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海上軍事強國嗎？

2008年5月初，一場從印度洋生成的熱帶風暴，由西向東，以近200公里的時速橫掃緬甸，造成重大自然災害。事后由于緬甸軍政府拒絕國際援助，自身能力又有限，導致救災不力，不免在國際社會又引發一次有關人權的討論。2009年8月初太平洋熱帶風暴臺風莫拉克從東南向西北橫掃中國臺灣省，造成人員和財產損失，為多年罕見。兩岸血濃于水，大陸伸出援手，在外部救援和臺灣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力爭早日完成災后重建。

近幾年中國東南沿海受到臺風侵襲時，經常有現場畫面的報道。一線記者們身披雨衣，手拿麥克風，有時靠繩索固定身體，在狂風暴雨中描述親身感受。這類報道讓中國內地觀眾了解了臺風的威力，年輕的記者也經受了鍛煉。電視畫面中，許多大樹被連根拔起，橫尸街頭，難得一見的樹根似乎還在抽搐。另外有的樹被攔腰折斷，仿佛人體骨折，看著白晃晃的斷口，能夠想象出斷裂時被風聲淹沒的“咔嚓”一聲。臺風過后，一片狼藉，不僅造成財產損失，還有人員傷亡。看來要想人定勝天，只能走曲線道路，千萬不能硬碰硬。

在農業文明時代，熱帶風暴是中國東南沿海、東南亞地區和印度洋沿岸整體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人類的基本生活不外乎衣食住行，而該地區除了穿衣一項，因氣候和暖具有優勢外，其他三項的穩定保障程度都很差。人們辛辛苦苦幾年甚至幾代，一場無法躲避的風暴襲來，過后可以回到石器時代。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則西緒福斯推石頭的故事，每次費力將石頭推至山頂，又自然滾落地面，重新再推，周而復始，原地踏步。故事用來比喻受熱帶風暴影響較大的地區非常合適，造成很多事項難以積累，其中也影響航海技術的發展。

因大陸和海洋溫度差異造成氣壓變化，在夏冬兩季都能產生定向、準時的氣流，稱為季風，中國古代也稱為信風。熱帶風暴臺風是夏季季風中狂暴的特殊形式，造成緬甸和中國臺灣災難的就是夏季季風。冬季季風從大陸吹向海洋，破壞力沒有臺風大，但是對航海的安全性還是有影響。古人對于強烈的季風是既恨又愛，因為造成風災的同時，它還是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沿岸船只往來的主要動力。東方掌握季風規律，形成適應季風的航海技術花了很長時間，而地中海地區沒有這種情況，所以造成東方航海技術的成熟比西方要晚很多年。公元前后，西印度洋沿岸的人們出于航海貿易的需要，首先掌握了季風規律，之后緩慢東傳。但是太平洋西岸的情況更為惡劣，要想遠洋航海，絕非朝夕之功。

中國先民從事海洋捕撈的歷史很久遠，只在沿海附近。遠途商貿航海依靠人力劃槳無法完成，要靠風帆，為了安全起見，主要還是沿海岸線前進，總之不能輕易擺脫對陸地的依賴。中國渤海遠離熱帶風暴，可與朝鮮半島往來，是中國最早從事跨海航行的地區。不過因為也有陸地之便，所以海洋交通優勢不顯。渤海之下的黃海、東海，海面變寬，跨海難度加大，有關的早期記載不多。秦朝方士徐福受秦始皇之命，渡海尋找仙藥，不知所蹤，即使按傳說到達日本，也是有去無回。三國時期吳國大將衛溫到達臺灣，曾停留近一年，有去有回，非常難得，但因無功而返，入獄被殺，沒有繼續。南海地區開發較晚，早期缺少中國人出海遠洋的事跡。隋唐以前，中國的海上對外交往很少，有些零星的商貿往來，航海技術水平也比較低。因為人們除了捕魚，實在找不到更多利用海洋的重要理由。廣袤的陸地有取之不盡的資源，而遙遠的海上除了傳說中的神仙，似乎并無他物。

唐朝時期國力強盛，沿海地區得到開發，同時周邊地區，如日本也有所發展，造成海上往來增多，中國的造船業開始從江河向海洋過渡。江船與海船因使用環境變化，制造技術有重要差別。另外航海知識的積累，航海人員的培養，相關配套行業的形成，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使中國人再聰明、再努力，航海業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崛起，所以當時的航海技術只能算是起步。

鑒真法師（688-763）是中日兩國傳統友誼的標志性人物，生活于唐朝開元盛世，受遣唐使邀請，去日本弘揚佛法，六次東渡，最終成功。六次其實是虛數，第一、三、四次由于其他原因，還沒下海，計劃就被終止。第二次是從揚州出發，未出長江口，遇風浪船壞，修好后出海，又遇風浪，船飄至舟山群島受困，后被民眾救回，東渡失敗。第五次最為驚險，也最感人。出發后在東海遇強大北風，船被吹向西南，而日本在東北。十幾天后在海南三亞登岸，鑒真輾轉海南島、廣西、廣州、江西、安徽，歷時兩年，返回江蘇揚州，一路弘法，途中雙目失明，跟隨人員多有死傷，但是名聲大震。鑒真發誓“不至日本國，本愿不遂。”754年冬，鑒真搭乘日本遣唐使船隊第六次東渡，過琉球，最終僅剩一船抵達日本九州。同行不同船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中國名晁衡，曾在唐朝為官）被風吹至越南靠岸，比鑒真上一次還遠，兩年后才回到長安。因誤傳他已死，好友李白還曾作詩悼念。

鑒真東渡成功，趕上了歷史的末班車，因為第二年安史之亂爆發，中日交往暫時中斷，再無機會，當然因此他也再無機會回國。鑒真在日本傳法九年，圓寂于奈良唐招提寺。阿倍仲麻呂則因戰亂不能回日本，最終客死長安，一生所學，盡付東流。兩人的經歷皆為后世佳話，但渡海之難，可見一斑，也能反映出當時東亞的航海水平。而比鑒真早一百多年的玄奘法師，一人獨行去印度取經，穿沙漠，越高山，也是歷盡艱辛，終于求得真經，返回長安，還留下一部珍貴史料《大唐西域記》。玄奘與鑒真相比，不好說是低投入高回報，但至少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俗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還是個態度問題，而陸行千里易，可以沒有技術支持，因為人有雙腳，但海航一寸艱，則必須借助技術手段，因為人不是魚。

自宋朝起，海洋貿易增幅迅速，中國航海技術進一步提高。對于宋元明三朝中國的航海技術到底居于何種水平，各種論述之間存在嚴重的自相矛盾，非常令人困惑。有觀點把這一時期的中國籠統稱為海上強國，而所謂海上強國，不外乎軍事和商貿兩項，在西方二者必為一體，在中國則需要分別描述。

南宋經營南方多年，利用海上貿易，獲利頗豐。元兵南下，宋軍節節敗退。1276年元軍包圍臨安，小皇帝趙顯投降。1278年宋臣張世杰、陸秀夫帶著又一個小皇帝趙昺退至廣東新會，做最后抵抗。次年，元兵進攻，陸秀夫見大勢已去，背著趙昺跳海而死，張世杰的船隊遇海風沉沒，南宋滅亡。因聞元兵兇殘，跟著跳海的兵民很多，史載幾天之后，海上浮尸十余萬。南宋敗亡的幾年中，從臨安到新會，眾人或陸或海，沿著海岸線逃跑，不做亡國奴就蹈海赴死，卻沒有記載有一船借海路逃亡至東南亞。南宋海軍的戰斗力縱然不濟，但是眾人好像都缺乏最基本的駕船遠逃技能。令人不禁疑惑，做了大宋的忠臣義民，到底是程朱理學深入骨髓，還是面對大海無計可施？東南亞就在南方，指南針卻在哪里呢？南海就在眼前，南宋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又在哪里呢？

元世祖忽必烈曾兩次派兵渡海遠征日本。1274年元軍聯合高麗軍隊，從朝鮮渡海登陸，與日本作戰。主要因為補給跟不上，再加上遭遇臺風而敗回。1281年元軍分南北兩路，合高麗軍隊、南宋降軍，共十幾萬人，戰船四千余艘，登陸九州，激戰月余，不能攻克日本人的城墻。此時太平洋臺風又起，連續四天風暴，元軍艦船大部分被毀，結果慘敗，只有少數人逃回。兩次元軍攻日，臺風均發揮作用，日本人認為是天皇的神靈護佑，因此將其尊稱為“神風”，二戰中“神風突擊隊”的名稱由此而來。這兩次戰役并非嚴格意義的海戰，而是典型的登陸作戰，難度極大，非常考驗航海技術。此外元朝還曾遠征爪哇，也以失敗告終。元朝的海外擴張未能延續，原因眾多，但至少表明海戰能力有限，與陸戰相差甚遠。

明朝中期，倭寇作亂。倭寇主要由少量日本浪人和大批中國沿海居民組成，走私犯禁、燒殺搶掠，早期一般獲利后乘船離開，猖狂時在陸地建有據點。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率領軍隊，全力清剿，成績斐然。戚繼光剿滅倭寇是依靠陸戰，除了軍力占優，也采取群防群治、嚴防死守、堅壁清野等戰術，讓倭寇不能獲得資源，困頓消退。而在海上捕捉戰機，或主動攻占倭寇的海上據點，甚至進攻禍源地日本列島，這種最直接的攻擊方式明軍并不掌握。所以一旦放松軍事壓力，倭寇又能迅速死灰復燃。

以上三例都能從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中國航海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水平。其實在西方航海技術東傳之前，中國可能沒有打過一場真正意義的海戰，宋金元及明前期的所謂海戰，最多只能算是水戰的近海版，慣于把江船當海船使用，遇到海上風浪，便潰不成軍。而中國的海軍不過是船載陸軍，船只的主要功能是運兵運貨，不是戰斗。例如南宋乘船撤退，元朝遠征日本、爪哇，明朝戚繼光用船調運軍隊。沒有海戰，海軍的成色肯定不夠光鮮，更談不上借助海軍、通過海洋開疆拓土。與海戰難覓相反，中國在內陸河湖發生過很多水戰，尤其在長江流域。如果以此來認定“中國長期保持在淡水水域的軍事強國地位”估計沒錯，但是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放眼全球，沒有另一個地區在內河水域總打水戰，因為沒有類似長江連帶洞庭湖、鄱陽湖的地理條件。

不只是中國，順著西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洋沿岸，同期都沒有大規模的海戰。按照常理，有商業利益之處，必有戰爭。但是該地區海域廣闊，商路通暢，主要敵人是惡劣的自然條件，利益分配已經在陸地完成，長期未能形成爭奪海權的軍事格局。海盜水平也很低，商船配備些基本防御即可，所以沒有海戰的必要，也就沒有戰船技術發展的需求，這與火炮技術在中國停滯發展是同樣的道理。

綜合來看，宋元明三朝，中國作為地區海上軍事強國的范圍一般不出南海，而且時斷時續。更重要的是，因為整個地區缺少爭奪海權利益的需求，缺少真正的海上強敵，導致所謂的海上強國含金量極低。

（作者：丁不二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