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咋“腦暴”？

智庫（Think Tank），顧名思義就是儲備和提供思想的“倉庫”。按照蘭德公司創始人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座“思想工廠”，一所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同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月下旬公布的《2014全球智庫報告》顯示，美國是全球智庫研究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在全球6681家智庫中，美國擁有最多，共1830家，比“智庫十強國家”中的其他9國總和還要多。其中，美國共有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外交關系委員會及伍德羅·威爾遜國際中心6家入選全球“十大智庫”。在每年運營經費上，美國“十強智庫”擁有5.6億美元，而非美國的全球“十強智庫”卻只有1.1億美元。其中，美國首都華盛頓是全球擁有智庫最多的城市，高達350多家，全球“十強智庫”中的5家坐落于此。

自二戰結束以來，智庫對于西方各國內外政策的制定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國，智庫以精準全面的分析研判、與政界廣泛深入的聯系以及在社會公眾中的強大影響力，左右著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決策，以至于有人將智庫稱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后的“第五權力”。

一般而言，美國智庫以推出國家安全戰略、對外戰略、政府改革綱領以及導彈技術、對外援助政策研究等“金點子”為使命，以影響聯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制造“主義”引導民眾為目標，以研究產品遠離金錢、不直接轉化為財富的“非盈利”特征為標榜，以不受公司、政府、利益集團左右的“獨立性”為基本操守。

美國主要智庫的負責人一般由重量級人物出任，比如前總統克林頓夫婦的密友、前常務副國務卿塔爾伯特擔任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猶他州前州長、前駐華大使洪博培擔任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擔任蘭德公司總裁，而國務卿克里目前仍是伍德羅·威爾遜國際中心理事會成員。為此，智庫特別是主要智庫在美國政府的政策醞釀、形成、決策、評估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盡管美國智庫標榜自己獨立、客觀和公正并能夠跳出利益藩籬，但這些所謂的原則和宗旨在不斷遭受質疑。《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調查發現，美國一些頂級智庫與利益集團關系曖昧。塔爾博特在擔任布魯金斯學會主席后，通過大力籌款等措施積極擴張，使得該機構的財政收入從2003年的3200萬美元激增至2013年的1億美元。即使在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其他智庫入不敷出的關頭，布魯金斯學會的收入仍蒸蒸日上。研究發現，布魯金斯學會變得越來越依靠公司、富豪、外國政府或公司，公司捐款比重從2003年的7%提升至2013年的25%。在該學會日前舉行的烏克蘭問題政策研究報告發布會上，主持人不無感慨地說，盡管8位前政府高官在很多問題上觀點相左，但在對烏提供致命殺傷性武器方面卻“驚人地一致”。此間人士指出，該報告的出臺有著深厚的美國國防軍工企業背景。

智庫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途徑

美國政治學家托馬斯·戴伊認為，主要的政策規劃機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政策規劃組織由智庫、咨詢公司等組成”。具體來看，智庫在美國外交決策中發揮三方面作用。

首先，智庫通過研究和分析，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主張。每到總統換屆之際，主要思想庫特別是與當政者思想傾向一致的智囊機構，無不忙著為新任總統編寫報告，獻計獻策。20世紀80年代，傳統基金會向里根政府提供《領導者的職責》，90年代進步政策研究所向克林頓政府提供《變化的職責》等長篇政策報告。作為全球第七大智庫，蘭德公司在冷戰時期完全主導了美國的核戰略、艾森豪威爾“軍工聯合體”治國方略、肯尼迪外交政策，策劃了越南戰爭，謀劃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等。蘭德公司總裁羅文與美國政治人物切尼、拉姆斯菲爾德、佩里、沃爾福威茨等人先是給克林頓總統寫信，后來完全主導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軍事戰略，最終消滅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

其次，美國社會“旋轉門現象”決定了智庫具有政府人才儲備功能。美國的政治任命模式造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員體制。隨著每次政府更迭，司局級以上的官員更換人數眾多。離開政府后，相當一部分官員流入智庫，“蟄伏”起來。一旦自己所認同的政黨東山再起，智庫精英再入政府機構，由研究者變為決策參與者。如前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進入CSIS，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入主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而拉姆斯菲爾德更是在政壇和智庫間長袖善舞，他于1975年10月底被福特總統任命為新的國防部長，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國防部長；1977年，他在離開內閣后擔任蘭德公司董事會主席；2001年，他出任小布什內閣的國防部長，成為歷史上最年長的國防部長。

第三，智庫通過出版書刊、舉辦各類交流活動、利用媒體宣傳等方式，力圖使這些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青睞。近半年多以來，前美國副總統切尼在企業研究所，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在CSIS，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澳大利亞前總理吉拉德在布魯金斯學會，國務卿克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學院等發表演講，同與會者交流互動。美國主要智庫出版書刊，如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布魯金斯評論》、CSIS的《華盛頓季刊》、蘭德公司的《蘭德評論》、大西洋理事會的《大西洋月刊》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中亞高加索研究》等，已成為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的必讀之選。

美國智庫與當代中國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智庫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陣容、成果均勝以往，“中國學”終成氣候和規模，成為美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顯學”。

冷戰以后，中美關系發展雖然起起伏伏，但總體上是“斗而不破”、豐富多彩，為美國智庫的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源頭活水。從戰略定位看，美對華關系先后定位為“非敵非友”“建設性戰略伙伴”“戰略競爭對手”“建設性合作”“利益攸關方”“新型大國關系”等多個階段。從突發事件看，先后發生“銀河號”事件、臺海危機、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網絡竊密”等危機事件。從交流程度看，中美兩國元首互訪和會晤、戰略與經濟對話、經貿往來、人文交流之密切，實屬罕見。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智庫的中國問題研究空前活躍。

盡管有以《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為代表的“中國威脅論”、以《中國有那么重要嗎？》為代表的“中國無足輕重論”、以《中國即將崩潰》為代表的“中國崩潰論”等極端著述和言論存在，比如企業研究所屬于保守派智庫，出了不少像巴菲爾德、卜大年、李潔明等強硬反華的“中國通”。與企業研究所類似，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大多以反華聞名，如沃爾澤、布魯克斯等。但這些絕非主流，絕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還是抱著嚴肅態度看待和研究中國的。

作為最老牌的智庫，著名的布魯金斯學會積極跟蹤中美關系的重大事件，經常舉辦研討會，邀請政界、學界的知名人士參加，就中美關系的最新動向進行討論。其中國研究項目首位主任貝德有著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時間待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無論是在共和黨政府還是民主黨政府，貝德都得到重用，先后出任過國務院、白宮、商務部等與中國業務有關的政府要害部門。作為奧巴馬第一個總統任期的對華政策首席智囊，貝德2012年推出著作《奧巴馬與中國的崛起》，認為“未來總統需要在對華政策中把握正確的平衡，既維持美國的力量與警覺，又不落入經典的安全困境，奧巴馬總統掌握了這種平衡”。卜睿哲目前擔任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他曾擔任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十分關鍵。該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認為，美中元首會晤可以從更長遠和更廣泛的角度審視美中關系，推動雙邊關系繼續向前發展。

蘭普頓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學院中國項目主任，被認為是美國的首席“知華派”學者。曾擔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蘭普頓，每到美中關系發展處于關鍵期，特別是美國國內反華浪潮涌來之時，總能挺身站出，撰寫相對客觀的文章。

在CSIS“亞洲項目部”，最活躍的“中國通”非高級研究員格拉澤莫屬。中文名字為葛來儀的格拉澤，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美中關系、海峽兩岸關系以及東北亞政治和安全問題。她與兩岸關系密切，每年多次到兩岸進行調研。格拉澤對于美中關系的一個基本判斷是“雙方仍然會是競爭與合作的綜合體”。

拉迪是彼得森國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稱得上是對中國經濟事務最精通的學者之一。與一些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經濟出現“國進民退”不同，拉迪對中國經濟的成功做出了不同的解讀。他在其新書《中國民營企業的興起》首發式上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活動在許多領域已經高度市場化，“其成功的每一步都與市場和民營企業的異軍突起密不可分”。

（作者：韓顯陽，光明日報駐華盛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