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距離指數衡量的因素包括兒童或少數群體如何接受不平等或無力感。當權力距離指數應用于家庭或更廣泛的文化行為時,得到的PDI數很低,這被視為一個社會中的兒童或少數群體承認,他們接受自己處境的不平等和相對無力。像美國和西歐國家這樣提倡個人價值觀的社會,其文化PDI水平比臺灣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更高亞洲國家。這些文化平等觀的趨勢也延伸到了國家層面,丹麥是一個權力分享型社會,人民民主指數(PDI)很低,只有18,而美國是權力分層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人民民主指數(PDI)為40
較低的權力距離指數反映出,較低級別的員工認為他們有權在非正式情況下接近公司負責人。在公司層級結構中,權力距離較低指數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較低級別的員工認為他們有權在非正式場合接近公司負責人,并期望得到平等對待,這在許多西方企業中很常見。泰國或巴基斯坦等專制或封建主義結構較重的國家往往都有企業,但高級職員在各方面都被認為是普通勞動者的禁區。在權力距離指數較高的國家,企業領導人也可能會發現,他或她不會受到日常政府官員(如警察)的質詢,因為人們感覺到企業領導人凌駕于法律之上,這也會導致根深蒂固的公司腐敗。在國家層面上,權力距離指數為35,這是德國2009年的s級評級,被認為是相當平均的,代表著一個貧富差距不大、人人平等的文化信仰很強的社會。如果指數顯示權威人物之間的財富和權力水平差異很大,而且缺乏對普通男女需求的代表性,則墨西哥81分,印度77分電力距離指數值顯著偏低的國家是以色列,評級為13,奧地利為11。墨西哥在中美洲鄰國中的評級較高,平均電力距離指數為70,而霍夫斯泰德本人所在的荷蘭截至2009年的PDI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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