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擊孤兒”們，或許需要一個兒童利益代表

最近，一個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很大的爭論：四川省某自由搏擊俱樂部，將數十名學齡兒童集中住宿、集中培訓散打技術。孩子們的來源地有關部門，很快認定這種做法違反了《義務教育法》，表示將會把他們接回、妥善安置；而因為這些孩子多數都是留守兒童或者孤兒，“回去只能吃煮洋芋”，也有很多人對這一處置結果表示了不滿，“義務教育是目標，不是形式”，認為接回去安置的做法，對于這些孩子的未來并無好處。

“搏擊孤兒”問題，相信各位讀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本妖想要說的，卻是另一個問題：對于尚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甚至是兒童、嬰幼兒，如果涉及到他們的利益時，到底該由誰來做出決定呢？

利益問題，從不簡單

所謂“談錢傷感情”，一旦涉及到利益問題，特別是未成年人的利益問題，事情就沒法簡單得起來。往大了說，涉及某個嚴重疾病的，是保守治療還是激進治療更好？涉及教育問題，是去私立的教育機構學習，還是去公立學校讀書更好？涉及撫養問題，是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還是在城里跟著雙方都在工作的父母更好？往小了說，周末是在家玩耍呢，還是去上各種輔導班好？某種預防針是打了更健康呢，還是不打更安全？

上述問題，在現實中都有突出的案例。比如，米國某個兒童，罹患嚴重疾病，一直靠著設備維持生命，但父母覺得還可以搶救，而醫院就入稟法院，要求頒布“不搶救令”。國內也有少數父母，非要把孩子送去“國學讀經班”，把四書五經倒背如流，卻完全不顧中考、高考。甚至在是否接種疫苗上，國外也有父母堅信某些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癥（本妖是堅決不信的），拒絕給孩子接種，然后孩子不幸真的染上了傳染病的……

這些問題中，絕大多數都無法用法律直接給出一個“對不對”的答案，必須結合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分析，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得出一個“最好的”選擇。那么，誰來做這個裁決呢？目前看來，最適合的機構當然就是法院，畢竟法院本身就是說理的地方。然而，另一個問題就跟著來了，上了法庭，當然應該是原告、被告雙方對立，互相辯論，俗稱“兩造具備”；而這種案件里，誰來充當原告方和被告方呢？父母和其他監護人，法律默認就是未成年人的利益代表，總不能自己告自己吧？

監護人缺位，又該如何？

除此之外，還有兩類情況下，父母或監護人，也是不適合充當孩子的代表的：一個是監護人已經缺位，另一個是監護人利益沖突。

第一種很好理解，父母及其他近親屬因為死亡、失蹤或長期不回家，讓未成年人特別是兒童，長期處于無人照管的狀態，實際上是沒有監護人的。盡管我國法律規定，基層組織（街道、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充當監護人，但囿于資源有限，在執行中往往并不能充分的履行該職能。在“搏擊孤兒”這個事件中，有些孩子就遇到了這種問題：父母都不在了，能代表他們做出送養決定的（即：把未成年人交給符合法定條件的人收養），或許就是鄉、村的機構了，而這些機構又能派出多少人力，對該搏擊俱樂部的情況進行全面考察呢？

第二種情況比較少見，但也并非不可能。比如，國內有些“國學讀經班”讓孩子十幾年如一日的死記硬背國學經典，甚至有些還摻雜了神秘學書籍，這種做法很可能對孩子的未來發展非常不利。然而，這些孩子的父母非但同意，甚至還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培訓、陪讀，他們當然不會自己反對自己的決定，要求孩子回到義務教育的體系中來。更極端的例子，有些家長連哄帶騙，把自家小孩送去“戒除網癮”（本妖認為這種做法甚至涉嫌非法拘禁），對實施電擊的“叔叔”還發自內心的感激涕零，自然也不會去法院狀告自己。

更特殊的情況下，父母對小孩漠不關心，甚至有暴力虐待，顯然就更不適合在涉及兒童權益的問題上，充當兒童的代表。

如果要通過法庭裁決"該不該改變現狀"，當然就必須有外部的力量介入。

有“狗代”了，更該有“童代”

那么，有合適的解決辦法沒有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就在不久之前，很多人都看到了一條新聞：英國有兩條小狗被主人虐待，法庭遂任命了一名律師，充任小狗們的利益代表，簡稱“狗代”，替這些不能說話的生靈在法庭上發聲，以確保它們的利益不會被法庭忽略。

類似的，“兒童利益代表”的做法，在一些國家也有比較成熟的經驗。當監護人因故不能代表未成年人參與訴訟時，比如說監護人缺失（失蹤、坐牢、精神疾病），或監護人本身就存在和未成年人的利益沖突，比如說監護人涉嫌虐待兒童（安排低于18歲的婚姻、疏于照管兒童）、監護人的做法和社會一般習慣相悖（安排孩子參加奇怪的國學班、送網癮戒除治療中心等），由法庭制定一名律師（要求和孩子、監護人都沒有利益往來，也沒有任何親緣關系），代表未成年人在法庭上參與辯論，維護未成年人的正當權益。

這種做法，益處還是相當明顯的。長期以來，傳統觀念都推定“父母總是為孩子好”，但這種推定在特殊的條件下并不一定總是正確的，比如上面列舉的種種情況。如果這種時候依然堅持讓父母代表未成年人做出選擇，則對孩子而言是相當不利的。所謂“當局者迷”，讓一個沒有利益糾葛的、冷靜的法律人士來發表建議，或許是更恰當的做法。

而如果監護人缺位的情況下，“童代”的意義就更明顯了：能夠從多個角度、多種可能性來考量問題，提出各種選擇的利弊供法庭裁決。比如這次的“格斗孤兒”事件，既然民間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為什么不可以選擇一名代表，把這種聲音帶到法庭上，去公開討論，以得到更合理的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