而中國則截然相反，某種程度上，穆斯林在中國是汪洋大海中的極少數，而并無獨一神教信仰的漢族對伊斯蘭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不吃豬肉上。這種來自“他者”的定義，或許成為中國穆斯林對飲食格外在意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雖然人口流動和經濟交往，總是在瓦解傳統社會中“我們”與“他們”的固有邊界，但人群內在的心理需求，又同時會不斷通過文化建構來強化、塑造自我認同。

這種對“我們”的心理需求，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的社會基礎。行政力量可以借助這種需求，將“我們”的邊界與內涵，由傳統的小范圍的鄉土之別，上升到行政區劃的省際、國家和民族之別。

崛起的中國也開始努力改變外部對中國人的刻板形象。北京奧運會時，典型的中國人形象依然是身著白衫打太極的老頭，以及北京老建筑群落空地上放風箏的市民。而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中，中國的形象代言人已經變成了各類成功人士，傳統與鄉土的中國人一下變得高大上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