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是原產中國的農作物嗎？

在玉米、水稻、小麥、大麥這四大谷物之后，全球產量排第五的谷物是高粱。如今，高粱在中國南北都有廣泛栽培，但它的主要種植地在中國北方，特別是東北地區。事實上，高粱已經成了東北鄉村文化的重要象征。就拿歌詞來說吧，還是在民國年間，“九一八”事變之后從東北逃亡關內的張寒暉就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歌曲《松花江上》，前幾句就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20世紀90年代，反映“文革”期間東北知青生活的電視劇《年輪》一度大熱，由韓磊演唱的片尾曲《天上有沒有北大荒》中，也有“咋不見著了火的紅高粱”這樣的句子。說到“紅高粱”，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山東作家莫言對這個意象的建構當仁不讓；他用自己的老家山東高密為背景創作的小說《紅高粱》《高粱酒》，后來改編成中國電影史上的名作《紅高粱》。——當然，山東也是如假包換的北方。

南方自然并不是沒有高粱。在江南地區，莖稈含糖較高的甜高粱也是鄉間常見的作物，人們管它叫“甜蘆粟”，曾經是上海人最愛吃的零食之一。高粱有個別名叫“蜀黍”，如今還是山東、河南、山西等地對高粱的稱呼，這個名稱似乎暗示它是從南方的蜀地（四川）傳來的。從清代嘉慶年間開始，高粱原產中國的說法在中國學術界就已經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很多文獻仍然堅持這個觀點。其實，高粱是從遙遠的非洲傳來的熱帶作物；如果允許我說得夸張一點的話，它根本就是一種比罌粟還厲害的異域毒品植物。

在文獻的泥潭中摸索高粱古名

早在清代，高粱在中國南北就已經廣泛栽培，看上去就像古已有之一樣。清代又是一個“國學”十分發達的時代，因為政治高壓而不敢過多關注時事的知識分子把大量熱情和精力花在古籍研究之上，取得了遠遠超出前代的學術成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代安徽學者程瑤田（1725–1814）皓首窮經，在嘉慶八年（1803年）以79歲高齡出版了巨著《通藝錄》，在其中最有名的《九谷考》一篇中極力主張中國古籍中已經有對高粱的記載。

程瑤田涉獵的學術領域十分廣泛，但他最擅長的是名實考證，也就是把古籍中的物品名稱和實物對應起來。為此，程瑤田發揮了難能可貴的實踐精神，以實際觀察和見聞糾正前人的錯訛。他親自到市場上賣馬肉的攤子要了一具成年公馬的頭骨，數出它的牙齒數一共是四十枚，這樣就糾正了傳本《呂氏春秋》中把馬的牙齒總數記為“三十”的錯誤。他一生之中又先后五次到北方，無論從南到北還是從北返南，只要路上遇到商人，就會請求他們把交易記錄拿給他一觀，平時碰到鄉間老農婦孺，也會詢問作物的名稱，這樣就弄清了“粟”是小米，“黍”是黃米，不黏的黃米是“糜”或“穄”。靠著這樣的治學方法，程瑤田非常自信地認定古代經籍中常常出現的“稷”一定是高粱。

用現在的話說，程瑤田對谷名的考證“極大地填補了學術空白”，讓其他學者感到幾乎不再有“學術空間”，難怪在他之后的學術名家如段玉裁、王念孫、劉寶楠、孫詒讓等都深信不疑，視為定論。即使有像郝懿行這樣的學者感到釋“稷”為高粱的結論頗可懷疑，但懾于程瑤田的威名，也不敢明說。直到1949年，史學家齊思和（1907–1980）才在《毛詩谷物考》一文中指出程瑤田的考證犯了“十大錯”，“稷”應該是粟（小米）而非高粱，有力地質疑了這個流傳一百多年的說法。

有趣的是，齊思和打倒了程瑤田這個“學術權威”之后，谷名考證這個領域一下子變得“群龍無首”，于是各種新說紛紜而至，仿佛在土中隱忍多年的種子，等頂上的巨石掀掉之后便爭先恐后地萌發。一方面，關于“稷”是什么的爭論自然又重新開啟；另一方面，既然高粱在古代不叫“稷”，那就一定要再給它找個名字出來。有人說“粱”或“秫”就是高粱；有人說“秬”和“秠”就是高粱；有人說至少“蜀黍”肯定是指高粱。自然，有“革命”就有“保皇”，還有學者堅持程瑤田的說法，執意認定稷就是高粱。

把這些爭論的細節都講出來，那這篇問答就太瑣碎無趣了。比起名物訓詁這個大坑來，考古學和分子生物學對高粱的研究要爽快得多。

迷途知返的中國植物考古

回顧中國考古史，其實一開始考古學家在高粱遺存的問題上也把學界帶進了岔路。還是在1931年，就有國外學者聲稱在山西萬泉縣（今屬萬榮）荊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高粱。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全國各地不斷傳來發掘出高粱遺存的報告，出土這些遺存的遺址以漢代為多。然而，其中最轟動的莫過于1964年發現、1972年始掘的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考古學家在遺址中的一個房屋里發現了一處燒火臺，上面放著兩顆蓮子、一塊木炭和一個彩陶罐，罐中有炭化的糧食，經初步鑒定全是高粱。根據木炭的碳14測年，這些遺存的年代為距今5040年左右，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時代。

在一般人看來，能夠從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唐代的遺址中發現這么多高粱，高粱原產中國（或至少是起源地之一）還不是板上釘釘的結論嗎？然而，事實偏偏不是這樣。早在1981年，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就對如此多的高粱遺存表示懷疑。他最終設法拿到了大河村和另一個遺址——遼寧省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出土的少量“高粱”，請北京植物園的種子專家和專門從事植物考古的學者鑒定，結果發現都不是高粱。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2011年幾名美國植物考古學家又對大河村“高粱”遺存做了重新鑒定，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些炭化的籽粒遺存，結果見到了和大豆一模一樣的名為“種臍”的形態結構，卻無論如何找不到和高粱籽粒類似的結構，無可辯駁地說明這些所謂的“高粱”其實是大豆。

為了能夠從遺址土層中更好地挑揀出植物遺存進行分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界開始廣泛使用國外已經實踐多年的浮選法。浮選法的原理很簡單——因為土壤顆粒的密度大于水，而炭化植物遺存的密度小于水，只消把需要浮選的土樣放到水里，土壤就會沉到水底，炭化植物遺存則漂浮在水面上。把這些漂浮的炭化顆粒小心收集起來，就可以拿來鑒定是什么植物的遺存了。耐人尋味的是，自從開始應用浮選法以來，在中國宋代以前的考古遺址中卻再也發掘不出高粱遺存了。這樣一來，我們便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年中國考古學界缺乏植物考古技術，迄今為止中國所有宋代以前出土的“高粱”遺存，幾乎可以確定均屬錯誤鑒定！

“侵略者”的食糧

從歧路出來回到正路的植物考古學，一下子就摧毀了農史學界以為中國幾千年前就開始種植高粱的假說。接下來，分子生物學研究更是完全否認了高粱原產中國的可能性。2011年，山東農科院的研究者分析了采自中國國內12個地區的184份高粱樣品的DNA“指紋”，并和69份國外品種對照，發現除了極個別樣品外，絕大多樣中國高粱彼此都有很近的親緣關系，在能夠反映遺傳親疏的圖上牢牢“抱成一團”；相比之下，東非和南亞（印度）的高粱樣品的遺傳多樣性就要豐富得多，在圖上的分布也十分疏散。這就強烈暗示中國高粱是外來的，由一個比較晚近的共同祖先繁衍出了中國各地絕大多數的高粱品系。2013年，一個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跨國學術團隊更是分析了全世界多達3367份高粱樣品的DNA指紋，對全球高粱的遺傳資源做了全面分析。結果再次表明中國高粱基本都來自一個共同祖先，而且和印度高粱關系最近，這就無可爭議地證明中國高粱是從印度傳來的。

這個結論在國際上一點也不稀奇。從德康多爾開始，國際學界就知道高粱的品種以非洲最為豐富，在非洲則以東北部的埃塞俄比亞高原及其周邊最為豐富。因此，多數學者都承認埃塞俄比亞高原一帶是高粱的起源地。根據考古研究和分子生物學推算，高粱的起源時間不晚于5000年前，那時原產西亞的小麥、大麥已經越過紅海擴散到了埃塞俄比亞，這里的原住民因此進入了農業時代。學會了農業技術的古埃塞俄比亞人有樣學樣，又從本地的野生禾草中馴化出高粱、御谷、穇子、苔麩等耐熱、耐旱的谷物，從而能夠在農業引發人口膨脹的時候遷徙到埃塞俄比亞高原周邊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高粱得到馴化之后，主要沿東西兩個方向擴散。在西路，高粱于大約3500年前到達乍得湖地區，居住在這里的班圖人祖先由此開始農業生產。班圖人在約公元前5世紀又學會了煉鐵，他們由此便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技術水平最發達的族群之一。左手高粱、右手鐵錘的班圖人很快從尼日利亞－喀麥隆一帶出發，開始了他們征服東非和南非廣大陸地的旅程。原先在這片廣袤土地上過著狩獵–采集生活的霍伊桑人和俾格米人根本無力抵抗班圖人的入侵，不是被殺戮，就是被排擠。如今，霍伊桑人只生存在南部非洲西南部的一些不適宜農業生產的地區，而俾格米人只零星地分布在剛果一帶的叢林中。作為“侵略者”的班圖人由此成了非洲分布最廣的族群。在南非發掘出的早鐵器時代遺址無聲地證明，早在公元5世紀，班圖人就已經到達了這片非洲大陸最邊遠的地方。

在東路，高粱在大約3500年前和御谷等其他非洲起源的作物沿海路到達印度，進一步豐富了印度的糧食種類。盡管目前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研究確定地給出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但我們可以用世界不同地區的高粱品系彼此間的遺傳距離先做個大致推算。研究表明，南非的高粱品系也比較單一，按照某種計算方法，它和北部非洲的幾個高粱品系之間的遺傳距離平均在0.37左右；中國高粱和印度高粱的遺傳距離則為0.23。假如這種遺傳距離和分化時間大致成正比的話，按班圖人在約1500年前帶著高粱到達南非計算，印度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就大致在950年前的遼宋西夏時期。

巧的是，中國歷史文獻中有關高粱的可靠記載恰恰是在離此不遠的時代涌現的。在現存農書中，最早記載高粱種植方法的是元代的《農桑輯要》，成書于至元十年（1273年）。然而，《農桑輯要》中部分對高粱的描述引自在它之前成書的《務本新書》，而《務本新書》有可能是金代的作品。也就是說，高粱從印度傳入中國后，只用了100多年就在北方擴散開來，到元代已經成了農村的常見作物了。當然，以上只是一個不太準確的推算，更科學的結論要等待今后的研究得出。

既能做“毒品”，又能給農業以希望

雖然中國學者到今天還在孜孜不倦地論證中國早就有高粱，但說到高粱在中國的用途，卻稱不上有多光彩。起初，中國人和非洲人一樣，種高粱的一大目的是供人食用。然而，盡管高粱米營養價值不低，但是它的口感粗糲，實在比不上大米白面。最近幾十年來，隨著農民生活條件的改善，高粱便種得越來越少了。在莫言的老家高密，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就漸漸不再種高粱。當1987年的張藝謀執意要在高密拍攝《紅高粱》時，他不得不花4萬元錢現種了一片高粱。如今，高粱在中國有兩個主要用途，第一是做牲畜飼料，第二則是釀酒。

放眼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高粱烈酒當成最名貴的酒品。在西方人眼中，高粱烈酒是一種極為可怕的、劣質的飲料，即使是抗日戰爭之后獲得了“國酒”地位的茅臺酒也不例外。如果說對酒的品味多少雜有主觀感受的話，中國人的酒桌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就實實在在是糟粕大于精粹了。

大部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喝酒。世界衛生組織在2010年曾經對世界各國的15歲以上人口年人均酒精消費量做過統計，中國的數據是6.7升，幾乎低于所有的歐洲國家，特別是低于在全世界都以盛產酒鬼聞名的俄羅斯（15.1升）。然而一到了中國人的飯桌上，白酒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交際媒介。圍繞著白酒發展出了一套幾乎全國通用的復雜規則，大致可以概括成三條：第一，地位低的人要向地位高的人敬酒，表示恭敬和服從；第二，地位高的人要對地位低的人勸酒，表示親密和庇護；第三，同等地位的人彼此要相互斗酒，用來展現力量、活躍氣氛。在這樣的酒桌上，因為動不動就強喝猛灌、強倒猛勸，喝死人的事情不時就會發生，連官場也不例外。

現代醫學表明，飲酒對健康有百害而幾乎無一利。不僅如此，酒精還會使人成癮，難以戒斷。今天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大麻和“搖頭丸”都被當成毒品，禁止生產和售賣，然而無論是對身體的危害性還是成癮性，它們都比不上煙草和酒精。雖然這兩樣東西因為歷史過于悠久，在很多國家都被網開一面，允許合法生產和售賣，但純粹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它們就是毒品。在中國，高粱也因此是第一等的毒品植物，對社會的總體危害性遠遠大于受到國家嚴厲管控的罌粟。

然而，在分子時代的育種學家眼中，高粱卻是一座寶藏，孕育了下一次農業革命的希望。高粱所在的禾本科大體可以分成勢均力敵的兩大支，其中叫“BEP”的一支包括了水稻和“四大麥類”（小麥、大麥、燕麥、黑麥），而叫“PACMAD”的另一支包括了高粱、玉米、甘蔗和所有的黍粟類作物（英文叫millets）。這一支的禾本科植物主要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發展，高溫的環境讓很多成員演化出了一種獨特的光合作用方式，能夠在溫度較高、陽光較強、氣候干旱的情況下更有效率地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糖類。在植物生理學上，具有這種獨特光合作用的植物叫“C4植物”（C是元素碳的化學符號），除此之外的大多數按普通方式進行光合作物的植物則叫“C3植物”。正因為高粱、玉米都是C4植物，所以才能耐高溫、耐旱、耐瘠薄，在熱帶地區可以欣欣向榮，在溫帶地區的短暫夏天也能迅速生長、開花結實。

如今，水稻、小麥這樣的C3作物通過常規育種手段已經快要達到它們能力的上限，產量提升的空間已經不多了。如果想讓它們的產量在未來再有大提升，非得深入基因組、從根本上改造它們的“體格”不可。育種學家因此設想，是否可以把C4植物的光合作用相關基因“轉”到水稻、小麥體內，代替它們的C3基因呢？這樣一來，它們的光合效率會更高，而且也能耐受高溫和干旱，不僅產量會進一步增長，而且可以種到更多的條件不好的田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