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只在女性中流傳的神秘文字？

2011年6月上映的《雪花秘扇》被不少觀眾認為“搞笑”、“看不懂”，這部剛上映就被遺忘的電影，據以改編的同名小說影響力就廣泛得多，它曾在全球有100萬冊的發行量，書中反復出現的“女書”由此聞名于世。

【原始的拼音文字】

漢字是標記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這個說法嚴格說來并不準確。其實漢語還有兩種拼音文字，一種是今天中亞東干人（即中國通稱的回族）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文字，另一種是剛剛死亡不久的女書，它曾是湖南江永地區女性人群中流行的文字。

女書字形呈扁長的菱型，筆畫多以撇捺為主，很像“多”字。研究者認為絕大部分女書符號是漢字楷書的變體。其書寫順序由上至下，從右至左，與漢字完全相同。

漢字文化圈的周邊，東邊的日本，北邊的契丹，西邊的黨項、南邊的越南、傈僳族等都有過漢字改造的歷史。但女書特別之處在于，它是記音的，每個字對應一組同音、近音詞，基本用字大約500個左右，沒有系統的句讀，但有輔助符號。

在世界文字的發展進化史上，從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記音文字是主流。漢字則是獨特例外。秦統一六國文字，漢承之。許慎作《說文解字》，以字典的形式將漢字規范。漢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象意、形聲、假借、轉注。這套造字方法，在古埃及的圣書文字和古亞述時的楔形文字中常見，屬典型的古典文字。假借，如果發展到極致，意味著字符和音節掛鉤，而非和字義掛鉤。

據說甲骨文中的假借字甚多，已有記音的苗頭，但陰差陽錯，漢字走向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

漢字的常用字有3000多個。江永當地的男人們如果學習書寫表意，要把3000多個字都記下來。而女書能完整記錄江永地區的城關土話，故女性至多只要掌握了五六百個記音的女書，就能給人寫信。可惜這種土話既不屬于湘方言，也不是西南官話，外地人很難聽懂。這顯然制約了女書的傳播范圍。

表音文字演進過程有個趨勢，即盡量用最少且不容易混淆的符號記錄最多的語音。拉丁字母差不多是記音文字中最發達的。以英語為例，只要26個字母即可記錄一整套語言。按這個標準衡量，女書還處在記音文字的初級階段，因為它并沒有完全把同音詞都歸入同一字符。

如果拿女書和其他記音文字做橫向比較，它算不得多大成就，甚至可能比有些已經滅亡的文字都不如。比如埃蘭人的楔形文字，只用100多個字就夠用。但在漢語世界，它無疑是一次對漢字的無意識反動。

人類能感知的最自然的語音單位，是音節。在文字進化過程中，可以看到字符與音節的對應關系越來越明顯。在漢字的造字法中，則體現為假借。日語的假名系統，大體以音節記錄，俗稱50音。女書假以時日，某一天能走到這一步也說不定。

記音文字的一大進步，是將音節拆解成音素：輔音和元音。用文字學泰斗周有光的話說，拆解音節需要不同的思維模式。以日語為例，以K為輔音的5個假名字符，其實都可轉寫為標識輔音[k’] 的字符，再分別配上5個元音，這樣5個假名只用一個標識即可。

韓語因為改造的晚，對語言有更深入的認識，所以能引用音素的手段，造出來的字符更為簡化。不過，韓語字符在拼寫結構上還是參考了中國方塊字的架構辦法，相當于將拼音字母按照漢字的結構寫成方塊，并不利于外界交流。

【女書怎么用？】

關于女書的確切文獻記載很晚才出現，僅僅是1931年和濟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上冊“花山條”一則，稱在山上有紀念唐代譚姓姊妹的廟宇，每年5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

由于女書文字通常寫在紙上，待女書的所有者死亡，有些會隨之下葬，也有些就遺棄掉，當柴火燒掉。現存可以找到的最古老的本子，看紙張的成分，可能在明清之際。

女書并不用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比如記賬、修書信或寫地契，而是用來寫詩作歌。而今留下的女書文獻無一例外，都是律詩的形式，七言或五言，寫在扇面上，或寫在精致的書冊中。

其內容大部分無關宏大敘事，偶有記錄思想和歷史的成分，總體上是村落女子交往談及的話題，婚嫁、姊妹情、個體遭遇等等，言多以贊頌對方，自訴苦情為主。比如較早的一篇女書寫道：“你亦出鄉命中好父母雙全哥一個房中嬸娘知情理寬待你身本到頭”。

此地民風比較獨特的地方是，女性之間有較活躍的交往空間。一般女性要在本村或鄰村結交干姊妹，稱為老同。有的女性在幼年既以由父母操辦結交了“老同”。老同間也共享部分資本，在姊妹困難時時以救助。平時大家一起學習女紅，到姊妹婚嫁時，要聚在一起幫著縫繡嫁衣，唱歌。

姊妹結交的信函要專門以女書寫，結婚的第三天，新娘的女性親友姊妹要將寫著女書詩歌的三朝書放入娘家禮盒專贈到新娘的婆家。它象征著新娘的教養。擅女書的女性被稱為君子女。

女人使用女書的活躍期一般在婚前和晚年。結婚到兒女長大之前，女人無暇顧及自己的小世界。在傳承上，女書多由隔代的長輩或姑嫂教給晚輩。母親太忙，顧不過來。有時，家長也會花錢送女兒去跟老師去學女書。這大概是因為女書和女性的社交生活太緊密，不學會不好交朋友。

自宋以降至民國，中國的女在公共事務上并無發言權，更無法書寫歷史。然而卻不妨礙在日常生活中獲得一些補償性的活動空間。比如女性有自己的節日和集會。《鏡花緣》的描寫可見一斑。由于江永的女性有女書。當地女人通過女書進行同性間的往來，分享知識、記憶，建構自我。當地的女性甚至用女書以律詩的形式寫自傳。

女書的修長字形或許亦與日常使用方式有關。據說當地女人多在膝蓋上用竹篾蘸墨或鍋底炭黑書寫。另外，女書的字形與刺繡圖案風格接近，故它也常出現在紡織品上時，有較強裝飾效果。

但是，為什么在江永這個地方會出現這種奇特的拼音文字，并且只在女性中流傳？

【女書為什么得以流傳？】

世界文字生長的歷史中，文字演變發生于文明邊緣，或兩個文明交錯地帶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經典的算腓尼基字母，將古埃及的圣書體文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加以改進，形成一套新的書寫體系。如果這是易于誕生新文字的環境特征，江永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這一特點。

從地圖上看，江永大體是湖南嵌入到廣西的一塊，從屬于永州。縣城周圍被五塊山嶺包圍，瀟水從西北穿城后轉向東北，最終匯入湘江。在古代這里是漢族勢力的邊緣，與瑤族勢力范圍相接。當地瑤族分平地瑤和過山瑤。這里是瑤漢生活習俗互相滲透影響的地區。從字形來看，女書與附近瑤族人的文字近似，應有其影響的因素。

就漢文化本身而言，永州向來是發配、戍邊或被迫遷移之地。故當地的漢人外來移居者眾，帶來不同地方的習俗和方言。比如女書流行的區域內，漢族女子住的房子有天井，外面看構造上和徽州的房子很像，與當地瑤族民居迥然不同。

1990年代末，女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在當地做方言調查時曾統計，在城關半徑10里的范圍內，盆就有6種叫法。而瀟水在當地也有幾種叫法，分別是消江、淹水、永明河。

女書流行區就在這塊特殊的文化交錯融會之地。其中心并不在山嶺包圍中的縣城，而是縣城東北的上江墟鎮周邊瀟水兩岸的村落，周圍輻射地段有數百里，但最活躍地段只有方圓幾十里范圍。大體上是當地小腳女性日常社交的尺度空間，簡單地說，就是伙伴結婚能趕到現場去的社交地理空間。

在世界文字史上，以性別區分文字的案例并非只有女書一種。巧的是，已知的另外兩個多少有些相似的案例，恰好都出現在漢字文化圈內。一個是日本，歷史上漢文曾被稱“男文字”，為男性專用，女性則用平假名系統的和文，《源氏物語》即用“女性文字”寫就；另一個是韓國世宗大王創造的拼音字符，其最初的使用者也多為女性，當時韓國使用漢字的男性會覺得用拼音文字有失身份。

東亞漢字文化圈出現女性使用拼音文字的現象，或許源于漢字的掌握難度極大：字數極多且字形復雜，除非進入學堂經過較長時間學習，否則無法使用文字，而被剝奪進入學堂機會的女性，有些人有強烈的交流和表達需求，這時，易掌握學習的拼音文字就很容易出現。

而在使用拼音文字的社會，女性即便被剝奪了入學機會，但如果有使用文字的強烈愿望，她們很容易通過私下非正式的學習，掌握本民族使用的文字，完全沒有必要另創或使用一種不夠成熟的拼音文字。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女書使用者是中國偏遠鄉村盈實之家的女性，而日、韓的女性文字，則起源于上流社會，兩者社會地位存在極大的落差。不過，或許兩者在誕生女性文字的要件上有共性：日、韓的上流社會，其優越的生活環境，可滋養女性間的交際和表達需求；而江永女性獨特的“老同”文化習俗，同樣可滋養出迥異于中國其他地區的女性的交際和表達需求。

應當說，女書的誕生，與江永女性社會獨特的老同習俗密不可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女書既是文字學的研究對象，也是社會學、人類學的考察對象。遺憾的是，自80年代興起女書研究以來，還沒有見到過符合時代要求的人類學解讀。而使用女書的自然人均已去世，除印在紙上的符號和學者整理的口述錄音。作為人類學現象的女書已經徹底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