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口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嗎？

7月31日，北京聯合張家口申辦2022年冬奧會成功。次日，《環球時報》官方微博發布消息，宣稱張家口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經在網上檢索，可確認這種說法是張家口市為了宣傳當地文化而提出的口號。以2012年《燕趙都市報》對北京園博園張家口園的報道為例，張家口市有關部門認定張家口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兩個走來”——“東方人類從200萬年前的泥河灣走來”；“張家口（市）涿鹿（縣）黃帝戰蚩尤后統一了華夏民族，融合在一起，所以中華民族也是從這里走來的”。

然而遺憾的是，這兩種說法都不符合現代人類學的主流觀點。事實上，張家口既不是東方人類的起源地，也不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連“之一”都不能算。

泥河灣遺址群概況

讓我們先來看泥河灣。泥河灣遺址群是分布在河北張家口段桑干河河谷盆地數千平方千米范圍內的所有史前遺址的統稱，以張家口市陽原縣泥河灣村命名。

1924年，三名國外學者對張家口陽原縣泥河灣村的地層進行了考察，發現這里的第四紀（在地學上指258萬年前至今的地質時期）地層保存較為完整，于是將它命名為“泥河灣層”。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泥河灣組地層的確比較典型，可以作為整個中國范圍內的第四紀同時期地層的比較標準，因此中國地質學界用“泥河灣”命名了第四紀更新世（距今258–1.17萬年前）的第一個期——泥河灣期，作為國內的名稱規范。

由于泥河灣地層中的動物化石被懷疑有古人類加工的痕跡，長期以來，桑干河谷盆地就是古人類學家重點關注的地區。然而，直到1972年，考古學家才在泥河灣村附近的虎頭梁村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定年為約1.4萬前。1974年，在與張家口一溝之隔的山西陽高縣許家窯村附近發現了著名的許家窯遺址，定年為約10–12萬前；由于許家窯遺址出土了人類化石，在那個舊石器人類化石發掘不多的年代頗為珍貴，“許家窯人”一度成為中國史教科書上的常見名詞。

1978年，在泥河灣東南方不遠處發現了小長梁遺址，定年為約136萬年前，轟動考古學界。從此，“泥河灣”在古人類學界的名聲便越來越響。2001年，在泥河灣北面的馬圈溝又發現了更早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其最早的文化層定年為177萬年前。目前，在泥河灣一帶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已經有20多處，可謂規模宏大；然而，至今尚未在這些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發現人類化石。

亞洲“猿人”不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誠然，泥河灣遺址群是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但它只能證明在100多萬年前曾經有原始人在這里生活過，并不能證明這些原始人就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在古人類學上曾經有個很有影響力的學說叫“多地起源說”，認為現代人分別由當地的幾十萬至上百萬年前人的原始人演化而來。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G. Andersson）在北京周口店發掘出北京人化石之后，長期研究這些化石的德國學者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就力主此說，認為以北京人為代表的東亞原始人就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這個學說不失為一種較有解釋力的理論，又能與中國的愛國主義相契合，因此在中國古人類學界長期被作為一種不必懷疑的定論。

然而，隨著分子生物學的興起，這個理論遭到了否定。人體內的DNA分子中含有沒有明確功能的片段，會隨著時間的流逝以一定的速度發生突變。因此，利用這些“化石”DNA可以算出兩個人之間的遺傳差距，算出他們最晚的共同父系或母系祖先生活的年代，進一步又可以推測現代人的遷徙路線。研究表明，所有現代男性的父系最近共同祖先（即所謂“Y染色體亞當”）僅生活在20–34萬年前，而所有現代人的母系最近共同祖先（即所謂“線粒體夏娃”）只生活在16–20萬年前。不僅如此，非洲以外的所有現代人的最近共同祖先的生活年代更是不早于5–7萬年前！

基于分子人類學和古人類學的綜合研究，現在人類學界普遍認為，人類在歷史上曾經三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約180萬年前直立人走出非洲，他們在幾萬年的時間里“很快”到達東亞等地。第二次是約60萬年前海德堡人（非洲直立人的后裔）走出非洲，并在歐洲演化為尼安德特人、在東部亞洲演化為丹尼索瓦人；與此同時，直立人則逐漸滅絕。第三次則是現代人（非洲海德堡人的后裔）在5–7萬年前走出非洲，擴散到全世界各地，而海德堡人的后裔也逐漸滅絕；只有很少數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通過與現代人交配，才讓他們的個別基因留存至今。

因此，泥河灣遺址群號稱涵蓋了中國古人類發展的全過程，“時間上沒有斷裂”，實際上卻分屬于三種截然不同的人類遺跡：以上面提到的4個主要遺址來說，馬圈溝、小長梁遺址屬于直立人遺跡，許家窯遺址屬于丹尼索瓦人遺跡，只有虎頭梁遺址屬于現代人遺跡。因此，我們充其量只能說虎頭梁人可能是某些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更早的馬圈溝人、小長梁人、許家窯人早已滅絕，并不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既然如此，說“東方人類從200萬年前的泥河灣走來”，也就沒有根據了。

當中華文明起源時，張家口屬于偏遠的文明邊緣

走出非洲到達東亞的現代人，在大約1萬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很快又進入農業時代。盡管在泥河灣遺址群中也存在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虎頭梁遺址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于家溝遺址的序列，表明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階段，張家口地區是一個重要的人類棲息地，但是當中國其他地區在約8000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發展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農業文化時，張家口地區卻變得黯然失色了。

具體來說，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有大地溝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等，長江流域有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跨湖橋文化等，華南有頂螄山文化等；但在黃河流域以北，目前只發現了興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灤河至遼河流域，最西只到北京平谷。這一時期，張家口地區的考古遺址出現了令人尷尬的缺失。

直到約5000年前，東亞普遍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末期，張家口地區才重新出現了人類遺址。然而，這時候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業文化已經高度發達，就像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那樣呈現出“滿天星斗”的局面。在黃河流域，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以及較晚的龍山文化熠熠生輝；在長江流域，大溪文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河姆渡－良渚文化璀璨生光；在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龍和女神雕像震驚國人。相比之下，張家口地區的三關、姜家梁、賈家營等遺址雖然也被劃入到一個獨立的“雪山文化”的范疇之內，卻幾乎沒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深受周邊的紅山文化等強勢文化影響。一言以蔽之，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張家口地區不過是偏遠落后的文明邊緣。

大約4000年前，因為氣候變化等原因，中國南北幾乎同時發生了文明大衰敗，南方的良渚文化、北方的陶寺文化等先后毀滅。與此同時，張家口地區也進入到最后的夏家店文化階段，因為這一帶的居民不時相互戰爭，他們已經疏于務農，而以狩獵、采集、畜牧為主業。當中原重新出現強大的二里頭文化——也就是最早的華夏文明時，張家口地區的人群卻逐漸轉變為游牧的戎狄、東胡人，最終被排除在務農的華夏之外。直到戰國時代，燕國驅逐東胡置上谷郡，張家口地區才真正納入到華夏文明中來。

炎黃和蚩尤只是古史傳說人物

既然從8000年前開始，張家口地區就不再是東亞的古人類文化重心，后來更一度連初步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也丟失殆盡，那么所謂“炎帝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些都是傳說，是極度扭曲變形、已經無法識別真相的“史影”，所以根本不能當成信史對待。事實上，自從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之后，只有商代以后的古史才能算作信史；商以前的古史不僅沒有根據，在現代人類學已經基本重建了東亞古史的今天甚至應該完全逐出嚴肅史學領域。

人類學家已經指出，黃河流域的華夏族群在4000年前初步形成之后，就不斷向周邊擴充領地，把大大小小被征服的族群納入其中，“華夏邊緣”也就不斷向四周推進。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讓華夏內部的各人群彼此認同，華夏的譜系也就不斷被重新構建、向前延伸，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群都擁有共同祖先，彼此都成為兄弟姐妹關系。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伯奔吳”的傳說。分子人類學已經證實，中原的華夏族群的Y染色體以O3為主，而江南地區古越族群的Y染色體以O1為主，二者的分化在2萬年以上；兩個族群的語言也不同，華夏族群使用原始漢語，古越族群使用的卻是接近今壯語、泰語的古越語。然而，當古越人建立的吳國在春秋時代與以周人為主的華夏族群逐漸走近之后，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周人的“太伯奔夨”（夨國本是渭河流域的一個姜姓小國，夨的發音與吳接近）傳說，把吳國君主的世系向前推進，與姬周的世系對接，從而創造了周、吳本一家的集體記憶。

同樣，無論黃帝還是炎帝，都是在華夏族群擴張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祖先，目的就是為了把所有人都納入到同一個族譜之下；而處在華夏邊緣之外的苗族等少數民族，為了表明自己的非華夏性，也積極地把蚩尤認作自己的祖先。既然這些古部落領袖很大程度上都屬虛構人物，“涿鹿阪泉之戰”也就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考證它發生在黃河領域，還是處在偏遠的文明邊緣的張家口地區，都是無謂的工作；說“中華民族從張家口走來”，也便只是小說家言。

誠然，接受現代人類學重建的東亞古史，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拋棄三皇五帝這一套傳統的集體記憶（事實上也不可能）；但是，對于一個理性的人來說，他應該能分別傳統集體記憶和現代化的集體記憶各自的適用場合，在理應嚴肅對待歷史的時候使用新的歷史敘事，而不是執意固守陳舊的文化體系。

地方的文化宣傳應該現代化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與北京聯合申奧成功之前，張家口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地區，經濟落后，文化也浮躁。文化浮躁的一大體現，就是官方在進行文化宣傳時，極力吹噓本地文化，甚至不惜使用大量不實之詞，一邊蒙蔽不具備相關知識的人，一邊卻令懂行的人哭笑不得。

就以“兩個走來”為例，如果說“中華民族從這里走來”的宣傳利用的是中國人的傳統集體記憶，多少情有可原的話，“東方人類從泥河灣走來”的宣傳卻不乏沒有根基的荒謬，可謂越吹越猛、越吹越玄。

張家口市一直聲稱“泥河灣層”在1948年被國際上確認為全球第四紀的兩處“標準地層”之一。事實是當年召開的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有個分組討論了第三紀、第四紀地層的分界問題，與會學者大多來自歐洲和美國，傾向于用歐洲的兩套地層（海相的卡拉布里亞Calabrian組和陸地河湖相的維拉弗朗Villafranchian組）作為代表，中國的參會學者楊鐘健則在提交的論文中介紹了中國的泥河灣組，認為它可以和維拉弗朗組相互對照，僅此而已。然而，所謂“代表”只是一種非正式的建議，并不是學界真正認定的標準。直到1977年，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和國際地層委員會才開始建立全球界線層型剖面標準（俗稱“金釘子”），并在1984年確定意大利南部的弗里卡（Vrica）剖面（其中包含卡拉布里亞組地層）是第三紀、第四紀分界的“金釘子”——也就是說，泥河灣地層剖面已經徹底失去了作為國際標準的可能！

同樣，泥河灣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雖然已經定年到177萬年前，但我們可以預計，再發現遠遠早于180萬年前的文化層的可能性很少，因為這是國際基本確定的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時間。然而，張家口市在宣傳這些遺址時，故意四舍五入，把177萬年約簡為“200萬年”，而且動不動就聲稱泥河灣對非洲東部著名的古人類遺址群所在地奧杜維峽谷“構成了挑戰”，企圖給人營造全世界人類都起源于張家口的錯覺。

更有甚者，河北方面為了爭奪山西許家窯遺址（現已改名“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竟然置國家對該遺址由山西、河北兩地共同保護的安排不顧，不與山西方面協商，就私自安排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進一步發掘，幾乎引發兩省村民之間的械斗。對于山西方面樹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則幾次推倒、損毀。在當地甚至還出現了流言，說“當初組織發掘的考古學家是山西人，住在河北侯家窯村時嫌村子窮、吃得不好，搬到山西許家窯村之后就故意把遺址命名為‘許家窯遺址’”，著實令人無語。

如今，張家口因為中國申辦冬奧會成功，站到了國際的聚光燈下。張家口的文化宣傳，也必然要接受國內、國際的檢驗。作為愿意看到張家口借助這次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人士，我衷心希望“兩個走來”的吹噓在今后能夠被更現代化、更有時代精神的宣傳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