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困擾：高智商并不是一種幸福？

如果說無知也是一種幸福，那高智商是不是就很悲慘呢？人們普遍同意這一觀點。我們往往認為天才都遭受著嫉妒恐懼、沮喪和孤獨的折磨。想想弗吉尼亞·伍爾夫、艾倫·圖靈或麗莎·辛普森——他們都是孤獨的巨星，燃燒出最耀眼的光芒，卻被隔絕于世人之外。正如歐內斯特·海明威所寫的那樣：“聰明人的快樂，是我所知道的最稀少的東西。”

這似乎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只涉及極少數精英團體——但它所提出的見解對很多人來說都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的教育系統大多以提升學術智力為目標，雖然智商測試的局限性已經廣為人知，但智商仍是用來衡量認知水平的主要手段，我們會在大腦訓練和認知提升上一擲百萬，只為提升智商測試的分散。但如果說這種對天才的訴求本身就是愚人的使命呢？大約一個世紀以前，在美國的爵士樂時期，人們邁出了回答了這些問題的第一步，當時，在經歷了一戰招募中心的改良之后，花樣復雜的IQ測試開始獲得人們的支持。1926年，心理學家劉易斯?特爾曼（Lewis Terman）決定用它對一組天資很高的兒童進行識別和研究。他遍尋加州各學校，尋找精英中的精英，最終選中了1500名智商在140分以上的學生——其中有80人的智商在170以上。這群兒童被稱為“白蟻”（Termites），而他們生活中的起起落落直到今天仍在被人研究。

你也許能預測到，許多“白蟻”兒童的確取得了財富和聲望——其中最出名的是杰西?奧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經典情景喜劇《我愛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確，當他的電視劇在CBS電視臺上聲名鵲起時，“白蟻”兒童的平均薪水已經是白領平均薪水的兩倍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達到了特爾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選擇了比較“低下”的職位，如警察、船員、打字員等。因此，特爾曼總結道，“智力和成就之間沒有太大聯系”。此外，他們的高智商也沒能讓他們過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們一生之中，離婚、酗酒和自殺水平和國家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等這些“白蟻”兒童步入晚年時，他們故事的寓意——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已經被人們重復了無數遍。在最好的情況下，高智商頂多讓你的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實際上意味著你過得并沒有常人那樣充實。

這并非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每個高智商的人都是備受折磨的天才——但它確實令人很困惑。為什么從長期來看，卓越的智商并沒有帶來應有的回報呢？

千鈞重擔

一種可能是，你對自己才能的了解反而變成了束縛自己的鎖鏈。的確，在上世紀90年代，那些仍在世的“白蟻”兒童被要求回顧他們80年的生命歷程中的各大事件。他們并沒有從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滿足，而是感覺自己似乎沒能達到年少時的期望，并深受這種感覺折磨。

這種負擔感——特別是和別人的期望聯系在一起時——往往是許多有天資的兒童的共同困擾。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難過的案例便是數學神童蘇菲亞?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歲時被牛津大學錄取，卻中途退學，當了一名服務員。后來她成了一名應召女，邊做愛邊背誦數學公式來取悅客人。

另外一個常見的抱怨往往出現在學生匯集的酒吧和網絡論壇上——聰明的人對這個世界的失敗面看得更加清楚。我們這些常人由于眼界所限，不需要感受這種極度的恐懼，而聰明人卻時刻保持清醒，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或是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

事實上，持續的擔憂也許是高智商的征兆——但并非是以那些大門不出的哲學家們所想象的方式。加拿大麥克埃文大學（MacEwan University）的亞歷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種各樣的話題，對學校里的學生進行了采訪。他發現那些智商更高的學生的確更容易感到焦慮。而有趣的是，他們的大多數煩惱都是平凡的日常瑣事。高智商學生更可能重復一段令人尷尬的對話，而不是問一些“大問題”。“這并不是說他們的擔憂就更加深刻，而是他們擔憂的東西更多，擔憂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說道，“如果某件消極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就會比別人想得更多。”

進行進一步研究時，潘尼發現這也許和語言智力有關——即IQ測試中以文字游戲形式進行的測試。相比之下，這些擔憂和與空間有關的智力關系要小一些（事實上，空間智力似乎能減少焦慮程度）。他認為，高超的口才可能讓你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并進行再三思考。不過，這并不一定是個不利因素。“也許他們比常人更擅長解決問題。”潘尼說道——這或許能幫助他們從錯誤中學習經驗。

精神盲點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卓越的智商并不等同于明智的決策。事實上，在有些情況下，高智商反而會讓你的選擇更加愚蠢。過去十年間，多倫多大學的基斯?斯塔諾維奇（Keith Stanovich）一直在設計有關理性的測試，他發現，公正、無偏見的決策往往和高智商無關。由于存在“我方偏差”——即我們在搜集信息時往往會進行特定的選擇，以此來加強我們此前的觀點。在進行辯駁時，更明智的做法是將你自己的假設置于一旁——但斯塔諾維奇發現，和智商只有平均水平的人相比，聰明的人往往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這還不夠。事實上，那些在標準認知測試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更可能存在“偏見盲點”。也就是說，雖然他們非常擅長批評他人的錯誤，卻更難看到自身的缺陷。此外，他們還更容易陷入“賭徒謬誤”中去——這個概念是說，一枚硬幣落地時，如果頭十次都是正面朝上，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在輪盤賭游戲中，如果玩家連續得了一連串黑色，就會計劃接下來押紅色，而這一謬誤會導致他們走向滅亡。此外，它還可能使股票投資者在股票價格達到頂點之前就將股票賣出——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好運遲早都會用光的。

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傾向于依賴直覺，而不是理性的思考，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門薩會員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也是很多智商140的人刷爆信用卡的幾率是普通人兩倍的原因。

的確，斯塔諾維奇發現社會的各方各面都存在這些偏差。“生活中存在很多‘理性障礙’現象——某人的智商異于常人，卻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他說道，“那些反對疫苗接種、在網絡上傳播虛假信息的人往往智商很高，并受過良好教育。”顯然，聰明的人也可能受到危險而愚蠢的誤導。

那么，如果高智商沒法保證我們做出理智的決策、獲得更好的生活，還有什么可以呢？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伊戈爾?格勞斯曼恩（Igor Grossmann）認為，我們應當將目光轉向一個過時的概念：“智慧”。“智慧這一概念本身就很虛無縹緲，”他承認道，“但如果你看一下智慧的定義，很多人都同意，它是用來形容可以做出優秀、沒有偏見的決策的人的。”

在一項實驗中，格勞斯曼恩向志愿者們展示了一些社會難題——從我們如何處理克里米亞戰爭，到華盛頓郵報專欄“親愛的艾比”中闡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危機。在志愿者們進行交談的同時，一組心理學家會對他們總結的原因和在偏見方面存在的弱點進行判斷：他們的辯駁是否全面，參選人是否能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即“理智的謙遜”——他們是否會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論的重要細節等。

獲得高分的人具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人際關系質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更低的焦慮和重復思考水平——這些似乎都是聰明人缺乏的素養。明智的歸因能力似乎甚至能讓人活得更長——那些獲得高分的志愿者在實驗進行的數年間死亡幾率更低。關鍵的是，格勞斯曼恩發現，智商和這些衡量因素都沒有什么關系，顯然也不意味著更卓越的智慧。“聰明人可能會很快做出辯駁，聲稱自己的言論是正確的——但他們采取的方式也許是很具有偏見的。”

后天智慧

未來的雇主們很可能針對這些能力進行測試，將智商測試取而代之。谷歌已經宣布，他們計劃對候選人的智力謙遜程度等方面進行測試，而不是考察他們的認知能力。

幸運的是，不管你的智商多高，智慧也許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堅定地相信，智慧是可以進行訓練的。”格勞斯曼恩說道。他指出，當我們以他人為重的時候，就很容易將我們的偏見棄之一旁。他發現，如果以第三人稱的形式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用“他”或“她”來代替“我”），就能創造出必要的情緒距離，減少自己的偏見，從而做出更明智的辯駁。希望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提出更多類似的小技巧。

其中的挑戰在于，如何讓人們承認自身的不足。如果你終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帶來的光環之下，你就很難接受你的智力實際上在蒙蔽你的決策這一事實。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的那樣：最智慧的人也許正是那些能承認自己一無所知的人。

（作者：葉怡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