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媽為什么必須占據廣場？

近日，溫州鹿城區發生的“廣場舞”與“高音炮”的終極對決吸引了媒體的關注，小區業主集資26萬購買大型音箱，還擊大爺大媽“廣場舞”的噪音。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高音炮”的狂轟濫炸之下，大爺大媽仍然堅持在公園跳舞，誓與小區業主斗爭到底。刺耳的高音警報已然破壞了跳舞本身的韻律享受，然而，是什么動力促使這些人堅持下去？這些老年人在對抗什么？維護的又是什么？針對“廣場舞”引發的鳴槍、放藏獒、潑糞等一系列沖突，在倡導加強法規監管的同時，不應忽略對這些廣場舞者的關注。

“廣場舞”是室外文藝活動的一種，是自發形成的一種文化生活。對廣場舞的群體性沒有必要進行過度解讀，事實上，除了“廣場舞”之外，很多人還會參加交誼舞、合唱、樂器演奏等多種形式的室外文藝活動。種種的室外活動形式，對大爺大媽來說，附加了多重意義。其一是健身鍛煉、陶冶情操；其二是填充生活，很多老年人退休后的閑暇時間都用來參加這些活動；其三是人際交往，廣場是大爺大媽的小社群，在這里切磋技藝、交友甚至戀愛。文化生活空間對老年人至關重要，甚至是整個生活的核心空間，這一問題在公眾視野中被忽視和埋沒了。

從文化生活的角度來講，老年人是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由于各種原因，他們無法享受現代的文化產品。首先是技術壁壘，當今的大多數文化產品都基于互聯網科技，而很多老年人并不會使用電腦。即使掌握電腦技術，老年人還是不愿像年輕人一樣終日守著數碼產品，他們的視力是個問題，而且，出于健康著想，他們傾向到室外活動一下身體。現時如火如荼發展的文創產業似乎與老年人并沒有什么關聯，新興的文化產品側重閱讀、可視化媒介，呈現個體化特征，而嚴重缺乏社會交往的老年人對群體化的文化交流更感興趣。老年人并不喜歡“長途跋涉”去參觀文化展館，那樣會耗費體力，有時更要支付交通成本和參觀費用……總之，文化發展與老年人漸行漸遠，老年人的文化需求被日益邊緣化。

由此帶來的是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空間被忽視和不斷擠壓。在網絡和交通工具的幫助下，青年人的文化生活空間可以延伸到整個城市，甚至是跨地域的。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空間卻更多地局限于社區。在社區規劃中，我們卻極少看到這方面的特殊觀照。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房屋買賣市場在評估一個樓盤價值的時候，教育、醫療、商業和物業服務都是受重視的指標，公共文化設施卻極少被提及，因為在政府規劃、開發商、以及年輕的居住者看來，社區公共文化設施近乎可有可無。然而對老年人來說，退休之后的大量閑暇時間都需要在類似的空間中度過。正是這種文化生活空間的供需矛盾，才出現了社區資源紛紛被老年人“占領”的現象。小區道路和臺階被老年人用于聊天、曬太陽，社區圖書館被老年人用于打乒乓球、下棋，“廣場舞”也是老年人空間需求的表現之一。

“廣場舞爭奪戰”現象并非中國內地城市獨有。2006年，在香港屯門公園進行文體活動的老年人因噪聲問題與附近居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執法人員沖突。其間，老年人捍衛文化生活空間之強硬，政府管理之兩難，與鹿城的案例如出一轍。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加劇，老年人文化生活空間相對匱乏的矛盾將日益凸顯。政府應關注類似“廣場舞”這樣的民間自發文化活動，分析其背后體現的深層文化需求，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給予資源支持。這不僅是公平分配文化資源、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題中之意，也是保證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

（本文作者：蔣璐，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