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冷漠的旁觀者見死不救？

2011年10月13日下午，廣東省佛山市，2歲女孩小悅悅被汽車撞倒并碾過，7分鐘內，18個路人經過，但無一人救助，最后被一個拾荒阿姨救起，但還是在8天后去世。事件發生后，國人紛紛譴責路人冷漠見死不救。后來，有心理專家出來解釋說，路人的“冷漠”，其實是心理學上的“旁觀者效應”所致。

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名詞，指的是：緊急事件現場，由于旁觀者的存在，個體的利他行為受到抑制，受害者得不到幫助。現場的人越多，人們就越傾向于袖手旁觀，受害者獲得幫助的可能性就越小。這種現象違背常理，我們通常會認為在場的人越多，受害者得到幫助的可能性越大。

“旁觀者效應”這個概念的誕生，源于1964年發生在美國的一樁謀殺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紐約，28歲的女子吉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一個持刀歹徒襲擊，整個過程持續了35分鐘，由于引起了女子的鄰居的注意，兇手一度逃離，但很快又折返繼續行兇，最后把她殺死。據報道，她有38個鄰居目睹此事，但無一人出手相助或報警。

3月27日的《紐約時報》頭版報道了這件事，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美國民眾和媒體展開了關于人性冷漠的大討論，一批社會評論家也站出來發表高論，認為此案具有重要意義，冷漠已經成為大城市的一個特征，美國社會正在變成一個冷漠的社會。由于媒體不斷渲染，事情越炒越大，最后還出了一本書。

這些討論引起了兩個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奈（Bibb Latane）——的注意。他們研究了所有關于這個事件的報道后，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無人幫助吉諾維斯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她的鄰居多達38個——人越多，就越沒有人去幫助受害者。因為責任被分散了。

心理學家畢竟不是慷慨陳詞完就了事的社會評論家，他們提出了自己的解釋，緊接著就是做實驗來驗證這種解釋。科學上把這種未經驗證的解釋稱為假說。

達利和拉塔奈找了一些紐約大學的學生做被試。按照慣例，他們隱瞞了實驗目的。實驗者告訴這些大學生，找他們來是為了了解他們的大學生活。實驗的過程是，每位學生單獨呆在一個房間里，相互之間用實驗者提供的通訊工具通話，這種裝置每次只允許一名學生講話，其他所有學生都能聽到他的講話。每個學生有2分鐘的講話時間。

實驗者把學生分為三組，讓他們處于三種不同的實驗條件下——這是這個實驗的關鍵所在。第一組的學生被告知他們只能與另外一個人交談（二人組）；第二組的學生被告知他們將與另外兩個人交談（三人組）；第三組的學生被告知他們將與另外五個學生交談（六人組）——當然，這又是實驗者的“騙術”，實際上，每組只有一個學生作為真正的被試，其他聲音都是錄音。

實驗開始后，被試首先會聽到一個男生在講話，他談了一些自己的大學生活，然后提到自己有癲癇病史，尤其在壓力大時容易發作。他講完后，輪到下一個學生講話，在第一組中，就是輪到被試講話，而在另二組中，可能是另外一些“學生”講。一輪下來之后，又輪到第一個“學生”講話，此時突發事件發生了——該“學生”開始講話不久就“癲癇發作”，斷斷續續地發出一些求救的聲音：“……我的癲癇就要發作……我需……要一些……幫助，如果有人愿意幫助我……（哽咽聲）我要死了，幫……助癲癇……”

面對這個突發事件，三組的被試會有怎樣的不同反應？

實驗結果是：當被試相信有其他人在場時，出手幫助的概率大大減小。第一組（二人組）有85%的被試實施了幫助行為——離開其所在的房間，向實驗者報告情況——而第三組（六人組）只有31%的被試這么做。被試采取行動的反應時間也有顯著差異：第一組的平均反應時間不到一分鐘，而第三組接近三分鐘。

實驗結果清楚地顯示，無論是提供幫助的可能性，還是提供幫助的及時性，都隨著“在場”人數的增多而迅速遞減。兩位心理學家把這種現象叫做“旁觀者介入緊急事態的社會抑制”，簡稱“旁觀者效應”。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其中的機制之一就是“責任擴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面對突發事件，如果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場，我們就會感到自己有幫助受害者的責任；而如果還有其他人在場，這種幫助受害者的責任就會擴散出去，覺得幫助受害者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責任。在場的人越多，這種責任擴散就越厲害；在場的人越多，在場的每個人就覺得自己出手幫助的責任越小。

面對突發事件，在旁觀者眾多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在有意無意地等待別人行動，而自己處于觀望狀態。每個人都以為別人已經提供幫助（別人已經幫了，用不著我了），或將會提供幫助（我不幫，總有人會幫），或應該提供幫助（別人都不幫，我為什么要幫）。這樣的情形最終導致了旁觀者的集體冷漠，而釀成悲劇。

在旁觀者眾多的情況下，不僅幫助受害者的責任感擴散了，而且不幫助受害者的自責和內疚感也擴散了。“誰都有責任”最終變成了“誰都沒有責任”。

西諺有云：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讓人深思。

除了“責任擴散”，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導致了旁觀者的冷漠呢？小悅悅事件中，小悅悅并非被旁觀者圍觀，而是18個路人相繼走過她身旁，責任擴散的效果似乎并不明顯，為什么無人出手相助呢？

達利和拉塔奈做了一系列實驗，找出了旁觀者冷漠的其他原因，提出了旁觀者介入（bystander intervention）的完整模型。從緊急事件發生，到個體出手相助，必須經過五個過程，其中任何一個過程未滿足，都將阻斷助人行為。現在，假設你是一個路人，一個潛在的幫助者，讓我們來看看這五個過程：

首先，你必須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事件。如果你正在趕路，如果你腦子里在想著事情，如果路上擁擠喧鬧，那么你很可能不會注意到周圍發生的事件。從視頻上看，走過小悅悅身邊的第一個路人就很可能沒有看到血泊中的小女孩。

其次，你必須把事件判斷為緊急情況。當你注意到事件之后，你必須對情境做出判斷：這是什么情況？他需要我的幫助嗎？

現實中很多情境都是模糊的、不確定的。一個流浪漢躺在路邊，他是喝醉了還是已經死了？一個女孩坐在樹底下哭泣，她是被搶劫了還是失戀了？房間里突然冒出煙霧，是排氣管泄露還是著火了？門外的尖叫聲，是開玩笑還是有人被襲擊了？

你必須做出判斷，才能決定是否介入事件。沒有人喜歡把正常情況誤判為緊急事件，那意味著自己大驚小怪，而且很愚蠢。這種害怕難堪和被嘲笑的心理，稱為“預期性焦慮”（anticipatory anxiety）。設想一下，當你大義凜然地走向哭泣的女孩，詢問她是否遭遇搶劫時，她卻告訴你“我剛和男朋友吵架了”；或者當你快速沖出門外，準備制止襲擊者時，卻發現別人是在開玩笑，你會不會很尷尬？我們害怕自己反應過度，不愿“自作多情”，我們會不動聲色，直到做出確切判斷。于是就拖延了行動的時間。

當我們無法做出判斷時，通常會參照周圍其他人的行為。我們會看看周圍的人的反應，以判斷這是否是緊急情況——我們沒有意識到：周圍的其他人其實也在參照我們的行為。這樣就導致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在相互觀察，通過其他人的表情和行為來判斷情況；而如前所述，我們在確定情況之前會保持不動聲色——結果就是大家都看起來若無其事，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于是我們就判斷一切正常。

這種“每一個不明真相的人都通過其他不明真相的人來判斷情況，結果依然是大家都不明真相”的現象，叫做“多元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它導致一個緊急事件被所有人解讀為正常情況。

為了驗證這種“多元無知”的情形，達利和拉塔奈做了一個“房間充煙”的實驗。在實驗中，被試在房間里填寫問卷，有的被試單獨在一個房間填寫，有的則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填寫（三人互不認識）。在填寫過程中，“緊急事件”發生了——煙霧從墻上的通風孔進來了。在單人組中，有75%的被試向實驗者報告了煙霧；與此形成對照，三人組中只有38%的被試報告了煙霧，而且報告速度比較慢。最有趣的是，實驗者還設計了第三種情況，這種情況下，三人組的報告率下降到只有10%，許多人直到6分鐘實驗結束時都沒有去報告，而彼時煙霧已經濃到讓他們咳嗽和揉眼睛的程度！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在這幾個三人組中，每組只有1人是真被試，其余2人都是實驗者安排的“托兒”，他們故意在整個實驗過程中顯得對煙霧毫無反應。那個真被試看到2人對煙霧無動于衷，于是在迷惑不解中拖延報告的時間，甚至最終把煙霧判斷為“正常情況”！

第三，你必須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如果在突發事件中，你是唯一的旁觀者，那么你會立即承擔這種責任。然而，如果有其他人在場，你也許會讓他們替你承擔責任。”

第四，你必須有行動的知識和能力。面對突發事件，如果你不知道該怎么做，或者缺乏相應的能力（比如不會游泳），你可能不會采取行動。

最后，你還需要有行動的意愿。設想，你注意到了事件，然后準確地把它判斷為緊急情況，并且感到自己有責任行動，恰好你還有幫助對象的能力，那么你一定會出手相助嗎？未必。你還需要衡量一下行動的利弊。

在助人之前，你會本能地快速衡量一下行動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和可能冒的風險。如果代價太大或風險太高，你很可能會放棄。這些代價和風險包括負傷甚至死亡（如果勇斗歹徒的話）、被誣告被起訴（如果遇到“彭宇案”中那個南京老太的話）、讓事情變得更糟（小悅悅事件中就有人指責陳阿姨的救人方式有問題，可能加速了小悅悅的死亡）或者僅僅是讓人看起來很愚蠢。

旁觀者的冷漠在全世界范圍內導致了大量的悲劇。

2010年，42歲的英國女士西蒙·貝克在Facebook發布自殺遺言，她的上千名線上好友無人報警或相助，直到次日警方發現其遺體；2008年，一名美國男子在馬路旁邊把自己的兒子活活踩死，此人的家人、朋友及路人在旁圍觀，無人制止；2007年，一個中國小伙公車上抓小偷被捅10刀，周圍乘客袖手旁觀……

道德譴責無濟于事，只有科學研究才能給出解決方案。知道了“旁觀者效應”，我們就應該努力避免成為它的犧牲品。

如果你是受害者。當緊急事件發生，你急需幫助時，你要克服不好意思的心理，勇敢地求救。你必須引起他人的注意，然后明確地告訴對方發生了什么情況；你要克服向眾人求救的心理，從人群中指定一個人幫助你，并且明確告訴他應該做什么；如果可以，你要盡量降低他幫助你的成本和風險，消除他的顧慮。

如果你是旁觀者。當事件發生而你不確定情況時，你要記起“多元無知”的概念，并努力克服“預期性焦慮”；當有人需要幫助時，你要想到“責任擴散”的情形。“我們應該永遠像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場時一樣去行動。”

有趣的是，在很多年后的2007年，人們經過考證發現1964年那場經典的謀殺案其實是記者報道有誤，吉諾維斯的鄰居并沒有38個，而途中也有人報過警。也許當初記者為了制造新聞效應而夸大了事件的情形，然而它卻歪打正著地開啟了社會心理學上一段重要的研究。人們可以為43年前的那場冷漠殺人案翻案，卻無法推翻經過許多實驗證實的旁觀者效應。

（作者：沉路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