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神秘力量在左右人類？

古希臘戲劇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一劇的開頭就讓女主人公哀嘆了自己的命運：“父親俄狄浦斯傳下來的詛咒中所包含的災難，還有哪一件沒有在我們活著的時候落到我們身上？”最終，她決定向命運低頭，替父還債。

父債子償正是悲劇形態中的關鍵部分。偉大的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皮得斯——將祖先的錯誤寫入自己的作品中，俄瑞斯忒斯（古希臘遠征特洛伊統帥阿伽門農之子），厄勒克特拉（阿伽門農之女，俄瑞斯忒斯之姊）和安提戈涅（古希臘忒拜城國王、弒父娶母的著名悲劇人物俄狄浦斯之長女）都為他們父母的錯誤吞下苦果。古希臘人的道德傳承觀超越舞臺，融入了社會，從悼亡詩、哲學論述到醫學文獻，無所不在。諸如赫米阿斯和普羅克魯斯這樣的古希臘哲學家都曾用醫學上的意象來比喻遲來的懲罰。

在希臘悲劇《厄勒克特拉》中，克呂泰墨斯特拉謀殺了其夫阿伽門農。克呂泰墨斯特拉之子俄瑞斯忒斯最終出于復仇殺死了母親。

數據顯示，后代無疑背負著祖先暴力的烙印。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對遺傳性詛咒的堅信逐漸被更新的宗教、哲學和信條所代替。在西方，遺傳之罪的概念首先被基督教的原罪論所吸收。之后在啟蒙運動中，理性與個人自由的浪潮幾乎洗盡了原罪論的影響。雖然我們理應去了解父輩往事，我們的未來還是應當由自己來創造。詛咒成為了過去式。

諷刺的是，在啟蒙運動的最高成就——現代科學中，遺傳性詛咒竟然被賦予了新的生命。

布萊恩·迪亞斯注意到他在埃默里大學實驗室繁育的一組小鼠的異常動向：盡管從來沒接觸過苯乙酮，它們卻害怕這種味道。

迪亞斯當時正在研究祖先的環境是如何在后代身上留下印記的。他對一組公鼠釋放苯乙酮氣味的同時對它們施以輕微的驚嚇，一天五次，連續三天。10天后，他將這群小鼠與母鼠配對，生出來的后代盡管從未接觸過苯乙酮，卻對其氣味高度敏感。這群小鼠再繁殖出的后代仍舊對苯乙酮抱有異乎尋常的戒備心。并且，迪亞斯發現三代小鼠的嗅覺受體數量都比其他普通小鼠要高。

小鼠從它們的祖先那里繼承了恐懼。“后代襲乘了先輩的心理創傷，”迪亞斯說。

對環境因素及經驗引發的基因表達變化的研究叫做表觀遺傳學。通常，表觀遺傳修飾通過胞嘧啶核苷酸的甲基化開啟和關閉特定基因。即使基因序列不變，表觀遺傳變化有時也會代代相傳。

即使英雄有所作為，最終還是在命運面前敗下陣來。

人類表觀遺傳學上最惡名昭著的例子或許要數二戰尾聲時荷蘭的大饑荒——“饑餓的冬天”。在1944-45年的冬天，德國在荷蘭制造了一場人為的饑荒。

當時留下來的對家庭和出生率的記錄顯示，“媽媽在孕期挨餓，孩子日后患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風險就比普通人高。”斯坦福大學的基因學家巴里·斯塔爾說道，“似乎饑荒使基因模式發生了改變，使人們傾向攝入更多的食物。”

表觀遺傳對人類的影響也延伸到了行為上。一項2007年的研究指出，患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大屠殺幸存者們將這種心理障礙的遺傳傾向也遺傳給了他們的孩子。紐約西奈山醫院創傷應激部主管蕾切爾·耶胡達的研究也顯示出，大屠殺及911事件幸存者的后代仍存有前人的心理傷痕。

無論源于先天還是后天，我們都在父母和家教的陰影中成長——尤其是心理創傷和悲劇方面。

從表面上看，啟蒙運動的宗旨與希臘悲劇針鋒相對。讓-雅克·盧梭說過，“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正如啟蒙運動中的其他思想家，盧梭相信人類的本性是純潔和清白的，而社會和其他人卻將其敗壞。在那個“漫長的18世紀”中，整個歐洲的哲學家，諸如伏爾泰、托馬斯·潘恩和亞當·斯密都將理性與自決奉于所謂的舊世界宗教正統、迷信和圣戰之上。他們認為他們所推崇的是自強、合理性與自由意志。借啟蒙運動之手，人類掙脫了過去的枷鎖。

而另一方面，希臘悲劇的大部分主角們是命運的囚徒，受制于世襲的詛咒與先祖的痛苦，無法翻身。他們的生命全然不具自由意志與自決性。即使一位英雄有所作為——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就是個絕佳的例子——最終還是會在命運面前敗下陣來。俄狄浦斯越是努力伸張他的意志力，就越接近宿命的悲劇。古希臘悲劇作家們并非不懂自由意志與自我實現。他們只是明白，后世的啟蒙思想家們贊美的那些特質不能單方面起作用——總會有其他的力量在左右人類。

祖先的詛咒，基因的變異。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二者間本無差別。只是“詛咒”這個代表著超自然、神秘與傳說的字眼蒙蔽了我們。一旦理解了詛咒不過是人類DNA的雙螺旋結構，你就會意識到兩千多年來人類對命運的理解發生了何等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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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Nautilus

文章作者：Mike Mariani

編譯：未來論壇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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