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狂與領導者：個性相似，命運不同？

變態殺人狂普遍具有以下特質：過度膨脹的自我價值感、非凡的說服力、外貌迷人、冷酷無情、從不自責、善于操縱他人等。這些特質也往往是一些杰出政客和領導所共有的。擁有此類特質的人，行事時往往為所欲為，完全不顧及行為可能帶來的社會、道德及法律后果。

如果你剛好生在幸運的星座，擁有如月亮掌控潮汐起落一樣的能力，可以操控他人意志，你或許會下令屠殺100 000庫爾德人（西亞的一個種族），實行種族滅絕。而當你從容邁向絞刑架時，那些最猛烈抨擊你的人也會心生一種莫名的、有悖常理的敬畏。

“別害怕，醫生，”薩達姆·候賽因被處死前在絞刑架上說，“我們是男人。”

如果你狂暴而狡詐，一如現實版“食人者漢尼拔”羅伯特·莫茲利（Robert Maudsley，英國人，據稱此人因殺人罪服刑，獄中又連殺三人，并食人腦漿），你可能會引誘一位朋友進入你的房間，敲碎他的頭骨，然后用勺子舀出他的腦漿來嘗，淡定從容猶如你在品嘗一個煮得很嫩的雞蛋（順便說下，過去30年來莫茲利一直被單獨監禁在英國韋克菲爾德監獄地下室的一個防彈囚籠內）。

或者，你是一位出色的神經外科醫師，能在巨大壓力下保持冷靜專注，那么恭喜了，你和下面這位杰拉蒂大夫（Dr. Geraghty）一樣，可以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展示才華。站在21世紀的醫學前沿，就像身處暴風眼一樣，壓力巨大、險象環生，能保持鎮定太難了。“我對于接受手術的患者生不出任何感情，”杰拉蒂對我說，“于我而言，感情是一種享受不起的奢侈。一上手術臺我就變了個人，成了一部冷漠無情的機器，同手術刀、鉆頭、鋸片等完全融為一體。當你手中的手術刀，游走于腦組織和纖細的神經間時，感情用事只會幫倒忙。感情好比是熵，對于事業來說絕對有害。多年來我已經把它徹底驅逐掉了。

杰拉蒂是英國最杰出的神經外科醫師之一。雖然他的話讓我們感到脊背冰涼，但從另一個層次上來說又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與這些杰出人士極為相近的精神變態者，常常被看作是孤僻殘忍的食人惡魔，喜歡獨處，外表迷人，極度危險。一聽到精神變態這個詞，我們的腦海中就會立刻浮現出連環殺手、強奸犯以及潛伏的瘋狂恐怖分子的形象。

換一個思路吧。如果我告訴你，燒掉你家房子的那個縱火犯，在另一個場合可能搖身一變成為英雄，奮勇沖進熊熊燃燒、即將倒塌的房屋中，搜尋并救出你的親人，你會怎么想？而那個懷里揣著刀子，躲在電影院后排陰暗角落里窺伺機會的小混混，在若干年后是不是也可能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合擺弄另一把完全不同的刀呢？

人們很難接受這類說法，但事情的確如此。精神變態者具有無畏、自信、魅力超凡、冷酷、專注等特質。與普通大眾的看法相反，精神變態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傾向。精神變態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出——一個人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實際情況沒有那么簡單，而是像地鐵地圖上的收費區段那樣，存在著內區、外區等不同情況。精神變態的程度，可以用一個連續的“精神病變譜”來表示，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狀態都對應于譜上某一點，只有極少數人物屬于這個特殊人群中。

我們可以把精神變態的各種特性想象成混音臺上的旋鈕。如果你把所有旋鈕都開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聲音對任何人都毫無用處。但如果各聲道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某些成分（如無畏、專注、冷酷、堅忍不拔等）調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極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醫生。

當然，外科手術僅僅是精神變態的“天才”們展示優勢的舞臺之一，還會有其他一些場合。2009年，我決定搞一些研究，以弄清楚如果精神變態者真的更善于“瞧出破綻”（就像此前某些研究已經揭示的那樣），會有什么用處。肯定可以找到某種方式證明，精神變態者不是只會作惡，也可以造福社會。可是如何開展研究呢？

有一次，我在機場見一位朋友時，突然一下來了靈感。我覺得人們過海關時總是有點疑神疑鬼，緊張不安，即使完全心中無鬼時也是如此。但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真的瞞報了什么東西時會有什么感覺？而如果某位海關安全官員特別精明，一眼就能看出我們的緊張情緒又會怎樣呢？

為了弄清真相，我決定做一個實驗。共有30位在校大學生參加了實驗，其中一半人自陳精神變態指數較高，另一半人則較低。此外，我還找了5個人來做“搭檔”。大學生要做的事非常簡單，只須坐在教室里，看著這些搭檔從一扇門進來，走過一段抬高的平臺后從另一扇門出去時的動作。不過，他們還有一項任務——必須看出這5個人中哪一位“心中有鬼”——身上藏有一塊紅色手帕。

為了讓這一過程更刺激，也為了讓觀察者有玩下去的興致，我們發給身上藏有手帕的“嫌疑犯”100英鎊。觀察者通過投票得出結果，票數最多者即為他們認為的“嫌疑犯”。如果真正的“嫌疑犯”被認出，他就要退還那100英鎊；如果觀察者猜錯了人，讓嫌疑犯蒙混過關，那后者就該得到獎勵了，100英鎊歸他所有。

哪些學生會成為更出色的“海關檢查員”？精神變態者的“掠食本能”能起作用嗎？他們對破綻的嗅覺是否會失靈呢？

自陳精神變態指數較高的學生中，70%以上正確認出了那個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自陳精神變態指數較低的學生中，這一比例僅為30%。善于看出弱點可能是連環殺手的必備特質之一，不過它在機場海關同樣會找到用武之地。

道德兩難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舒亞·格林納（Joshua Greene）曾觀察過精神變態者是如何解決道德兩難挑戰的。我在2001年寫的一本書《瞬時反應》（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過格林納無意發現的一些有趣結果。比如說，同情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具有雙重特質，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為理性版，一為感性版。

已故哲學家菲利帕·弗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了下面這個道德難題（案例一）：

一輛火車沿著軌道飛馳。在它將要經過的路線上，有5個人被困在軌道上無法逃脫。幸好你可以扳動鐵軌，讓火車駛入另一條支線，從而避開這5個人。然而這樣做要付出的代價是：另一個人被困在這條支線上，他將死于非命。那么你該不該扳動道岔呢？

在這樣一種場合，大多數人不費什么事就能決定該怎么做。雖然扳動鐵軌帶來的結果算不上好，但這個實用主義的選擇犧牲了一個人卻保全了5個人，也算是下簽中的上上簽了，對不對？

現在來看看下面這個稍加改頭換面的道德兩難問題（案例二），它是哲學家朱迪斯·賈維斯·湯姆遜（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

同樣是一輛失控的火車沿軌道飛馳而來，同樣是5個人困在鐵路上命懸一線。但這次，你處在軌道上方的人行天橋上，身前有一位體形魁偉的陌生人。挽救那5個人的唯一辦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無疑，但他龐大的身軀可以擋住火車，從而讓那5個人逃過一劫。你應該推他下去嗎？

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們碰到一個“真正”的兩難問題了。雖然這個例子中的生死賬算起來與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犧牲1條命挽救5條命），但這次抉擇我們更謹慎緊張。原因何在？

格林納認為他已經找到了答案。答案與大腦中的不同區域有關。

他認為，案例一屬于所謂“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涉及的是大腦、前額葉及后頂葉皮質（特別是前側扣帶回皮質、顳極和顳上溝）中那些主要與冷靜客觀體驗有關的部位，也就是與推理和理性思維有關的部位。

而案例二則屬于所謂“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道德兩難問題，它猛烈沖擊大腦的情感中心大門——杏仁核，在這個部位掀起軒然大波。

同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精神變態者遇到案例一的道德兩難問題時，都相當干脆利落。然而，重點在于，對待案例二的問題，精神變態者與普通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絲毫猶豫，會泰然自若地把那個胖子扔下橋去，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令事情更加復雜的是，這一行為上的差異也在大腦中相當清晰地反映出來。當面臨與個人感情無關的道德兩難時，精神變態者與正常人的神經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一旦涉及個人感情的兩難困境，二者的反應就大相徑庭了。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核磁共振成像儀，然后向你提這兩個道德難題。當你在感情與理智間掙扎的時候，我會從大腦成像圖上觀察到什么呢？當問題從與個人感情無關轉向與個人感情有關的那一刻，我會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關的大腦回路亮起來，就像賭博機上那些閃爍的燈一樣。換言之，我會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對于精神變態者，我只會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蕩蕩的神經元賭場大門緊閉，已被廢棄。當道德兩難問題的性質從與個人感情無關轉向與個人感情有關時，精神變態者完全不為所動，心中不會掀起一絲波瀾。

“混音臺”理論

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在某一行業中取得成功：盡職盡責，努力工作？這似乎不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奮斗的任何一個領域中，除了完成工作所必須具備的各種專業才能外，要想在事業上有所建樹，你還應該具有一些特殊的個性素質。

2005年，英國薩里大學的貝琳達·博德（Belinda Board ）和卡塔琳娜·弗里松（Katarina Fritzon）進行了一項調查，試圖了解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領袖不同凡響。她們想弄清楚，決定某個人登機時是坐頭等艙還是坐經濟艙的關鍵個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類群體——企業主管、精神病患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變態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較他們在接受心理分析測試時的表現。

她們的分析揭示，精神變態的許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為中心、非凡的說服力、缺乏同情心、獨立、專注等，在企業主管身上其實比在心理失常犯人身上更為常見。兩個群體的主要差別在于，精神變態者的那些“反社會”要素，用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比喻來說，對于罪犯而言，代表無法無天、暴力、沖動等特質的旋鈕被調節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的研究似乎也證實了這個“混音臺”理論：功能正常型精神變態與功能失常型精神變態之間的界線，與精神變態的諸種特質本身是否存在無關，而與這些特質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關。悉尼麥夸里大學的默罕默德·馬哈茂德（Mehmet Mahmut）及其同事不久前證明，在犯罪型精神變態者與非犯罪型精神變態者這兩類人身上所觀察到的腦功能失常模式（即負責調控人們決策時情感輸入的前額皮質的功能模式），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量的不同，而沒有本質的區別。馬哈茂德認為，此發現意味著這兩組人不應被視為截然不同的兩類群體，而應視為同一大類下的不同小類。

我做過一項類似但簡單得多的研究。我請一個班級的大一學生想象自己是職介所的經理，并對學生們說，“不留情面、無所畏懼、無視道德、迷人且專注，假定你的某位客戶具有這些性格特征。你覺得他適合做哪種工作？”

學生們的回答頗具洞察力，其中有精英也有罪犯，包括CEO、間諜、外科醫生、政客、軍人，乃至連環殺手、刺客、銀行劫匪等。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法寶之一，”一位事業有成的CEO告訴我，“記住，人們把成功比成難啃的硬骨頭是有道理的。通向巔峰的道路非常艱難。如果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頂峰會容易一些。如果認定這一切有價值的話，那攀登起來就更容易了。”

倫敦最成功的風險投資人之一喬恩·莫爾頓（Jon Moulton）對此表示贊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采訪時，把決斷力、好奇心還有淡定列為他成功的三大法寶。

頭兩項素質的價值不言自明，但淡定真有那么重要嗎？莫爾頓解釋說，淡定的最給力之處在于，“它會讓你在別人輾轉難眠之時安然入睡”。

（作者：凱文·達頓；翻譯：郭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