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醫生非要搶救臨終病人？

超過88%的內科醫生不想在僅有醫療維持的情況下繼續活著，那為什么當病人說“不許搶救”時，他們就不聽話還是堅持搶救病人呢？

如果我(原文作者，下同)要走了，我希望平靜地逝去。

當我處于疾病晚期時，當健康或者說有質量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接下來的治療只是為了多活幾天的話，我希望停止治療。雖然我希望這個計劃還有很久很久才會被執行，但我丈夫和其他愛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希望用英雄式的方式來延長我的壽命，我寧愿選擇平靜地逝去而非漫長的死亡。

還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PLOS One雜志上的一篇最新研究稱許多像我一樣的醫生都是這么想的。該研究調查了超過一千名醫生，超過88%的醫生希望在自己臨終提前設立一個“不許搶救”的指令。要是我，我也會這么回答。

這個結果一點也不讓我吃驚。

在醫學的道路上一路走來，親眼目睹了那些病人在臨終前接受的治療僅僅只是維持他們的存在，并不是維持他們的生命。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每個醫學生都經歷過，患者的這些治療僅僅是維持器官的功能而已，病人擁有的只是痛苦地數著自己所剩無幾的日子。

為什么要這樣？為什么調查結果中醫生的個人選擇和他們對待病人的態度如此大相徑庭？為什么我們把己所不欲強施于患者？

George Dvorsky提到一個諷刺的可能性，也許醫生們是為了賺臨終治療的錢才這么干的。曾獲普利策獎的書籍Wit中的主角就是一名受到臨終干預來延長壽命的人，因為她的醫生更關心的是他們的醫學研究。我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要發生，事實上我的同事們對患者的關心勝于其他任何事物。但想要真的實行“不許搶救”，實在是太傻太天真。遺憾的是，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的母親，我也是給她進行了復蘇。

然而，我不相信大多數醫生是因為這些“利益”原因為病人采取延長治療的。我猜測，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會這么做，是因為更復雜的原因。

首先，延長患者的壽命，為他們的健康提供支持是治療病患的首要原因。除了少數專門的臨終關懷機構，醫生的首要責任是要努力讓患者康復，讓他們能夠擺脫我們的護理與治療，更好的情況是讓他們能夠恢復基本的生活質量(雖然有時候我們做不到這一點)。要擺脫這種“天職”思維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我們不能讓人變好，那我們到底在干嘛？

其次，醫生害怕受到“為什么沒有采取搶救措施”的指責，我們給病人越多的治療，我們“盡可能給予他們最好的關懷”的意愿就會表達越清晰。除了臨終時期的“全場緊逼”，還有什么能夠更好地防御法律起訴的威脅呢？雖然這是一個很難量化的因素，但我相信這個原因強化了許多激進的臨終治療。

回頭看看2009年薩拉·佩林關于“死亡評審團”的政治演講，平價醫療法案將授予官員們拔掉祖母呼吸機的權利。雖然這項議題最終在這位前任阿拉斯加州長的反對下未能生效，它本可以讓醫生在傾聽患者臨終需求時得到相應的報酬。現在傾聽患者臨終需求的醫生是不會因此而獲得報酬的。

但確實，這種談話對醫生來說是很艱難的。我們不擅長討論“即使我們傾盡所能也無法挽救病人”和“人終有一死”這類事實。

作為一名兒科醫生，我很少需要開展這類臨終談話。我的病人幾乎都是健康的。但即使我遇到了一些慢性病患者發出了“不許搶救”的指令，并且出現了將死的征兆，我仍然會確保告訴他的母親，還有一些治療可供選擇。

看著病人死去而不作任何嘗試，這不僅與我們的修復天職相違背，還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醫療決策。我非常能夠理解我的同僚們在做決定時的艱難處境。

但我們仍需做得更好。如果病人跟我們對自己的決定一樣，不希望臨終前做那些無謂的治療，我們就不應該實施。我希望我的愛人能夠在我臨終時堅持我的選擇。請記住，在我們職業生涯中，垂死的人是最脆弱的，而我們為他們減少痛苦的職責是神圣的。

（編譯：MegaMega；via thedailyb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