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癥偏愛極客家庭？

在電影《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里，杰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塑造了一個性情冷漠的馬克·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他的女友也由于這位未來的Facebook創始人散漫且帶有強迫性的人格而與他分手。艾森伯格塑造的扎克伯格是典型的硅谷怪人——在技術方面才華橫溢，但在社交方面卻懵懂無知。用硅谷人的話來說就是“不靠譜”。

很少有科學家會相信，許多引領世界科技進步的人實際上都患有泛自閉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從嚴重的社交、語言、行為障礙等典型的自閉癥狀到輕度的阿斯伯格綜合征（Asperger’s syndrome）都屬于asd的范疇。但是有一種觀點漸漸在大眾心理學中傳開，那就是這些技術高手和許多其他專業人士，比如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專家或多或少都有些自閉癥的典型癥狀，而他們的后代患上自閉癥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這種觀點主要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西蒙·拜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他在15年前建立的理論認為，患有自閉癥的兒童以及他們的家長在理解和分析可預知、有章可循的體系（比如機械、數學或者電腦程序）上，都有某種天賦。他的假設認為，這些家長的基因決定了他們的思維能夠適應技術性工作，而這些基因遺傳給孩子時可能導致自閉癥，特別是當伴侶也有同樣的思維能力和同樣的基因時，孩子患自閉癥的可能性更大。

這種觀點似乎挺有道理。它很符合公眾觀念里典型的科學怪人或電腦狂人那種聰明卻難以融入社會的形象——拜倫-科恩曾推測，愛因斯坦和牛頓這樣的偉人都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在科學界，許多人都承認某些自閉特質——像社交障礙、興趣狹窄、溝通障礙——在普通人群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其中的極端情況就是自閉癥。大多數專家相信，遺傳在自閉癥的病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使得“如果雙親都有輕微的自閉特質，那他們的孩子就很可能患上自閉癥”這種理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這個理論也符合至少一部分醫生的經驗。加利福尼亞大學負責自閉癥臨床治療的心理學家布賴納·西格爾（Bryna Siegel）說：“我見過各種各樣的怪人。”他指的是那些自閉癥患兒的家長：“他們不懂得用眼神交流，衣服都是從網上買的，對社會沒有太多同情心。我想如果這些怪人相互結合，那對后代來說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批評拜倫-科恩的理論的人也不少。自閉癥的研究者表示，拜倫-科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等高自閉癥人群，這些患者有超強的語言能力，而且至少他們的智商不低。質疑者認為，這些數據并不足以支持他的理論，而且他的許多實驗需要第三方來重復。

“這些的確是值得思考的假說，但它們需要經過驗證。”華盛頓大學的精神病學家約翰· 康斯坦丁諾（John Constantino）說，“但目前數據還不夠多。”一些批評者也因為拜倫-科恩曾經發表過的一些嘩眾取寵的理論而對他頗有怨言——特別是“自閉癥是大腦一種‘極端男性化’的狀態”這個理論。他們擔心這些理論會誤導大眾，會讓人把自閉癥跟“怪人”的印象聯系起來。

拜倫-科恩承認他的研究有個問題，就是“實驗重復得太少了”，而且他說他對自己的理論持保留態度，“直到有充足的數據來評估它們”。不過他認為，在獲得絕對可靠的證據前就發布理論假說也沒什么錯：“我寧可把這種做法看作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而不是像其他科學家那樣執著于從原始數據到形成理論的過程，尤其是當一種理論完全可以驗證的時候。科學就是這樣獲得進步的。”

【自閉的大腦更加“系統化”？】

在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自閉癥研究者關注的是患者社交的問題，那時拜倫-科恩就開始著迷于自閉癥那種強迫性的、單一的興趣和不斷重復的行為，這些癥狀也是自閉癥的特征。他注意到，患有自閉癥的孩子容易被機器、數字、日歷和旋轉的物體等東西所吸引。自閉癥患兒中，有的可能會對小器械的技術說明書記得很牢，有的可能會不停地把電燈開關掰來掰去。

拜倫-科恩說：“過去的觀點認為（這些行為）漫無目的，他們只是做動作而已。”不過他開始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奇怪的行為：“他們試圖弄清楚ＤＶＤ播放機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試圖去弄清家里的電路布局。這些孩子這么做是為了弄明白整個系統。” 按照他的理論，患有自閉癥的大腦對可預知系統有達到平均水平甚至超強的理解能力，或者說是大腦能夠“超級系統化”，但同時對其他人的意圖和感受卻不能理解也不能產生共鳴。

拜倫-科恩找到了一些證據支持他的理論。例如在200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里，他發現自己設計的調查問卷顯示，自閉癥患者都具有較高的“系統商值”（systemizing quotient）。在針對劍橋大學學生的一項調查中，他發現數學專業的學生比醫學、法律、社會學等專業的學生更容易被診斷為自閉癥。而且用另一套被稱之為自閉癥商值（autism quotient）的調查問卷得到的結果顯示，自然科學和數學專業的學生在自閉的特征上得分比人類學和社會學專業的高。拜倫-科恩說，雖然這些調查并非直接衡量人們系統化的能力，但是證明了系統化是自閉癥的一個特征，也是“廣義自閉癥表型”的一部分，這包括了更多的人。

然而，這些問卷需要受試者回答一些關于他們自己的問題，例如“我時時都會留意東西的模式”以及“我寧可去圖書館也不愿意去參加聚會”等等，因此批評拜倫-科恩的人對這些調查提出了質疑。“和我們的自我感知一樣，那些自我感知是否準確還是個問題。”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認知神經科學家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 Happé）說道。

哈佩和其他人認為，如果先分別檢測自閉癥患兒和正常兒童理解系統性的能力，然后再去比較得分，會令拜倫-科恩的結論顯得更為客觀。“他的研究依然不夠嚴謹，” 倫敦大學學院的發育心理學家烏塔·弗里斯（Uta Frith）說，“因為測試的時候他讓受試者說‘對，我是個喜歡注意細節的人’，而不是客觀地觀察他們。”

拜倫-科恩透露，他的實驗室正著手進一步的研究。他認為調查問卷的優勢是可以很快地收集到數據，雖然會產生偏差，但是“你會發現其中保持一致的模式”。他也提到，2001年的一項研究中，他發現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孩子在弄明白簡單機械系統工作原理方面比普通孩子要強很多。但是批評者指出，挑選阿斯伯格綜合征的患兒的前提是，他們的智商正常甚至是高智商，但作為對照的普通孩子卻是隨機選出的。同樣，批評者指出劍橋大學患自閉癥的學生是特殊個例，因為這些患者很有才華，足以進入劍橋這樣的世界一流大學。

這是對拜倫-科恩的研究工作比較普遍的一種批評。“他傾向于關注自閉癥系列障礙患者中那些有特別才華的人，”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的臨床心理學家、自閉癥研究專家凱瑟琳· 羅德（Catherine Lord）說，“他描述的那些個體的許多東西其實跟大部分ASD患者無關。”

拜倫-科恩承認他的“一些心理學研究集中在高功能性自閉癥患兒身上”，因為他們具備完成測試所需要的語言能力。當提到他的系統化理論時，他說，“我的想法是，它不只適用于高功能性自閉癥”，它也可以應用到患有這類疾病的所有兒童身上。

倫敦教育學院的發育心理學家莉斯·佩利卡諾（Liz Pellicano）在2011年初檢測了一組涵蓋范圍更大的ASD患兒和對照組兒童在系統化識別能力上的差異。她的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個小房間，房間的地板上安置了16盞綠燈。實驗者要求兒童走過房間的時候找出其中哪一盞會由綠變紅。

這盞燈80％的時候出現在房間的同一側。包括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所有自閉癥患兒在這個系統測試中的表現都比普通兒童差。佩利卡諾說：“這些患兒并沒有什么系統思維的能力。當他們找燈的時候顯得相當雜亂無章。”她說，在她看來，這類研究反映出拜倫-科恩的理論“經不起檢驗”。

拜倫-科恩說，他并不確定佩利卡諾的案例中所檢測的跟他所描述的是不是同一類系統化能力。不過他“很高興至少人們開始關注系統化”。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關于系統化的研究都是出自他的實驗室。“我認為我們發表的研究都是嚴謹的，但是在系統化這個領域的研究還是太少了，”拜倫-科恩說，“要通過上百項的研究來評價這個理論尚需時日。”

【子因父“閉”？】

拜倫-科恩推測，系統化能力是可以遺傳的——在硅谷這樣的IT部落里，擁有高系統化能力的人比例更大，他們結婚生子，結果就造成后代有更高的自閉癥發病率。

例如在1997年，他推斷自閉癥患兒的父親中，職業是工程師的人數是非自閉癥兒童父親的兩倍。但是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的自閉癥研究者克里斯多弗·賈洛（Christopher Jarrold）和戴維·魯斯（David Routh）指出，拜倫-科恩報道的數據分析僅僅針對工程師，而沒有分析所調查的其他職業。經過對相同數據的分析后，他們發現多數自閉癥患兒的父親的職業屬于醫藥、自然科學、會計領域，當然也包括工程師，而體力勞動者的比例較小。他們認為，這只是因為這些父親可能有較高的教育水平（這個因素在下面將得到解釋）。

拜倫-科恩說，當他控制了受試者的教育水平并重新分析這些數據后發現，自閉癥患兒的父親中工程師的比例仍然較大，只是這種差異減小了一些。

拜倫-科恩最新的研究是在荷蘭埃因霍溫的一個科技中心進行的。通過調查學校保存的記錄，他發現在這個小鎮生活的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癥的幾率是荷蘭另外兩個同等規模城鎮孩子的２～４倍——他認為這些證據支持自己的假說，即擁有高系統化能力者的后代更容易患自閉癥。但是，關于研究地點的選擇，他說是因為有家長告訴了他埃因霍溫的自閉癥流行情況，然后他就選擇了那個地方，而不是像其他研究者遵循的那樣隨機選取有相同人口統計數據的IT密集區和非IT區，并進行自閉癥的流行病學比較。而且埃因霍溫的學校記錄中并沒有包含家長年齡和教育水平的信息——這兩者跟自閉癥診斷密切相關——記錄也沒有提到這些家長是否在信息產業工作。

實際上，研究者認為其他一些因素足以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以及工程行業看似跟自閉癥有關聯。201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些關于自閉癥診斷的分析并未發現自閉癥人群明顯集中于IT產業。相反，這項研究發現，自閉癥患者的雙親一般年齡較大，并且受教育程度較高。該研究的第一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伊爾瓦· 赫茲-皮喬托（Irva Hertz-Picciotto）說：“事實上，所有這些人群同時也是受過更高教育的人群。”

學歷較高的人傾向于晚生晚育，而有一些證據顯示，大齡父母生育的孩子患自閉癥的風險比較大。接受過更多教育的人可能對自閉癥的癥狀了解得更多，因此也更可能去看醫生。孩子一旦被診斷為自閉癥，就有可能獲得相應的教育和援助服務。硅谷有一個學校專門接收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每個學生每年的花費高達30 000美元，但是如果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癥，那么學校所在的地區將為他負擔這些費用。

作為對埃因霍溫那項研究的回應，拜倫-科恩說他計劃通過考察家長的年齡、職業和其他細節，做進一步的研究，他也會考察其他IT產業中心（比如硅谷）的自閉癥發病率。他同時在開展一項龐大的網上調研（go.nature.com/umyv61），以搜集普通人群的詳細信息——包括年齡、教育水平、職業和興趣愛好等——用以判斷這些因素是否跟后代的自閉癥發病率有關。他說赫茲-皮喬托的研究不支持他的假說是因為它“并不是為研究信息產業密集區的自閉癥發病率而設計的，我所做的正是打算從另一個角度來切入這個問題”。

盡管有許多人對拜倫-科恩的實驗頗多微詞，但他的大多數同事對他為推廣自己的理論所做的努力依然很贊賞，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能夠接受一種可能性：或許該理論的一部分會被證明是正確的。羅德說：“他試圖解決一個大問題，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并沒有勇氣去碰這個問題。”

康斯坦丁諾正在研究類似的課題。他提出了“社會響應等級”（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這是一套調查普通人群的自閉傾向特征的問卷。他發現，自閉傾向特征更明顯的人傾向于相互結合，他們的孩子會比雙親具備更多的自閉特征。然而那些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癥的可能性并不會因此增加。康斯坦丁諾認為，現在需要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以確證，在普通人群中，雙親都具有自閉傾向特征這一現象是否在自閉癥患者中更常見。“這些才是一個研究者需要的數據”他說，“而不是根據一個地區的流行病學樣本顯示了一定異常傾向就由此進行推論，這樣當然會得出那里的自閉癥患病率高的結論。”

目前，技術天才多少有點自閉癥的觀點至少在一些科學技術密集的地方還比較流行。在哈佩看來，這種趨勢讓人心情復雜。“一方面我很高興所謂的‘怪才時尚’在當今社會獲得了一些贊同，因為許多自閉癥患者或有ASD的人過得相當艱難和痛苦，我很高興人們能夠更多地了解他們的才華”。

但在另一方面，她說：“還有很多患有自閉癥的兒童有智力障礙，而且不會說話。對他們的父母來說，如果人們不停強調那些得自閉癥的人都是天才，肯定會令他們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