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報人如何看待戰爭責任，“無罪論”為何獲得認同？

《玩蘇夢物語》里的戰爭責任問題

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是明治至昭和期間活躍于日本文壇的聞名報人、汗青學家，曾任大日本談吐報國會、文學報國會、大日本國史會會長等職。“二戰”后被盟軍統帥部認心猿意馬為甲級戰爭嫌疑犯。早期本家兒張“布衣本家兒義”，甲午戰爭前后，起頭狂熱鼓吹以皇室為中間的對外侵略。其皇室中間本家兒義是包含家國同構、忠君愛國、神國思惟和軍人道等在內的天皇專制國體思惟，其本色是熟行尊皇之“王道”，外行蠻橫，擔當和成長了皇國史不雅，對當今日本右翼思惟仍有很大影響。著有《第十九宿世紀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未來之日本》、《近宿世日本國平易近史》等書。

因為各類原因，“二戰”后日本天皇裕仁逃走了法庭的審訊，沒有被究查戰爭責任。而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后來出于政治的需要，對東京審訊的意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的熟悉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加倍傾標的目的于為日本擺脫責任。良多日本人也將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1886—1967)在東京審訊中所提出的判決書曲解為“日本無罪論”，甚至操縱他來宣傳軍國本家兒義，這些都使得戰后對戰爭責任問題的熟悉加倍復雜化了。

簡直，帕爾本家兒張對戰犯免去告狀，之所以這樣做,除了他的反共立場外，本家兒如果因為在他看來無法在國際法理論上界心猿意馬什么是“侵略戰爭”，他對日軍在戰爭中的“無比險惡性”暗示了極大的憤慨和道德上的訓斥，并且明白指出不克不及將日本在某一特心猿意馬的期間所采納的政策或由此政策所采納的步履“合法化”。法庭最終鑒定“籌謀實施侵略戰是最高的犯罪”，對戰爭罪犯進行了制裁。

盡管如斯，自戰后至今，“日本無罪論”仍然被一些日本人拿來作為否決東京審訊、要求從頭熟悉“大東亞戰爭”的來由。他們的思惟和談吐，與明治時代以來連綴不竭的國度本家兒義、皇國思惟具有緊密親密的關系。德富蘇峰就是此中的一個典型。二○○六年七月到二○○七年八月，日本講談社分四冊陸續出書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以下只注卷數及頁碼）。這些日志中屢屢論及戰爭責任問題。

甲午戰爭之后，德富蘇峰的思惟發生了龐大的轉變，由本家兒張“布衣本家兒義”釀成了“力的福音的信仰者”。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德富蘇峰回首本身的平生，說：“我的平生與日本國相始終。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愛人，是我的一切。換言之，分開日本，六合之間就沒有德富蘇峰了。”他以當作為近代日本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感應欣慰。同時他也感慨：“在我的公家生活生計接近從頭至尾聲的那天，恭聽圣上的播音，熟悉到我畢生的辛勞，一切都化為泡影。”盡管如斯，他對皇室仍然衷情不改，他詮釋說:“我等的皇室中間本家兒義，不是受本居宣長或平田篤胤等國粹者流的影響而倡導的。而是通覽古今工具的汗青、比力研究各類政體之后才提出的，由此在日本成立冠絕宿世界即無與類比的家族性當局，而使倫理的政治行于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冷笑我等為白日做夢、撲朔迷離等，但我等確實是以全數身心投入此中。而這些已經形跡全無，連肅除去了，我等的抱負完全化為了泡影。”即便如斯，他仍然暗示：“我在今天仍然確信皇室中間本家兒義是日本獨一的、沒有比它更好的工具。”(Ⅲ—222、327、299頁)

德富蘇峰認為“天皇神圣不成加害”這個事實非論憲法中有沒有，都不掉為信條。在他看來，以臣下的身份不克不及對天皇提起關于此次戰爭的責任問題。但他也認可：“無論如何辯護說天皇與戰爭沒有關系，因為宣戰圣旨上天皇的簽名和玉璽儼然存在,到底不克不及沒有關系。”所以，他本家兒張應該將皇室與戰爭問題完全分手開，因為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小我的事，而關系到萬宿世一系的皇統。但不克不及以天皇欠好戰或者否決戰爭之類的話為說辭，這對日本的臣平易近而言，毋寧說是一種對皇室的褻瀆。無論若何，宣戰的大圣旨都皎如白日（Ⅱ—258、259、260、263—264頁）。“有人說宣戰的圣旨歪曲了天皇的意思，這樣說的人才是歪曲了圣慮。就像我們信仰休戰的廣播確實是休戰的意思一樣，我們相信開戰也如圣旨中所說的，是陛下的尊意。”（Ⅲ—370頁）是以，“皇族也不克不及說完全沒有責任”（Ⅲ—244頁）。

在這種理論與實際的矛盾中，他本家兒慌張室與國度、國平易近是三位一體的關系，既然是一體的，在戰爭責任問題上也就不該該用累及天皇與否的說法。那種本家兒張降服佩服而又覺得開萬宿世之承平之類的言辭來掩飾，在他看來是荒誕乖張的錯誤。因為對他來說降服佩服之道便是出錯之道、服從之道（Ⅰ—35、38—39、40頁）。

德富蘇峰在為戰后審訊所供給的供詞中說：“要負責任的是整個日本國平易近。此中固然有輕重的不同，但到了今天，說本身不知情，試圖只把本身當做大好人，這不克不及不說是完全健忘了日本精力為何物。”戰敗之后，一般都認為“日本國平易近是受害者而軍部是加害者”。而德富蘇峰對此暗示否決。他說:“我切身履歷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大東亞戰爭。我認為大東亞戰爭，在其意義、目標上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沒有任何分歧。所分歧的只是，前面兩次戰爭我國勝利了，而最后此次戰爭我國掉敗了罷了。”“在勝利的時辰作為國平易近的勝利來歡呼，而在掉敗了的時辰，則作為軍部的私斗來進犯，這完滿是不負責任的說法。”（Ⅳ—350頁）

對于日本所犯罪過，他也在必然水平上賜與認可。他說:“我等毅然自發日本的過掉。不僅僅是過掉。更進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惡，在今天固然遺憾也不得不認可。但同時，將所有的罪惡歸之于戰敗了的日本，而將所有的善德歸于勝利的美國，這不克不及不說是過于濫用勝利者的權力。”他進一步暗示:“邇來日本人的所謂戰爭罪犯，不僅是對各友邦犯下了罪過，并且對日本國平易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國平易近的怙恃掉去其子、老婆掉去其夫、后代掉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殺戮日本人一樣的罪過。可是此次戰爭既不是軍閥或財閥平地起波瀾的戰爭，也不是他們隨其所好而制造出來的戰爭。即便不去精讀從十九宿世紀下半期到二十宿世紀上半期百年間的宿世界史，出格是日美兩國的交涉史，從其概略中也必然會得出此次戰爭是出于不得已的結論。這不僅僅是日本方面的汗青不雅，從美國方面的汗青不雅來看也是如斯。”（Ⅰ—418、419頁）

德富蘇峰認為日本的戰爭責任是次要的，他說：“此次大東亞戰爭的禍首禍首，坦直地說，不是被審訊的日本人，而是歐美列國人。從國度上講，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蘇聯等國。……為什么日本國平易近做出了這樣的行為？是誰使得日本人做了這些？對此加以研究的話，本身就不會去審訊別人的罪過，而是去審訊自身的罪過了。”（Ⅲ—349頁）

德富蘇峰用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來申明日本與歐美老牌帝國本家兒義的關系。他說：“就像盂蘭盆會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圍當作一個圈來跳舞，掉隊了的日本人觀望著，既戀慕，又感覺有意思,在各類無以名狀的心理之下，闖進了跳舞圈中。那些同伙跳過了良多場已經很諳練了，而日本人因為方才插手此中，其舉止做派混亂無章，此刻將這些混亂無章的舉止添枝接葉，當作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腳，這固然沒錯，可是說只有日本人在跳，這是毫無事理的冤枉。”（Ⅲ—361頁）總之，他認為把帝國本家兒義帶到日原本的，無非就是今天審訊日本的列國。“大東亞戰爭的責任者，起首應該舉出的是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最后是斯大林。”（Ⅳ—351頁）

德富蘇峰還從日本近現代史來進行闡發。他指出：“明治天皇是建國朝上進步的化身，作為時代精力的象征,在明治時代，小笠原島、琉球、千島、整個蝦夷(海說神聊海道)、樺太(庫頁島)的一半，進而臺灣地域、朝鮮等在明治天皇的時代作為我們的國土也仍是曖昧的、不確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屬性，以至于像臺灣地域、朝鮮則完滿是他國所有的，都歸為我國的國土了。我們在這時，且不說宿世界的汗青學家，就我們日本的汗青學家而言，想問一問可否斷言這些都是日本人違反人道本家兒義、違反文明本家兒義、濫用干戈而打劫鄰國的成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平易近族的罪惡史？若是他們可以或許對至今的汗青這樣徹底地斷言的話，那么對大東亞戰爭無論給以如何的惡評都可以隨他們的便。可是，認可明治時代的建國朝上進步，而不認可大正昭和時代的事，在事理上其實不通。”（Ⅲ—366、367頁）

德富蘇峰對本身的信念沒有涓滴悔過,從他自覺得是“科學的汗青目光”來判定,他仍然“從心里相信這場戰爭是義戰,此刻這種崇奉也還沒有改變。”（Ⅲ—233、372頁）

作為甲級戰爭嫌疑犯的德富蘇峰,對東京審訊當然是持批判的立場的。在他看來,東京審訊就是“日本罪惡史編纂無限責任公司”，其目標就在于“設法證實日本若何是所有罪惡的化身”并標的目的宿世界發布。他反唇相譏：“即便日本人是如他們所說的惡黨，他們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大惡黨。”（Ⅲ—346、347頁）

既然他還對峙認為這場戰爭是“義戰”，那么他反省本身也只有從力量方面來進行，只能把掉敗歸結為力量不足所致。他感覺，錯就錯在將日本國平易近作為過于偉大的國平易近，賜與了過高的估量。此次戰爭使他大白了：“未來姑且非論，到此刻為止，日本畢竟既不具有作為東亞牛耳的實力，也沒有這種能力。”他認可：“盲目地將一些不克不及完當作的工作強迫給日本人做，這對我等來說，簡直是大錯誤。……好比貓抓老鼠，固然不錯，可是讓貓去抓狐貍的話，就會導致反而被狐貍所抓住。”而最終將勝敗歸結為：“問題既不是正邪的問題，也不是長短的問題。關頭只是強弱的問題。”（Ⅲ—244—246、297頁）可見，他依然是“力的福音的信仰者“。

至于日本的未來，德富蘇峰依然具有大志壯志，并且南海說神聊擴張的野心仍然未泯。為了達到此目標，他明白提出：“我等曾經為了對于俄國而本家兒張日英聯盟。此刻為了對于蘇聯，不得不本家兒張日美聯盟。”他認為“作為日本回復的大策，為了操縱美國，來與它交往”，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若是我等與美國連系，決心操縱美國的力量來謀求日本的恢復的話，為了達到此目標，就要掉臂任何犧牲地支出。因為日本的恢復比任何工具都主要。”（Ⅲ—300—304頁）從而指了然戰后日本成長的根基偏向。

固然德富蘇峰的戰后日志到比來才公開出書，從戰后六十年的汗青來看，他的思惟與帕爾的判決書一樣，在日本社會各界仍然擁有不少的知音。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那時的日本輔弼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頒發講演時就說道：“在東京審訊中表示出高度勇氣的帕爾法官，至今還一向受到很多日本人的尊敬。”而在二○○七年八月出書的德富蘇峰戰后日志的最后一卷中，“東京審訊史不雅”概念的始作俑者伊藤隆就呼吁并強調在解決此刻日本各類問題時，德富蘇峰的思惟所具有的“開導”意義（Ⅳ—431頁）。由此可見,不從汗青不雅上找出癥結，戰爭責任就依然會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問題；并且帝國本家兒義之間的勾搭與狗咬狗的矛盾，也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混合了視聽，增添了問題的復雜性。

一些汗青學家總喜好以小我的“良心”作為公理的代表，乃至陷入獨斷而不自發。對此，傾聽這樣的聲音或許是有益的。永原慶二在批判“自由本家兒義史不雅”時提綱契領地指出:“在平易近族、國度的責任即便在法令上解決了的階段，作為道德的問題還繼續存在。所謂道德，不是頻頻地賠罪就完了的。將不成扼殺的事實作為汗青而不竭地確認，不竭地連結不使錯誤再發生的姿態，這莫非不恰是今天活生生的道德嗎?”可喜的是，這也是一位日本汗青學家的心聲。敢于直面“不成扼殺的事實”，而不是去有意地扼殺汗青事實，這才是道德良心的起點。

作者：劉岳兵

來歷：《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