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性的剪短發風波

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四川督軍劉存厚的成都警廳發布了一條《嚴禁婦女再剪發》告示通令：“近日婦女每多剪發齊眉，并梳拿破侖、華盛頓等頭式，實屬有傷風俗，應予以禁止，以挽頹風……如敢固違，定以婦女坐法并處罰家長。”

一時間女子剪發問題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攪動著成都的街頭巷尾，成為了成都公共空間街頭文化的中心議題，也為成深巷高門大戶人家飯后茶余的話題。

這條禁令可視為中國頭發風俗史上的最稀奇古怪的政府告示。而其背后的故事卻與五四風云激蕩中，中國西南一隅封閉而開放的成都的現代女權主義興起相關。

“凡我同志，一律剪辮”

五四前夜，男子剪掉辮子已為個人生活的常態，短發是辛亥革命最直觀的標志性成果。1911年11月上海獨立后，就滿街張貼告示明令：“凡我同志，一律剪辮。”

1912年3月5日，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發布“剪辮令”，通告全國，限20日內“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

1914年7月北京政府發表《內務部提倡剪發之文告》，用白話文指剪發的益處：一是便于勞作，能多掙錢；二是防止機器纏繞，求安全保命；三是有益衛生，不油污枕被，減少生病；四是避免旁人恥笑侮弄，以求從眾自尊。

而在內陸的成都，1911年初，少年郭沫若進入成都分設中學的一張留影還是光頭留辮的，剪辮之風并未深入內地。然而形勢很快發生了逆轉。

1911年的11月25日，鬧了四五個月的四川終于獨立了。郭沫若在《中國左拉之待望》里回憶了那天成都同學們剪辮的經過，還專門描述了被叫為“精公”的李劼人同學剪了“拿破侖頭”的模樣。

所謂“拿破侖頭”和“華盛頓頭”，是那時候男子剪短發的通稱。但細分起來，男子短發卻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只是剪去辮子，將剩下的頭發剪成齊耳短發。有的則更短，只有寸許。短發又分為平頭、中分、偏分、向后梳等不同發式。

而這場轟轟烈烈剪辮子留短發運動，似乎只與男子相關，剪發為男人應有之幸福。中國女子的短發革命，還要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

身體革命“從頭做起”

清末民初的女子習慣，幼女留雙短辮，少女梳單長辮，成年婦女挽發髻。束發結簪表示已為人婦，為處女生涯的完結，這是“結束”一詞的由來。

因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夜，中國舊女性的發式都以長發變化的：年輕姑娘的髻式——元寶頭，髻中插簪，在髻旁插滿以鮮花或以珠花，或以金翠、珠、珊瑚、玉等制成茉莉針排列于髻端。

年未及笄的少女，額旁挽一團髻，其狀如蚌中未出之珠，因此叫做“蚌珠頭”，并以珠翠、花朵如白蘭花等插于髻旁以增美態。此外還有少女額前留有“前劉海”式，成年女性的“巴巴式”、“楊州桂花頭”、梳“蕩七寸”髻式的等等。

在現代社會之前，男子蓄長發，短發，東西方不同年代不盡相同。而女子長發，東西方文化則是驚人的一致。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前前后后，新女性剪短發，在中國沿海城市，或在北方的大城市多半是由西風東漸，自然而然的結果。

?民國時打扮前衛的知識女性

而在成都，中國西南一隅的內陸都市竟然成為死水微瀾里的軒然大波。

在法國巴黎的周太玄與李璜，以“巴黎通訊社”為平臺成了始作俑者。在中國北京的王光祈，以“川報”記者的身份，在第一時間內，將如火荼的北京五四運動的新聞傳遞到成都。

成都“川報”主編李劼人則以加編者按的形式，加重要版式的安排，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盡力擴大化。那時，成都真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三個重點城市之一，與北京和上海同步。

成都新女性身體的革命一定要“從頭做起”，于是新的故事必定發生：成都出現了最早剪短發的三女子——陳竹影、李倩云和秦德君。

成都三女杰

陳竹影、李倩蕓、秦德君三人都曾為新社團“直覺社”社員。她們剪發是因為參加學生組織“直覺社”的活動，需要經常去男高師去開會，為了行動方便常常女扮男裝。

對于女子剪發，這種在非常之時的非常之舉所遭遇的非常之事，秦德君回憶說：

我們女同學也積極參加活動。但是人們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點起油燈梳長辮子，又做早操，又上自習，再吃早飯，那太匆忙了。為了節省時間，我索性就把長辮子剪掉了。同班同寢室的杜芰裳，看見我剪掉長發以后清爽利落，十分羨慕，叫我幫她也剪掉了。沒想到她的媽媽跑來又哭又鬧，找我拼命。

她撒潑打滾地要我一根一根把她女兒的頭發接好。后來又把杜芰裳抓回去鎖在屋里不許出門。

抵制剪發的惡勢力很大，借口什么“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家長們吵的鬧的，紛紛把女兒關起來，斗爭很是激烈。可是剪長辮子的女學生仍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形成了女子剪發運動。

有一回，我到學校附近理發店把頭發理得整齊些，被認為“有傷風化”，市政當局居然把理發店封閉了，把為我理發的工友抓進了監牢。

女子剪發，成為新鮮活潑細胞，在陳腐朽敗的社會里是要付出代價的。

不久，秦德君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信，請求進入初開女禁的北大。蔡元培回信說：“女子實業學校學生，恐怕未必合格。”這封信被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實業學校當局扣留，并借機開除了秦德君。

在無望之際，成都學生聯合會介紹秦德君到重慶去找搞聯省自治和婦女運動的著名人物吳玉章。

1921年春天，桃花開了，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實業學校的秦德君、李倩蕓和益州女校的陳竹影三位“直覺社”的女社員，女扮男裝在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邊，坐小木船東下渝州重慶。

四川《國民公報》登載了《三女士化裝東下》的消息，描述她們蓄短發、梳“拿破侖”發式、著男裝的情形，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重慶果然火熱，吳玉章領導成立了“全川自治聯合會”，全川100多個縣都有代表參加。有1000多個座位的重慶總商會大禮堂，是“全川自治聯合會”活動基地。每場演講都是擠得滿滿的，門窗外也擁擠著佇立聽講的人。

吳玉章非常熱忱地歡迎三位成都女學生的到來，很快安排她們三位上臺演講，宣傳婦女解放。

秦德君、陳竹影、李倩蕓在大會上作了關于女子剪發、婦女解放的演講。她們的慷慨陳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重慶女子第二師范和巴縣女中的許多女學生會后紛紛仿效剪發。重慶女子第二師范學生自治會還組織排演了《剪發辯難》的新劇。重慶女二師七位女生剪發后，還專門到照相館合影留念。

看女生們所剪的兩種樣式，即偏分式和中分式，就是前面四川警廳在《嚴禁婦女再剪發》告示中提到的“拿破侖”和“華盛頓”發式，這正是當年流行的男子發式。為什么女學生也清一色地剪成這兩種發式呢？有沒有符合女性特征審美的樣式呢？

據秦德君和鐘復光回憶，初剪發時，都不知該梳什么發式好，連理發店的師傅也很感為難，因從來沒有設計過婦女的短發，故只好按當時最流行的男發樣式來剪理了。

不久，陳竹影被她父親騙回了成都。李倩蕓也返回了成都。秦德君在吳玉章的100元現洋資助下，跟著前去北京辦理少年中國會務的陳育生，奮然前行北方。

剪發風氣漸開

由于報刊的宣傳，新女性紛紛仿效，四川各地剪發婦女開始增多。一些封建遺老驚呼這樣下去“國將不國”，將婦女剪發視為洪水猛獸。稍稍開明的社會賢達對于女子剪發也謾道：“中國要在五十年以后或在百年以后方可做到。”

陳竹影女士回憶說：有一個警察廳的巡官叫汪頃波的，他在街上發現有剪短了頭發的婦女行走，便誠惶誠恐地給成都警察廳上了一個呈文，大意是“女子剪發，形類優尼”，并且說有礙“風化”甚大。建議：“已剪者令其復蓄”，“未蓄長前不得在街上行走”，沒有剪發的女子，叫父兄嚴加管束，若不遵守命令，則“罪及父兄”云云。

社會的壓力、家庭的壓力，最后演化成為政府的告示，即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四川督軍劉存厚的成都警廳發布的《嚴禁婦女再剪發》告示。

一石擊起千層浪。文化青年巴金等人所辦的《半月》因女子剪發問題，曾連續兩期刊載了袁詩堯、吳先憂的《女子剪發與警廳》、《禁止女子剪發的謬誤》等文章，對警廳“告示”首先發難，句句在理地批駁了警廳的“告示”。

《半月》因此成為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份遭到查封的文化刊物。其同仁又奮不顧身地繼而辦起了《警群》月刊。

在這場女子剪發風波中，作為少年中國成都分會會刊《星期日》，為了女性問題也分別出版了《星期日?社會問題號》、《星期日?婦女問題號》，刊登“女子剪發問題”、“女子的革命運動”、“我對于女子和家庭的意見”等等鼓吹新女性文化的文章。

不過這一場女子剪發的風波不久就平息了，“告示”并沒有生效，成都新女性仍然是短發，仍然在街上走著。

到1921年以后，剪發的女子不僅在成都、重慶日益增多，滬州、自貢、宜貢、宜賓、達縣等地也能看到不少剪發的新女性了。

（作者：謝天開）

發表于 2016-04-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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