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粽子、屈原,這鐵三角的關系,就像乾隆、紀曉嵐和和珅這三位冤家一樣,是剪不斷、理還亂。端午節吃粽子到底和屈原有什么關系? 標準答案一般長這樣:
公元前340年,愛國詩人、楚國大夫屈原,面臨亡國之痛,于五月五日,悲憤地懷抱大石投汩羅江,為了不使魚蝦損傷他的軀體,人們紛紛用竹筒裝米投入江中。以后,為了表示對屈原的崇敬和懷念,每到這一天,人們便用竹筒裝米,投江祭奠,這就是我國最早的粽子--“筒粽”的由來。
至于為什么后來流行用艾葉、葦葉或荷葉包粽子呢?南朝梁代的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是這么解釋的:“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當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彩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屈原說,你們投粽子投了幾百年,雖然心意可嘉,可惜方法有點不對路,我來教你們怎么包粽子。
這是以粽投江用來紀念屈原最早的文字記載。這么說起來,是先有屈原投江后有粽子問世?而且屈原還直接主導了粽子的進化史?這事兒怎么聽起來這么不靠譜呢?

不妨來較較真。不過,粽子究竟生于何時,現存文獻并無明載。不過可以肯定它起源甚早,有學者認為在炊具出現前,便有了粽子的雛形。古代的粽子有兩種形制,一種是“角黍”,就是今天常見的包裹的粽子;另一種是“筒粽”,以竹筒裝米做成。考慮到以植物葉子包裹食物的飲食習慣流行于南方,而竹子更是南方所產,那么粽子大抵應該是源于南方的食物。“角黍”一詞最早見于西晉周處的《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角黍的做法是:“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這說明,那時人們吃角黍,是在每年的夏至到端午期間,角黍還算不上端午節的專屬食物。之所以叫角黍,是由于它包裹成角狀。為什么不是圓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其他的形狀呢?有研究者認為這是出于模擬牛角祭祀的緣故,因為牛角在古時是祭器,有祭祀的象征意義。
“糭”是“粽”的古體字,最早見于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糭,蘆葉裹米也。從米, 聲。作弄切。” 周處《風土記》稱:“一名糉,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可見古人把兩者混為一談了。再加上南方多水,故“糭”在食用之外,也用于祭祀水神,古人常把蛟龍視為水神:“將貯有稻米的竹筒投入江中以飼蛟龍,正是越人祭龍的古老活動,恰如我國北方周人的祭祖之俗。”( 王仁興《中國年節食俗》)。
南朝梁時人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記載荊楚五月風俗:“夏至節日食糉。按,周處《風土記》謂為角黍。人并以新竹為筒糉。”可見直到那時即使在屈原的故鄉也并沒有端午吃粽的習俗,倒是有龍舟競渡,確系屈原之故:“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命,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為俗。”值得注意的是,宗懔和吳均雖然同屬梁代,但宗懔小吳均30多歲,果真如吳均所言,投棕是為了紀念屈原,宗懔為何厚此薄彼,闕而不錄?
原因其實很簡單,宗懔是老老實實地記載自己熟悉的歲時風俗,秉筆直錄,吳均卻是妙手生花,天馬行空地編故事。先看書名,“齊諧”,志怪者也。你瞧人家,一開始就沒打算走正經路線。還別說,他還真有本事把故事編的文詞優美,引人入勝。如今《續齊諧記》只剩17條而已,全篇不到4000字,卻有不少故事廣為流傳,如牛郎織女七月七日相會鵲橋,五月五日投粽入江紀念屈原等等。可見這講故事的功力非同一般。
不過吳均也并非憑空杜撰,而是多有所本。為什么要用“五色絲”纏裹粽子?或源于祭祀水神的民間習俗。聞一多考證說,系五彩絲是由百越民族的“紋身”習俗衍化而來。紋身后似“龍子”,蛟龍會視為同類從而免受其害。晉代《拾遺記》中載,周昭王死而為水神,人們在水邊祭祀他,用的也是五色:“至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采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
那么,為什么要在端午節吃粽子?粽子為何會變成端午的vip食品?
雖然端午現在是一個很歡樂的節日,賽龍舟,吃粽子,花樣繁多,但溯其緣起,卻始于憂懼。農歷五月,正值年中,時節更替,寒氣漸盡,熱氣飽和,古人認為這是一個陰陽爭鋒、生死攸關的關鍵月份,是個衛生防疫月,《禮記·月令》“仲夏之月”載:“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五月被視為“惡月”,在這個月份出生自然不吉利。王充《論衡·四諱》中言:“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而舉之,父母禍死。”相傳孟嘗君生于五月五日,便被父親所棄。
關于端午節的來源,有很多說法,至今沒有定論。但它本是一個“順應天時”的節日無疑。總之,關于五月的諸多活動漸漸都匯聚到五月五日,專重五日,遂成端午節,而魏晉南北朝時,屈原這個人物和相關故事逐漸附著其上,端午原本驅邪避毒的意義漸被遮蔽,反而被賦予的屈原主題占據上風,久而久之,成了一種大眾的“常識”。
并非沒有質疑,宋人項安世說:“俗言端午為屈原,七夕為女牛,皆附會之說也,大率人情,每兩月必一聚會,而陽月必用,陽日必重之,故古人因情而立教,示尊陽也。是故正月則用一日,三月則用重三,五月則用重五。”認為古人是因人情立節,雖然此說也有穿鑿附會之處,但還是比屈原之說靠譜許多。屈原究竟是否端午投江,其實史無明據。胡適說屈原是一個“箭垛式人物”,有太多文學、倫理、民俗的意義附加上來:“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后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 不過,與其說這是一種謊言,不如說是一種凝聚了社會共識和文化傳承的結果,除了紀念屈原,古時還流傳過端午紀念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的傳說,但很顯然,千載以降,在這場優勝劣汰的文化選擇中,屈原一騎絕塵,以絕對優勢勝出,成了端午節當仁不讓的主角。
有趣的是,中國的各種傳統節日,總有食物如影隨形。從先秦起,古人便講究根據季節更替調整日常生活,享用不同食品,與天時變化和陰陽消長相適應,因此元宵有湯圓,中秋有月餅,端午有粽子。堪稱“舌尖上”的節日。“一名糉,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 (周處《風土記》)粽子本是普通食物,但古人認為端午日陰陽交錯,需用角黍來調和陰陽,粽葉包米是以陰裹陽,取陰陽調和、驅邪避毒之意。后概與端午的節日主題相契,漸從夏至轉移到端午上,待端午與屈原綁定后,粽子也隨之被文人附麗解說,成了屈原的親密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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