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喬家大院》為人們展示了一幅晉商不畏險苦、足跡遍南北的成功商旅之路,他們最終造就山西票號“匯通天下”的繁盛局面。其實在古代,著名的商人不只有晉商,還有徽商,正所謂“南有徽商,北有晉商”、“無徽不成鎮,無晉不成街”,晉商和徽商在城鎮工商業最繁榮的明清時期平分天下。
有意思的是,晉商、徽商所在之地都算得上交通不便的窮山惡水,按理說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活躍在各大商業中心的商人應該是來自其附近的百姓才對,怎么會變成那些深山老林的農民呢?
【地少人多謀生難】
在以農業為重的古代社會里,人們毅然決然地敢于世代棄農從商不是因為眼光超前,看到商業的前景好于靠天吃飯的種地,而是因為他們的家鄉地少人多,一個農人分不到勉強糊口耕地,當單純靠種地維持生計成為奢望的時候,才不得已走上了不被時人看重的經商行當。
晉商的發源地山西,地處北方的黃土高原上,由于歷代建造宮室采伐樹木、百姓開墾耕地,到了明朝就因為水土流失嚴重而水旱災害頻發。而此時,明朝廷出于自身統治考慮,多次強制周邊百姓移入山西境內,從事墾荒和軍事屯墾,使得山西人口出現了成倍增長,本就土地貧瘠、收成欠佳的山西遭遇雙重打擊。人多地少導致的生存危機迫使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謀求一線生機,個別地方因為人們紛紛出外經商而“十室九空”。
徽商的故鄉是古徽州地區,位于皖浙贛三省交界地區,群山環抱,地勢崎嶇,古諺有“七山半水兩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把丘陵開墾為農田,十多層梯田也湊不足一畝地,收成更是微乎其微。地少且不好耕種,但是古徽州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倒不斷增加,這都是由于歷朝歷代躲避戰禍的人不斷遷移來的,到了明初,徽州地區人口竟達60萬之多。如此一來,地狹人多的問題進一步加劇,據統計,在南宋時期,徽州人均耕地面積有15畝之多,到了明萬歷年間僅有2.2畝,清康熙年間萎縮到了1.9畝,而以明清時期的生產力水平計算,想要維持一個人能在一年中吃得上飯而不被餓死,每人需要4畝地!于是和晉商一樣,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徽州百姓為了吃上一口飯才外出經商,當地俗語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正是古徽州少年人踏上經商之路的詼諧寫照。
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成功的商人獲利百萬讓人眼紅,但是商人的地位并不高,按照士農工商的排序,商人這個行當稱不上是令人稱羨的職業,只不過是窮則思變,沒有了耕地賴以生存,為了活下去人們不得不放下身段從事些販夫走卒的營生而已。
【得天獨厚位置優】
如果說,不利于農業發展的地區都可以出大量成功的商人的話,那中國就會不止晉商、徽商了。在明清時期,自然條件不好、人口又多的地區多如牛毛,比如福建、江西等地區,但其他地方就沒有出現像晉商、徽商這樣有影響力的商幫。
細究起來,雖然山西和古徽州地區不利于耕種,但是發展商業還是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的,上帝關上了一扇門還是開了一扇窗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內連廣闊的北方農耕區,處在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域和中原漢族農業、手工業區域之間。晉商擔當起了連接西北和中原的商業使者角色,自古以來,中原漢族百姓生產、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別是戰爭中使用的軍馬,主要來自于北方蒙古地區;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例如茶葉、糧食、布帛等則主要依賴于內地,所以晉商充當南北物資交流的 “倒爺”身份。《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就專程南下去福建種茶,然后北上販賣到俄羅斯的恰克圖。
徽商就更加幸運了,徽州山區雖然產糧不足,但其它物產豐饒,土特產繁多,而徽州距離全國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人口教稠密的大市場——長江三角洲最近,這是明清時期穩居全國之首的大市場,徽商的發展可謂如魚得水。雖然山區的陸路交通不盡如人意,但是徽州擁有四通八達的水路,以當時的條件,水運是最便利的運輸手段。從徽州順水路出發,可以到達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區,通過內河航道還可連接江蘇南京、鎮江、揚州等經濟發到的各州府,而進入京杭大運河之后還可以溝通北方各地。有了這樣一個可以輻射四方的水路交通網和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市場做后盾,徽商將徽州的土產如竹、木、石料、藥材、紙、茶葉等外運,回程則運回絲綢、百貨等相對價高質輕的商品,這一來一回徽商獲利頗豐。
【天時地利時機好】
除了便利的地理條件,晉、徽商人還趕上了明朝對商人放寬限制的契機,為他們的迅速崛起以及后來叱咤商界五百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晉商和徽商起家靠的都是販鹽,鹽作為最重要的生活物資之一,一直都是古代國家壟斷經營的一項重要物資,商人根本無從插手。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因為明朝剛剛建立,國困民窮,退至大漠的元蒙殘余軍隊還堅持不懈地南下騷擾。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北方地區百姓的安全,明朝加強了蒙漢舊長城一代的修筑工事并增加了駐扎大軍,為了保證數目龐大的駐軍的物資供應,朝廷以放寬鹽業專營的條件誘使民間幫忙運送物資,規定只要民間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定額的糧食運到北邊重鎮,就能獲得政府頒發的食鹽專賣憑證,經營利潤巨大食鹽買賣。
山西解州是周邊各省食鹽的主要供應地,當時整個山西省乃至陜西、河南、蒙古長城沿線等中國西北、北部地區,都是解鹽的行銷區,占盡地利的山西率先走上了販鹽之路,山西鹽商稱得上是最早把經營范圍擴大到全國的專賣商。極具商業敏感度的徽商也看到了這個史無前例的商機,雖然徽州與北邊相距數千里,不過對于號稱“徽駱駝”的徽商而言不過是小菜一碟,徽商大量涌入北方分得了食鹽專賣的一杯羹。
經營鹽業是晉徽兩地商人邁向發家致富的第一步,之后他們擴大經營范圍并且形成各自擅長的領域,憑借著傳統道德的信用保證和宗族勢力的支持,晉徽商人不僅遍布全國,還走向了世界。19世紀末是晉商最輝煌的時期,晉商不僅穩固地壟斷了北方的貿易市場和資金調度,在南至香港、加爾各答,北至俄羅斯,東至日本,西到阿拉伯國家的廣闊地域里遍布晉商的足跡,甚至還將貿易觸角伸向了歐洲,當時民間流傳著一種夸張的說法:凡是麻雀能飛到地方,就有山西人。而把經商當成“第一等生業”的徽商的足跡同樣遠至暹羅(今泰國)等東南亞各國以及歐洲的葡萄牙等地。
可惜,隨著中國政局動蕩,戰亂叢生,這兩大中國商幫在20世紀初逐漸衰落沉淪下去了。(作者: 鄂子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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