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火藥的中國是如何被火藥打敗的？

火藥從中國西傳

魯迅先生說過：“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實際上，中國人發明的火藥一開始也是用于軍事領域的。

北宋時，當局便設立了“火藥作”。到了戰爭更加頻繁的南宋，這類機構的設立更是普遍。蒙古在跟南宋交戰時習得了火藥的奧秘，又在西征的戰役中把這個奧秘展現在阿拉伯人眼前，火藥的秘密也隨阿拉伯人傳到了西方世界。

據記載，歐洲第一場由火炮發揮關鍵作用的戰爭發生在低地國家，是在1382年5月3日的佛蘭德爾手工業城市反對封建領主佛蘭德爾伯爵的貝弗豪得威爾的戰斗中。

火藥和大炮的出現摧毀了貴族賴以保持其獨立地位的中世紀城堡，因為這些火炮“造價昂貴，只有自由城市和擁有巨大稅收來源的君主才能獲得”，火炮成為市民階級同封建貴族斗爭的武器。

最終，巨大的火炮在1453年春天，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徹底宣告了中世紀的結束。

明朝的“佛郎機”與“紅夷大炮”

此時的火藥發明國來到了明朝。明朝是中國火器的一個高峰時期，五花八門的火銃、火炮走上戰場。火銃成為軍隊的制式化裝備，大炮也成了守衛邊防要塞的主角。

到了16世紀，因為明朝長期處于和平狀態，歐洲火器技術后來居上。當西洋戰船橫行中國海域時，中國人赫然發現西方人手中的火器早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凌駕于火藥之上。好在當時的大明朝廷與士人尚未愚蠢到將西洋火器看作“奇技淫巧”的地步。

大明王朝務實地采取了拿來主義的策略，于是，便有了“佛郎機”與“紅夷大炮”在中國的傳奇。

先是“佛郎機”的引進，明朝人稱之為“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對佛郎機的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廣東地方當局上奏嘉靖皇帝，請求“頒其（佛郎機）式于各邊，制造御虜”。朝廷的反應同樣迅速，當年工部軍器局就制造大樣佛郎機銅銃32副，發各邊試用。

在佛郎機傳入中國的不長時間里，明代朝野已將其視作御敵利器，用“山寨”佛郎機裝備明軍。所謂“火器之中，佛郎機尤為便利。邊關之地所以自衛攻敵者，唯此是恃也”。

之后引進的是“紅夷大炮”，明朝軍政人物大多是以贊賞、欣羨的心態來看待這種新式武器。隨后，一場頗有聲勢的引進、仿制紅夷大炮的軍事變革也在明末推廣開來。

這種學習立竿見影，起兵以來戰無不勝的努爾哈赤在寧遠城下被袁崇煥以11門“紅夷大炮”一通猛轟，遭到了慘敗。8個月之后，努爾哈赤一命嗚呼。

在寧遠之役一炮打響的“紅夷大炮”令明廷喜出望外，竟然將一門立功的大炮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

實際上，火器技術上被超越，中國人通過購買、仿制，基本能彌補上，但軍事戰術的進步就不行了。

火藥在歐洲的變遷

在歐洲，火槍的出現使一個貧窮的農民經過幾周時間的簡單訓練，也可以用火槍殺死一個從小就練武、接受精心訓練、自備精良武器與盔甲的騎士。

步兵裝備了火槍后，很快將取得對騎兵的優勢。火槍則催生了步兵，使它成為一個獨立兵種。從西班牙方陣到莫里茨親王改革，從古斯塔夫國王的崛起到腓特烈大帝的巔峰。火槍兵淘汰了弓箭手、打穿了騎士的鎧甲，最終裝上刺刀把長矛扔進歷史垃圾堆。

歐洲在數百年戰爭磨礪出一套步兵戰術——身著鮮艷筆挺軍裝的士兵，伴隨著軍樂鼓點，排著整齊隊列直挺挺走向戰場。在很近距離內，對壘兩軍隨著號令排槍齊放，雖然不斷有人中槍倒下卻無人躲閃，直到一方戰線崩潰。

這種看似愚蠢的打法，被一些人戲稱為“排隊槍斃”，但正是用這種排隊槍斃戰術，卻使歐洲軍隊獨步世界，打敗了一個個古老民族，游牧民族叱咤戰場幾千年的天然軍事優勢不復存在。同時，高頻度的戰爭刺激了冶金鑄造工藝和火藥提純技術的復合式進步。

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發明了后膛裝彈的步槍、機槍和帶彈性炮架、鋼制線膛火炮的出現，以其越來越強的火力，配合新出現的內燃機、野戰電話等等，戰爭面貌煥然一新。

西方軍事系統的演變具有極強的連續性。以火炮系統為例，不僅受到強烈的多國體系競爭驅動，而且化工、冶金、機械、數學、光學、運輸乃至后來的通信、雷達、計算機、精確制導等技術領域的新成果，以及組織和訓練的改進，都會迅速作為新因素添加到該系統中，使系統在小步快跑的不斷積累之下，每經過一定周期，就會出現一次革命性的變化。

西方軍事系統似乎具有自我生長的生命力，由于系統凝聚了不同時間和空間內無數人的知識、智慧和經驗，因此可以說此類系統比任何天才都要聰明。因此，在明朝的武器引進和仿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火器如何在清朝荒廢

有一種說法，認為滿洲以騎射為本，導致了火器的荒廢。這對于一個以武立國的民族而言是不合邏輯的。

從乾隆朝《平定伊犁回部戰圖》看，清軍、回部和準噶爾均大量使用火器，清軍鳥槍的裝備率遠高于前明，明代十分珍貴的西洋大炮在清軍中已十分常見，火炮也都裝備了簡易的炮車，不再需要釘在地上固定發射。

清軍的火槍部隊，“實以排槍之九進十連環，為軍營決勝之技”，實現了持續的火力投送，至乾隆年間進一步改為三進四連環，證明了鳥槍裝備率的提高。

從乾隆《大閱圖》可以判斷，清軍的火器陣列達到了17世紀古斯塔夫改革時期的水平，較之明末孫承宗“車陣”，無論火器裝備率，還是技術水平，乃至戰術編制，都有很大進步。

雖然有以上的進步，但清朝軍隊尚未建立一套可持續的有效軍事體系。這才在鴉片戰爭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很多人似乎相信我們是以“大刀長矛”對抗“洋槍洋炮”的，其實，清軍裝備的火藥兵器其實也是洋槍洋炮。中英武器的代差還不足以決定一切。

此戰中，中國和英國都使用前膛裝填的滑膛槍炮，都使用黑火藥，英國的軍事工業也還未完全進入機器生產的時代。但是，差距還是存在的。

清朝的火器雖然較之明末有較大的發展，基本達到了歐洲17世紀的水平，但較之歐洲一日千里的軍事科技進步，已然被甩在了后面。

組織上的全面潰敗比武器的差距更致命。火器與冷兵器最大區別在于，它是一種消耗品。但是乾隆末年工部定了一個省錢的辦法，奏明各省，“不準另開耗鉛火工”，鳥槍火繩等耗材，令兵丁自備。

若想新購軍需，“均照京城制造藥鉛火繩工料辦理”。這項倒霉政策令各地督撫完全沒有添造火器、操練火器的動力。

還有就是訓練，對于英國炮兵而言，瞄準開炮已經成為物理、幾何應用題，只需要測定距離等參數，對照射表，即可調整方位、角度，實現精確瞄準。

中國火炮不少連瞄準裝置都不齊備，完全依靠炮手的經驗，承平日久，大多數炮手實際上就沒什么經驗，打響就行，毫無準頭可言。

最后，觀念上的落伍最令人咋舌。鴉片戰爭后，許多士大夫談及火器時，竟然認為火器是宋代從西洋傳入的，甚至以蒙古破襄陽城時使用的拋石機——襄陽砲作為火器西源說的例證，足見統治階層對火器技術的無知到了何等地步。

（作者：紀彭，“國家人文歷史”授權看歷史轉載）

發表于 2016-04-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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