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王張劉陳：中國大姓越來越“大”？

中國到底有多少個姓，這個問題眾說紛紜，由于眾多小姓容易漏計，精確的數字很難求得。說法上從3000多的到7000多的都有。以最高的7720個姓來計算，13億人口平均下來則每個姓有近17萬人。

這篇文章談的不是李王張劉陳等為何成為大姓，而是中國姓氏的分布問題。

光看中國可能并不覺得中國姓氏分布有什么奇怪，但跟其他國家對比，中國的姓實在少得可憐。近鄰日本人口一億多，姓氏數量高達十萬以上，人口為中國十分之一，姓氏數量比中國多十倍不止。

歐洲國家以比利時為例，根據統計，比利時平均每個姓只有48人。而全國人口有1230萬左右。比利時總人口約為中國總人口的1%，但平均每姓人口只有中國姓氏的萬分之三以下。

這些國家不但姓氏數量比中國多很多，大姓集中度也顯然不如中國。英語系國家最大姓普遍是Smith，但在英國，Smith不過占總人口的1.15%。法國最大的姓Martin占人口還不足0.5%。

主要國家中，姓氏集中度高于中國的有韓國和越南，韓國金、李、樸三大姓比例高達40%，越南40%的人姓阮。但是越南和朝鮮姓氏發展歷史特殊，平民姓氏是近代紛紛采取王姓產生的。和其他國家的可比性比較低。

莫非是中國姓氏的產生機理也和其他國家有明顯不同嗎？

姓和氏在先秦時期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氏容易變，姓作為女性共祖標識較為穩定。秦代以后姓氏合一，概念已經和現代的姓氏相差無幾，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的記載。當今大多數常用姓氏實際上來自氏。

姓的起源非常古，具體來源恐怕已經不能輕易得知。而氏來源主要有祖先名地名身份等等。

地名是氏的一大來源，不少現代大姓正是來自古代的地名國名，如趙、周等。另有一部分氏來自于某代祖先的名字，如鄭穆公有七個兒子合稱七穆，字分別是子良子罕子駟子印子國子有子豐，他們的后代也就成了良氏罕氏駟氏印氏國氏有氏豐氏。后世七穆就演變為七個姓氏。身份職業時而也能轉化為姓氏，如司徒、司馬等。

那歐洲的情況又如何呢？

父名是歐洲姓氏的一大來路，最明顯的是法國，大姓Martin、Bernard等均為常用名，他們的后代則以父名作姓。

此外地名為姓在歐洲也有，此類姓氏在歐洲貴族中尤其常見，因歐洲貴族早期往往被稱為“某地的某某”，以其封地作為身份標志，久而久之這個“某地”就固化成為姓氏了。法語姓氏中的de某某，荷蘭語姓氏中的Van某，德語姓氏中的von某都是此類路子。

職業身份作姓也相當普遍，前面提到英語世界第一大姓是Smith，這個姓就是職業名得姓的典型例子，smith作為一般的名詞時意為鐵匠，該姓人的祖先想來從事過鐵匠工作。又由于中世紀時鐵匠的功能相當重要，數量在各職業中較多，因此以鐵匠為姓的人多也不足為奇了。

不光在英國，德國第二大姓Schmidt，俄羅斯第三大姓“庫茲涅佐夫”也都和鐵匠有關。此外，歐洲還有一些以個人特征綽號作姓的，如英國的Brown（棕），法國的Petitjean（小讓）。

整體而言，歐洲姓氏產生原理和中國姓氏類似，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最后形成如此大的數量差距恐怕還另有原因。

秦朝以后姓氏合一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氏失去了能產性。原本氏作為個人的身份標記之一在代與代之間是可以變動的。但與姓融合后，姓氏功能合一，都演變為主要依據父系進行代際傳遞的身份信息。這也就通常父親姓什么子女也就姓什么。

這樣姓氏產生機制就急劇縮減，后來出現新姓基本上不外乎被賜姓，如武則天賜姓蝮，避禍自行改姓，以及外族采用漢姓，像令狐之類。而一般的中國人則遵守“立不改姓”的規矩，不會隨意更動自己的姓氏。

由于姓氏產生機制的衰亡，姓氏數量也就自然而然地開始減少。如果某個男性沒有男性后代的話，他也就絕嗣了，很多人實在沒有兒子的情況下不惜采取抱養甚至拐賣男嬰的方法給自己續嗣。

絕嗣的概率可能比很多人預想得要高得多，那到底絕嗣情況有多普遍呢？

從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參數小于1（平均每代男性后代數量不足1），這個男性長期絕嗣的概率是100%，如果參數等于1，除非出現實際上沒有可能的每代都嚴格生一個兒子的情況，否則仍然會絕嗣。而在大于1（即人口增長）的情況下，這個男性才有不絕嗣的可能性。就算這樣，除非生得特別多，否則情況也不樂觀：在參數為1.25的情況下，最終絕嗣率仍然會超過60%。

從以上這個非常簡單的模型就可以看出，由于絕嗣率相當高，所以男性個體少的小姓很容易絕，而在小姓消亡的同時，活下來的姓就容易發展壯大，成為大姓，一長一消姓氏集中度就必然提高了。

在一般男性動輒絕嗣的情況下，少數成功者則因為后代極多化身超級父親根據歷史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姓曾經有過12000個左右，比現代是要豐富多了。正由于起源很早，所以中國姓氏在歷史傳承損耗也相當嚴重，到如今姓氏稀少就不稀奇了。

起源早不但意味著中間絕嗣的可能性大，也意味著姓氏產生的時候人口較少，更是讓姓氏稀少，分布集中的情況雪上加霜。

除了歷史起源悠久外，中國歷史上多次人口急劇減少，然后慢慢恢復的事件對姓氏又有什么影響呢？

人口急劇減少后慢慢恢復的過程中，會有些姓要么在人口減少過程中幾乎全體滅亡，要么人口數量降低得很厲害，以致后來自然消亡。而順利生存的姓氏則會在人口恢復的過程中取而代之，產生奠基者效應，從而改變了姓氏的構成比例，讓姓更加集中。

一個絕好的旁證是魁北克，魁北克先是由法國殖民，后來因為英國占領整個加拿大，法國移民停止，現今500萬的魁北克法裔人群，大多數是當年8500名法國移民通過自然繁殖產生的后代。因此魁北克姓氏相比法國要集中很多，而且不少大姓在法國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姓，第一大姓Tremblay占魁北克人口1.13%，但在法國排名恐怕都到1000開外去了。

反觀姓氏多的日本和西歐國家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日本姓氏大多數是十九世紀明治維新時期產生的，不但歷史短，而且當時日本的人口已經有三千萬，所以姓氏一開始就很豐富。其后日本并沒有經歷人口大幅衰減的過程，所以至今姓氏仍然很多。

西歐姓氏也是相當晚近才產生和固化的，像姓氏特別豐富的比利時，15世紀時候姓氏方才開始萌芽，17世紀時，父子不同姓乃至個人改姓都相當常見，如音樂家亨利·德·提挨爾（Henri de Their），到了巴黎大概嫌自己姓太土，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高端大氣上檔次的亨利·杜·蒙（Henri Du Mont）。

真正姓氏固化得到1796年身份登記制度完善才開始。自此之后除了如Montcuq之類特別不堪的姓（和“我的屁股”同音），一般來說姓氏就不允許隨便更改了。

歷史和概率只是目前中國姓氏稀少的一部分原因，語言上的因素也不可小覷。

相對而言，歐洲早期姓氏多是教會和稅務官登記時記錄的。平民往往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姓怎么拼，而教士和稅務官文化水平也不見得有多靈光，一個姓在拼寫時出現差異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果是偏遠地區方言有明顯差異的話，姓的記錄中出現差池就更加常見。再加上歐洲語言多有屈折，一個詞自身就有多種形式，最后局面亂成一鍋粥也就可以想見了。如法語大姓Bernard，就分出了Biernard、Berna、Bernat、Bernau、Bernaus、Bernaut、Bierna、Biernaux、Bernardus、Bernardi、Bernardy、de Bernard、De Bernardi等五花八門的形式，而英語姓Mainwaring據說有130種變體，此種亂象一直延續到印刷開始普及，拼寫固定化規范化，國家從教會手中收回了登記權才終止。

中國的姓是用漢字書寫，而漢字的書寫從很早開始就非常規范，并且和實際發音脫節，不管一個姓在不同地方的讀音如何，記錄在漢字上基本只有一種形式。

漢姓方言差別的情況只在東南亞有所反映，一個廣州籍的Mr. Wong，一個泉州籍的Mr. Ng，一個漳州籍的Mr. Wee在官方統計中可能算成三個姓，但是只要他們懂點漢字知道點家譜，則都會明白自己姓黃，倘使有人真把黃寫得多了一點或少了一橫的話，大概只會被人當成寫了錯別字，根本傳不下來。

書寫變體分化的情況在中國就更是極少發生了，簡化字的到來讓事情起了小小的變化，引發蕭姓分出肖姓，傅姓分出付姓兩例，但也基本僅限于此。

就這樣，中國的姓氏變得越來越少，如果沒有新的大量產生姓氏的機制的話，想來未來遇到李/王/張/劉/陳先生的概率還會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