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危險的書是什么？

為什么世界上會有個德國，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追溯到公元9年。當時，羅馬將領瓦魯斯率領三個羅馬軍團，從高盧出發，跨過萊茵河，試圖把廣闊的被稱為日耳曼尼亞的地區并入羅馬帝國。但在現在靠近德國奧斯納布呂克的地方，羅馬軍團遭到了阿米尼烏斯率領的日耳曼部落的伏擊，幾乎全軍覆沒。

這是羅馬人所遭遇的最嚴重的軍事失敗，卻是德國人的驕傲，路德曾說“我心中充滿對阿米尼烏斯的愛”。

此后，羅馬帝國的統治和影響都局限在萊茵河以東和阿爾卑斯山以南地區。這塊被稱為日耳曼尼亞的地域脫離了羅馬文化。日耳曼人保持了其原有的桀驁不馴，對羅馬帝國的霸權虎視眈眈，到了公元5世紀終于摧毀了羅馬這個龐大的帝國。

如果說阿米尼烏斯為德國的存在提供了某種可能性，那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則為德國的存在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在德裔哈佛古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最危險的書》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德國之所以存在的另外一個原因——塔西佗那本薄薄的小書《日耳曼尼亞志》。

羅馬人的眼光

克雷布斯教授認為這部完成于公元98年、差點遺失于中世紀的《日耳曼尼亞志》，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15世紀被重新發現并流傳開來之后，變成了日耳曼民族主義者的圣經。隨后在德國一版再版，從而奠定了德國人的文化身份。

在商務版的古典名著叢書中《日耳曼尼亞》和《阿古利可拉傳》合為一書，《日耳曼尼亞》不算注釋只有短短的25頁。不過這是一項偉大的社會人類學的古代實驗。日耳曼人是困擾了羅馬人多年的混雜在一起的二十幾個部落，是塔西佗最早開始描寫他們（凱撒對日耳曼人只有零星的記述）。

在《日耳曼尼亞志》中，塔西佗說：“我個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世界上一種未曾和異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純凈血統的種族，視為一種特殊的、純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種毫無相似之處的人。”。因此，雖然他們人數極多，而體格則完全一樣。在塔西佗的筆下，他們“有著兇暴的藍眼睛、金黃色的頭發、高大的身軀”。他們珍惜自由，不喜歡奢華，把武力上的勝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們“具有堅貞的品質，他們既不受聲色的誘惑，也不受飲宴的引誘。無論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約。”。

塔西佗也并非都是溢美之詞，認為“又有誰愿意離開這亞細亞、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遷居那荒涼的日耳曼尼亞去呢？”“這些人不打仗的時候，很多時光是消磨在狩獵上面，更多的時光是無所事事，整天地吃喝睡覺，最勇敢善戰的武士們現在卻什么事也不做，把一切生計家務都委托給家中的婦女和老弱掌管。他們自己卻沉溺于怠惰之中。”

塔西佗本人可能從未踏上日耳曼尼亞這片土地，他的書有個明確的影射意義，用來刺激他自己那軟弱腐敗的祖國。把日耳曼人描寫成高貴的野蠻人，目的正如后來的歐洲歷史學家描寫美洲印第安人一樣，是為了對自己所處社會的驕奢之風做出批判。塔西佗想要說的是“自由、剛毅、道德、淳樸，這些在羅馬已經無處可覓的品質，在日耳曼人身上卻仍舊保存著”。當羅馬人驕奢淫逸時，這些住在萊茵河附近的蠻族卻對他們的領袖忠心耿耿，在戰役中勇往直前，對金銀珠寶不屑一顧，對神靈絕對臣服，婚前潔身自好，婚后忠貞不二。

不管塔西佗的初衷是什么，德國的知識分子們忽視了《日耳曼尼亞志》一書中明顯的藐視，他們熱衷的只是原始日耳曼這一觀念，從而以塔西佗一書作為基礎，德國人編造了自己的奇思異想之塔。

德國人的解讀

到了14世紀，中歐地區政權分立，靠著基督教和日耳曼語維持著某種統一，當時，德國的文化精英們羨慕先進而統一的英國和法國，從而開始思考“我們是誰？”他們知道曾經有一本名為《日耳曼尼亞志》的書，是有關這片土地的最早記載。但是自從中世紀以來，這本書就失傳了。到了15世紀中期，在藏書家之間流傳著一個模糊的謠言：在羅馬遙遠的修道院里發現了一份抄本。《日耳曼尼亞志》正是民族主義者所期待的，因為它能夠告訴他們德國的起源。

1455年，《日耳曼尼亞志》在羅馬的一個修道院里被重新發現的故事就像一個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雖然意大利人重新發現了《日耳曼尼亞志》，但卻是德國人使它成了文藝復興期間的暢銷書。

德國人引用這部羅馬人所著的書，來證明自己優于羅馬人。馬丁·路德的追隨者出版了一本拉丁版、一本德語翻譯版和一本對塔西佗的著作進行評論的書。路德的繼承人、宗教改革的神學領袖墨蘭頓說，“希望《日耳曼尼亞志》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古代德國的力量和美德。”

顧問們給德國的腓特烈大帝進言的時候，也引用塔西佗的書，稱日耳曼人，從古至今都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土著，日耳曼保持著自己的獨立、自己的名字還有自己的語言。不過塔西佗的書會被稍稍刪減——那些關于人肉獻祭的記載在校訂時都被認為是筆誤。

有德國人指出日耳曼語，而并非希伯來語，才是創世紀時的語言；也有人甚至說亞當是日耳曼人。18世紀的政論家默澤爾想要證明古代日耳曼憲法具有民主性的時候，他引用了塔西佗有關民眾集會的記錄：，“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帥們商議，大事則由全部落決議。人民雖有最后決議之權，而事務仍然先由酋帥們彼此商討。”如果有人反問，塔西佗不也說了日耳曼人是貧窮的農民嗎？“這不要緊，”，默澤爾回答說，“這是因為羅馬人誤解了。”

從一開始，德國人為了自己的需要就對《日耳曼尼亞志》信口開河，但是對其最嚴重的誤讀出現于19世紀科學種族論日囂塵上的時候。19世紀的種族主義理論家和種族優越論者正是從塔西佗的書中摘出了“未被玷污”“純粹”等語言。當時最普遍的德語教科書中赫然宣揚：“未被污染的日耳曼人的血液在我們的血管里流淌”。在剛剛實現統一的德國，《日耳曼尼亞志》赫然雄踞所有閱讀書目的榜首。各種俱樂部大肆慶祝日耳曼農夫的美德，強健的體魄和雅利安人的優越性。

納粹也把《日耳曼尼亞志》按自己的目的使用。1924年，年輕的海因里希·希姆萊在坐火車的時候讀了《日耳曼尼亞志》，這本書激發他想起了“我們祖先高尚、純潔、高貴的光輝形象”，在日記中，他又加了一句“我們應該恢復這一形象”。1936年，納粹黨在紐倫堡召開了成立大會，房間里貼滿了從《日耳曼尼亞志》中摘出的引言。

19世紀的種族論者利用《日耳曼尼亞志》中說的，日耳曼人未與他族相融的記錄，以證明日耳曼人是純種雅利安人的后代，所以天生有較長的頭骨，而這又被顱相學看做是美德的標志。從這種觀念到1935 年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紐倫堡法案令只有一步之遙。紐倫堡法案還禁止猶太人與“日耳曼或相關血統”的人通婚或發生性行為。

希特勒青年團指導手冊上也是摘自《日耳曼尼亞志》的句子：酋帥“經常為一群挑選出來的青年所環繞，這既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力量”。盡管希姆萊如希特勒、戈林、戈培爾一樣，都不是典型的“雅利安人”長相，盡管他本身“黑發而且近視”，一個俏皮的納粹黨人曾斗膽說過，“要是我長成希姆萊那樣，我都不會提血統這個詞。”但這并不能熄滅他想將自己變成塔西佗筆下的貴族酋帥，金發、高大、好戰的德意志黨衛軍所環繞的愿望。

到了1943年，希姆萊派兵進入意大利的一所修道院，因為傳說版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亞志》就保存在那兒，但是納粹沒能如愿找到這本德國人的“黃金之書”。隨后不久就出現了諷刺德軍這一強盜行徑的漫畫。

到了2009年，也就是日耳曼人大敗羅馬人的條頓森林之戰2000年之后，德國舉辦慶祝阿米尼烏斯勝利2000年的展覽，經過多方交涉，意大利這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亞志》出借給德國進行展覽，雖然時過境遷，不過也算是圓了德國人多年來的夢。

納粹的罪行當然不能歸結到塔西佗身上，《日耳曼尼亞志》并不能為德國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行為負責。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說，觀念如同病毒，它們寄居于頭腦，并由此復制，變異，……最后成為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那些日耳曼種族論的病毒整整孵化了500年，終于導致了系統性感染，并在20世紀最大的危機中達到了高潮。正如《最危險的書》所言，塔西佗沒有寫最危險的書，他的讀者讓它變成了最危險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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