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習得性無助”？

迷戀過“成功學”的人應該聽過這個段子——據說科學家做過一個有趣的試驗：把一只跳蚤放進杯子，拍桌子，跳蚤會跳出來；然后在杯子上加個蓋，再拍桌子，跳蚤跳起來時被蓋子擋住……碰壁多次之后，去掉蓋子，但跳蚤已跳不出來了。

成功學、管理學、八卦心理學都喜歡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人們在經歷多次挫折后常常會自我設限，所以人要學會突破自我，愈挫愈勇。這個故事流傳著各種版本，有的是把跳蚤放進杯子，有的是把跳蚤拋在地上；有的只是讓跳蚤跳不出杯子，有的是讓蓋子的高度不斷降低，甚至把跳蚤變成“爬蚤”；試驗者的身份也一再變化，有時是心理學家，有時是生物學家或動物學家。但究竟是何人、何時、何地做過這個試驗，卻語焉不詳。
不過，在心理學史上，還真有人做過這類試驗——試驗對象是狗，而不是跳蚤——證明了動物在遇到無法克服的挫折之后，會發生一種叫“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效應。
這還得從一次失敗的心理學試驗說起。
1964年，21歲的馬丁·塞利格曼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研究生，師從心理學家理查德·所羅門。當時，所羅門正帶領兩個學生做一個叫做“遷移”（transfer）的試驗，試驗的原理是巴甫洛夫的經典條件反射。
試驗的對象是一些狗：第一步，先給這些狗放一個聲音，緊接著給它們一個輕微的電擊，反復幾次，讓狗把這個聲音和電擊“聯結”起來；第二步，把狗放進一個叫“穿梭箱”（shuttle box，又叫往返箱）的大箱子里，箱子中間有矮閘隔開，狗呆在矮閘的一側，然后給狗一個電擊，讓狗學會跳過矮閘逃到另一側（這是很簡單的），從而躲避電擊；第三步，把狗放進穿梭箱，給狗放那個聲音，看看狗會不會跳過矮閘。
試驗沒有按照預想順利進行，而是在第二步時出現了一件怪事：那些受到電擊的狗躺在穿梭箱里一動不動，只會哀鳴，并沒有跳過矮閘。趨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為什么這些狗寧肯承受電擊卻不跳過去呢？這么奇怪的結果讓在場的人都傻了眼。狗不動，試驗就無法繼續下去。
這一幕被闖進實驗室的塞利格曼看見。一個叫歐佛米亞的人向他解釋了試驗的過程和遇到的困難。也許是因為沒有受到思維定勢的影響，塞利格曼突然想到：這些狗不動與聲音無關，而是因為在這之前，這些狗從某個過程中學會了“無助”——它們了解到無論自己做什么都是無濟于事——于是在下一步的試驗中，它們繼續預期電擊是不可逃避的，于是放棄了躲避的嘗試。可以想象塞利格曼產生這個靈感時內心的激動：“當我聽著歐佛米亞的解釋，看著這些哀鳴的狗，我意識到一個遠比‘遷移’更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我被這件事背后的意義所震驚。”
塞利格曼把這種現象稱為“習得性無助”。他和另一個同學斯蒂芬·梅爾決定設計試驗來驗證這個假說。這個載入史冊的試驗被稱作“三元試驗”——它用三組狗來做試驗：
24只狗，隨機分為三組，每組8只。第一組是“可逃脫組”，這些狗只要擠壓頭部兩邊的鞍墊即可終止電擊；第二組是“不可逃脫組”，這些狗無論做什么都無法終止電擊；第三組是控制組，不接受電擊。
第一步，給前兩組狗施以電擊；第二步，把三組狗都放進中間有矮閘、可以來回往返的穿梭箱中，給狗以電擊，看看狗會不會跳過矮閘。
塞利格曼和梅爾預測：經過第一步，不可逃脫組的狗將產生習得性無助，因此在試驗第二步中將不會跳過矮閘；而可逃脫組和不受電擊組將和正常的狗一樣跳過矮閘。
在給出塞利格曼和梅爾的試驗結果之前，讓我們先退一步……
心理學試驗同樣遵循科學試驗的隨機、對照的原則。“對照”是科學試驗的基本原則，是為了從各種變量中分離出現象的原因。假如沒有設對照組，只是把一組狗進行電擊，并發現它們出現了“無助”，這時我們無法確定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狗的“無助”：是電擊本身的效果，還是穿梭箱的環境導致的？抑或這些狗本身就是“無助”的？
隨機分組是為了避免被試——即這些狗的個體差異影響到試驗結果，否則如果三個組的試驗結果出現差異，我們可以懷疑：是不是那些“無助”的狗本身比較脆弱，經不起電擊？
即便如此，還是有問題：首先，如果被電擊的兩組狗受到的電擊的強度、頻率和持續時間不同，那會不會是電擊的壓力差異導致了狗的不同反應？其次，如果同一組的狗接受的電擊是相同的，那最后產生的結果會不會是特定強度、頻率和持續時間的電擊導致的？
因此，試驗是這樣設計的：首先把組內的狗分開，可逃脫組的8只狗可以分別控制電擊的終止；其次讓可逃脫組的8只狗和不可逃脫組的8只狗一一配對，形成“共軛”：接受相同強度的電擊，當可逃脫組的狗觸碰鞍墊終止電擊時，與之配對的狗的電流也同時被切斷。這樣就確保了8對狗對與對之間接受的電擊不同，而每一對的兩只狗接受的電擊的強度、頻率和持續時間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是其中一只可以控制電擊終止，而另一只不能。
當時，除了梅爾，所羅門實驗室的研究生，甚至所羅門本人，都不相信塞利格曼的試驗能得出有意義的結果。在那個年代，實驗心理學界流行的理論是“行為主義”。根據行為主義，動物（包括人）只有在有獎勵或懲罰的情況下才能發生學習。被獎勵的行為會重復，被懲罰的行為會被壓抑，而沒有被獎勵的行為則會慢慢消退。這個實驗設計中的電擊與獎懲無關，動物能學會什么呢？而且動物能學會的只是“行為”，決不可能存在認知、預期這樣的“高級”心理活動，因此動物不可能學會“無助”這樣的東西。動物怎么可能認識到在一種情境下自己無論怎么做都沒用并且把這種“經驗”復制到未來呢？
在當代心理學興起之前，行為主義和精神分析、人本主義并稱為心理學界的“三大勢力”，后二者因為無法實證被排除在科學心理學之外，因此行為主義成了實驗心理學的主導理論。從巴甫洛夫的經典條件反射到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行為主義有著堅實的實驗基礎。相對于精神分析和人本主義，行為主義不但可實證，而且是一個相當簡潔的理論，而“簡單性”恰恰是科學理論所追求的。因此，當時美國的實驗心理學家幾乎都是行為主義的信徒。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試驗結果。
盡管無人看好，塞利格曼和梅爾卻對這個試驗充滿信心。試驗從1965年開始。按照既定程序，試驗重復了8次，結果是：不可逃脫組的8只狗中，有6只坐在那里等待電擊；而可逃脫組的8只狗均跳過了矮閘。當然，另外一組沒有接受電擊的狗也跳過去了。
這樣的結果證明了塞利格曼的假說，否定了行為主義的說法。狗學會“無助”與電擊本身無關，而與狗無法控制電擊有關。當狗既無法逃離又無法終止電擊時，它就會慢慢知道無論怎么做都無法改變環境，并預期未來也同樣如此，所以后來在本可以輕易逃避電擊的情境中，這些“習得性無助”的狗放棄了逃離。
塞利格曼和梅爾把試驗結果寫成論文，發表在《實驗心理學期刊》。后來塞利格曼在書中寫道：“在心理學史上有許多實驗可以稱得上是‘關鍵’的實驗。梅爾和我當時只有24歲，卻做了這個扭轉乾坤的關鍵實驗。”“我們等于是向學習理論家下了戰書，我們兩個羽翼未豐的研究生竟敢說行為主義學派的宗師斯金納的理論是錯的！”
面對這個結果，行為主義者辯解說，不可逃脫組的狗并不是學會無助，而是學會“靜止”：一定有某個時候，當狗躺著不動時電擊恰好停止，電擊停止作為一種獎勵讓狗學會了“靜止”，所以在后來的情境中就總是重復“靜止”這個行為。
這是一個牽強的辯解。因為一定也有某個時候，當狗躺著不動時電擊恰好開始，那么受到“懲罰”的狗就應該壓抑“靜止”這個行為；或者，當狗做出某個動作（比如叫了兩聲）時電擊恰好停止，那么狗就應該學會這個動作。為什么狗學會的偏偏就是“躺著不動”呢？行為主義者無視這個邏輯漏洞，堅持聲稱狗學會了“靜止”。
梅爾決定設計另外一個試驗，讓行為主義者無話可說。既然行為主義者認為偶然的獎勵可以讓狗學會靜止，那么如果在試驗中刻意對狗的靜止行為進行獎勵，那狗就更應該學會靜止。這個試驗與上一個試驗很類似，也是把狗分為三組，第一組可以控制電擊停止，第二組不能，第三組不接受電擊。區別是在第一組中，如果狗靜止不動5秒鐘，電擊就停止。
對這個試驗，行為主義者預測：第二組的狗因為偶爾的獎勵將習得靜止，第一組的狗因為受到充分的獎勵而將變得更加靜止。而梅爾他們認為，第一組的狗因為對電擊停止有控制力，所以不會變得無助；第二組的狗依然會變得無助。分歧就在第一組的狗，它們在試驗第二步會跳過矮閘嗎？
試驗的結果是這兩個年輕人大獲全勝。“……第一組的狗，當它們剛剛進入往返箱受到電擊時，它們會靜止幾秒鐘，等待電源切掉。當電源沒有切斷時，它們開始亂竄……跳到另一邊去了。”
和認知失調理論一樣，習得性無助理論的崛起也是從挑戰行為主義開始的。通過這些程序并不復雜結果又很明確的試驗，塞利格曼建立起了“習得性無助”的模型。他沿著這個方向研究下去，碩果累累。其他學者的研究也不斷豐富、充實著這個理論。
動物能夠習得無助，那人呢？按照推理，應該是這樣——那些抑郁癥患者的癥狀和習得性無助極為相似。后來有人用人做試驗，證明了控制力缺失的情境確實會導致人的習得性無助。
這種情況能否治愈呢？在后來的試驗中，塞利格曼把那些習得無助的狗放到穿梭箱里拖來拖去，教它們跳過矮閘并認識到自己的行動可以控制電擊，最后那些狗自己會動了。它們被治愈了。
習得性無助可以治愈，那么它能否預防呢？塞利格曼在試驗中發現，如果一只狗在經歷無助試驗之前，先學習控制情境，那么它在后來無法控制的情境中居然就不會產生習得性無助——這只狗獲得了無助“免疫”。
這些結果具有顯而易見的應用價值。如果不可控制的情境會導致習得性無助，那么我們在教育中就應該盡量避免這種環境的出現；如果有效控制的經驗可以治愈并預防習得性無助，那么我們在教育中就應該盡量讓孩子去體驗成功和自主。
后來，塞利格曼注意到，并非所有經歷不可控制情境的動物都會產生習得性無助，總有一些動物無論經歷怎樣的“折磨”都不會變得無助，這樣的情況大約有三分之一；同時大約有八分之一的動物是天然無助的，雖然它們沒有經歷任何困境。一開始，塞利格曼以為這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誤差、噪聲或特例，但這種情況在他連續十年的試驗中一再出現，他開始意識到：習得性無助固然是環境使然，但還是與個體的某種心理特質有關。什么樣的個體永不放棄？什么樣的個體一開始就放棄？什么樣的個體比較不容易放棄（樂觀）？什么樣的個體比較容易放棄（悲觀）？
順著這個思路研究下去，塞利格曼提出了“解釋風格”理論。不同的解釋風格，導致了樂觀和悲觀的重大區別。樂觀者喜歡把“好事”解釋成永久的、泛化的、與自己有關的原因，把“壞事”解釋成暫時的、特定的、與外界有關的原因，而悲觀者恰恰相反。比如，悲觀者如果數學考砸了，他會解釋為：我永遠都考不好（永久、泛化），我真笨（自我）；而一個樂觀者則會解釋為：這次我的數學沒考好（暫時、特定），試卷太難了（外界）。
“解釋風格”理論是眾多歸因理論的一種，它簡單、易理解，可操作性強。一個悲觀者需要意識到悲觀不是什么不可改變的因素決定的，而是他的解釋風格出了問題。只要有意識地把悲觀的解釋風格轉換成樂觀的解釋風格，即可“治愈”自己的悲觀。而研究表明，悲觀是抑郁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塞利格曼通過“習得性無助”理論重新構建了抑郁癥的模型，通過“解釋風格”理論發展出了有效的治療抑郁癥的方法。再后來，他沿著自己開創的道路繼續前進，從悲觀研究轉向樂觀研究，開創了現在風靡全球的“積極心理學”。

（作者：沉路的小屋）

發表于 2013-12-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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