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徒哪里來的信心？

當一個人患有妄想，它被稱為精神錯亂。當許多人患有妄想，就成了所謂的宗教——Robert M. Pirsig 《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作者

招遠“全能神”事件讓所有在當代文明社會庇護下的旁觀者感到強烈的震驚和不解。在媒體披露的訪談中，兇手擺出一幅殉道者的姿態并重申其對“信仰”的執著。這種既鎮定自若又瘋狂至極的狀態，對大多數現代人來說是陌生和不可思議的；但在千年文明史上，這種瘋狂司空見慣——從獻祭活人、獵殺巫女到種族清洗、政治迫害——人類經常性地陷入群體失智狀態。這種狀態的核心是對妄想的偏執，或者說是不需證據支持，甚至是排斥證據的強烈信念。比如《圣經》希伯來書就有這樣一句自豪的信仰宣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言下之意是真正的信心不需要眼見為實，信心本身就是確據。人類這種在理性之外“憑空”建立信心的能力和習性，是一切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源。從這一點上說，“邪教”（比如全能神）、“新興宗教”（比如山達基和摩門教）與“傳統宗教”沒有任何分別。三者在某個法律制度下的合法性差異，僅僅粗略地取決于它們對當地社會的危害程度和當地現有文化的開放程度。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不斷指出的，即便是三大傳統宗教，也在歷史長河中被反復揭露對人類文明做出的破壞和威脅。

把信仰當作事實是宗教徒行為的出發點。但本文希望重提一個淺顯的道理，即一個信念是否靠譜，要取決于這個信念的來源，而絕非信念本身的強弱。科學的本質是不斷以證據和理智挑戰信念的既有來源，而宗教的本質是通過限制證據和鎮壓理智來捍衛信念。可惜的是，對信念而言，證據和理智非但不必要，也未必受歡迎。以下用三個實驗室中被證實的心理現象，來說明一個個獨立于理性的荒謬信念是如何欺騙健康人的大腦，并指導其行為的。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經典地展現了“謊言說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過程（錯誤信念的形成）。

“信念固著”研究的是信念如何獨立于證據生長，并擔當它自己的捍衛者和代言人（錯誤信念的固著）。

“群體癔癥”展示了基于幻覺和妄想的信念在人群中快速傳播的一種形式（錯誤信念的傳播）。

【一、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謊言說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1974年2月4日，派翠西亞·坎貝爾·赫斯特（美國報業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孫女）在加州柏克萊被美國激進組織共生解放軍綁架，該組織要求赫斯特家族發放4億美元救濟物資給加州的貧民，否則就要殺害派翠西亞。赫斯特家族發放了部份物資，但共生解放軍并未釋放派翠西亞。1974年4月3日，派翠西亞發表聲明宣布加入共生解放軍，并改名為“塔尼亞”；4月15日她參與了共生解放軍在舊金山的一宗銀行搶劫案，被聯邦調查局發令通緝；1975年9月派翠西亞被捕；1976年3月20日因參與銀行搶案被判刑7年；但后來被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特赦。派翠西亞·坎貝爾·赫斯特在1982年出版的自傳中寫道：“我當時只是通過重復他們的陳詞濫調和各種口號，在表面上順應他們（指綁匪），而不是自己真的去相信這些話……但是在我試圖說服他們的同時，我也說服了我自己。”（Patricia Campbell Hearst, Every Secret Thing, 1982）

由此可見，人類的頭腦有一種天生的傾向，即把信念與言語自動協調一致。一旦沒有明顯的外部原因（比如被強迫，或是類似受賄這樣的利益動機），那么頭腦便傾向于把我們的發言歸因于自己的真實想法。似乎我們的頭腦缺乏足夠的能量來長久維持言語和真實思想之間的界限。上文案例中的赫斯特，雖然起初意識到自己的言論是被迫的權宜之計，但是她的頭腦漸漸地無法再支持這種語言和思維之間的區隔，仿佛思維和語言之間的分隔形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勢能”，而最終這種勢能擊敗了理智，使得思維跌落到語言身上，兩者融為一體。縱使對所講出來的話語持有強烈的內心反抗，這種反抗也能被時間的流逝和謊言的重復逐漸消磨。對一個心中毫無反抗的宗教徒來說，這種語言的重復將更快導致信念的形成和加固。更何況，實際情況是，許多虔誠信徒主動“敞開心扉”，有計劃地操練，對宗教信條進行反復地禱告、背誦、宣告、傳講。在強烈的信徒團體文化作用下，鼓勵信徒自己起來發言似乎是一種極有效率的信念灌輸方式。

【二、信念固著：信念如何充當自己的捍衛者】

Ross和Anderson做過這樣一個試驗：他們先給被試灌輸了一條錯誤的信息，然后試圖讓這些被試去否認它。他們的試驗結果表明，一旦人們為錯誤的信息建立了理論基礎，那就很難再讓他們否定這條錯誤的信息。每一個實驗首先都給被試灌輸了一種信念：或者直接宣稱（相當于“圣經無誤”）或者出示一些軼事式的證據（相當于“神跡見證”）；然后要求被試解釋為什么該結論是正確的。最后，研究者會告訴被試真相，并期望他們徹底否定最初的結論。結果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結論，大部分人仍然堅持對他們已經接受的結論的解釋。這種現象被稱作信念固著（Belief Perseverance），它證明了信念可以獨立存在，并且當其支持證據被否定時仍會繼續存在。例如，安德森等人首先要求被試分析兩個具體的事例，然后詢問他們“喜歡冒險的人會是合格還是不合格的消防隊員？”其中一組被試認為，喜歡冒險的人會是一個成功的消防隊員，而謹慎的人不適合做消防隊員；另一組被試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然后，實驗者要求他們寫下自己這樣認為的理由——例如，有冒險傾向的人比較勇敢，而謹慎的人太過小心等等。當形成一種解釋后，它會獨立于最初推論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證明是虛假與錯誤的，被試們仍然會堅持他們自己歸納出的解釋，堅信有冒險精神的人確實像自己想象的那樣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或是糟糕的消防隊員。

這些實驗給我們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我們越是極力想證明我們的理論和解釋是正確的，我們就對挑戰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閉。一旦我們確信一個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個令人討厭的陌生人的確會表現出那樣的行為，或者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會有所上升，那我們的解釋即使遇到了相反的證據，也仍會保持不變，我們成了自己思維方式的囚徒。因此，一些毫無依據而荒誕不經的觀念才有可能在神智清醒的人的腦中扎根。

這些試驗也表明信念固著的一個促進因素，即個人解釋。一旦某個錯誤信念經過個人解釋后，無論這種解釋本身正確與否，都會促使解釋者堅持這個信念。宗教活動中常見類似的現象，即鼓勵和要求信徒主動對教條進行論證和說明，在基督教中常被稱作“傳講”、“布道”或是“為神說話”等等。這種在群體壓力下對信徒作出的鼓動，被證明是一種極為有效的策略。

最后，我們考察非宗教語境下幻覺和妄想在人群中的自動傳播：

【三、“群體癔癥”：大規模幻覺和妄想】

人群暗示往往以集體妄想的形式出現——自發地散播錯誤，有時，它表現為“群體癔癥”。“9.11”之后，美國各地學校有許多孩子染上了一種疾病，即皮膚上出現紅疹子，但沒有找到任何明顯的原因（Talbot，2000）。不像濾過性病毒的傳播方式，這種紅疹子是通過“目光”傳染的。當看到其他人出了紅疹子后，自己也開始長紅疹子了（他們甚至還沒有過接觸）。同樣，每天的皮膚狀況——濕疹、粉刺以及過熱的教室所引發的皮膚干燥——都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焦慮也令事態嚴重化了。正如其他的群體癔癥那樣，謠言四起、令人們過分關注普通的日常不適，而且將這一切歸咎于學校。

在中世紀的另一起群體妄想中，歐洲的修道院報告說，那里開始大規模暴發各種模仿行為。在一所大的法國修道院，人們那段時間內都相信，人可以被動物附身，于是一個修女開始像貓一樣喵喵叫。最后，“每天在特定的時間，所有修女都像貓一樣叫。”在一所德國修道院里，一個修女開始咬她的同伴，不久后，“這個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開始互相啃咬。”隨后，啃咬的狂潮擴散到其他修道院。（Robert Bartholomew & Erich Goode, 2000）

在1914年的英屬南非，報紙曾錯誤地報道德國飛機將飛臨該國上空，為即將到來的戰略進攻做準備；而所報道的飛機調遣能力和飛行距離卻都超出了1914年時的飛行能力。然而，無數的人把晚上所有模糊的刺激，如星星，都錯誤地認作敵機。

1947年6月24日，Kenneth Arnold 駕駛他的私人飛機飛向雷尼爾峰，其間他發現空中有九個閃閃發光的物體。由于擔心可能是外國飛來的導彈，他趕緊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這個情況。但發現辦公室已經關門，于是他去了地方報社，說自己看見了新月形的物體，它們運動起來“像劃過水面的碟子”。報社隨后作了報道，于是“飛碟”這個詞語就在頭版頭條上被創造出來。于是，在1947年夏天余下的日子里，這一行為觸發了世界范圍內看到飛碟的狂潮。

在并沒有明顯的鼓勵和壓力的開放環境下，妄想可以如此有效地傳播，可見在封閉和煽動性的宗教集會中，相比發疹子和貓附身，“看見聽到摸到神”實在不是什么偉大而不可思議的事。

【結語】

信念在生理層面的生化結構和過程，是由古老的進化進程所決定的。進化的觀點幫助我們理解信念的這些運作特征：一、“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本質上是一種認知失調現象，這種現象導致的信念修正則是出于人類保持自我一致性的需要；這種自我一致性對自我正面評價和心理資源的利用至關重要。二、“信念固著”一方面有助于抵御消極情緒并自動回避干擾，另一方面通過效率和偏差共存的方式來節約心理資源并對環境快速作出判斷。三、“群體癔癥”本質上是一種從眾現象，根本上源于人尋求認同接納，或避免排斥的心理需要和行為傾向。

因而，一個人相信某個觀念，有時可能是因為證據確鑿，有時卻是出乎純粹的心理需要，而大多數情況下是這二者的混合。打個比方來說，“信念”的一頭是清楚的理智和證據，遠遠的另一頭卻是完全的心理需要。只要走得夠遠，信念可以完全獨立于任何事實根據，而單憑強烈的心理需要而存活。這個時候，信徒們往往會產生一種自然的傾向，就是帶著這個寄身于心理需要的錯誤信念從遠遠那一頭折回來，反過來“證明”這一頭的事實就如他們所信。帶有這種傾向的人，往往不得不變得封閉、偏執、武斷、脆弱而虛偽。而這些正是典型宗教徒的寫照。

進化賦予人類這種特殊的心理能力，使我們可以通過調整自己的信念來滿足各種心理需要，這種調整則常常在無意識中對事實進行扭曲。因而我們的信念，連同其道理，不管有多么強烈、普遍和持久，都不能單獨拿來作為事實真實性的擔保。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信念可以獨立于事實根據，而只依賴心理需求而存在。只有當信念背后有事實證據支持——經得起推敲的證據，而非軼事式的證據時——信念才能被認為可靠。

中世紀的女巫獵殺、二戰時的猶太人屠殺、動蕩時期的政治迫害，都帶有強烈的公眾信念的印記。這些有組織的瘋狂在它們各自的歷史時期成功壓倒了一切來自內部的反對，因為這些時期中的當事人尚未啟蒙。今天，感謝這個科學逐漸昌明的時代，理性和科學被大多數人接受并尊重。招遠悲劇中的兇手們被認為是一群瘋子和邪教徒，而非驅除“邪靈”的英雄烈士。然而，在今日中國，同樣反智的各種“信仰”，卻經常被鼓吹為文明的旗幟和人類的希望。這些信仰兜售者們不知道，自己正在澆灌的，是滋生“全能神”的同一片土壤。“全能神”的骨干多來自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在反智思維方面的訓練上為“全能神”作了至關重要的準備工作。

因而，招遠事件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個案，其背后折射的是中國當代文化對反智觀念的嬴弱抵抗力。這些五花八門、貌似無害的觀念構成了一個龐雜的“信仰”市場，而“全能神”只不過是這個市場最陰暗角落中的另一個攤位。只要這個市場存在并繁榮，“全能神”們總有一天會等到屬于它們的顧客。

（作者：戴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