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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城:恐懼的紀念碑

    人類在太空、甚至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到長城的說法,因楊利偉而終結。2003年10月,他從太空返回后,否定了這一神話。但長城在中國的神圣地位并未因此稍減,它依然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

    恐懼的紀念碑

    在中國歷史中,長城并非一直是崇高、正面的形象。自秦始皇時期,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開始,無論是在民間還是文人墨客的筆下,長城更多時候是邊關戰死、苦役征發的象征。

    以《飲馬長城窟行》為題的詩作,歷史上竟然有幾十首之多。從三國的曹丕、唐朝的李世民,再到宋金時代的趙秉文,基本調子都是三國陳琳的“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實際上這些詩作的寫作時代,戰亂發生在中原而非邊塞。

    滿清入關后,以滿蒙聯姻和主動出擊方式穩固邊關,從未修筑長城,自然也看不上長城,文治武功最盛的康熙乾隆就是典型。

    康熙有過“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夸。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而乾隆亦有“金墉迤邐倚山尖,想象當時守備嚴。但擬天驕祛冒頓,那知民怨萃蒙恬”的詩句。

    當然,如此漫長的歷史,不可能沒有夸贊長城抵御外敵功效的詩句,譬如唐代邊塞詩人褚載就有過“秦筑長城比鐵軍,蕃戎不敢過臨洮”之句。但相比將長城視為戰亂和苛政象征的詩作,它們不但量少,而且并非流傳廣泛之作。

    自秦始皇后,除唐、宋、清三朝未修筑長城外,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王朝都有大規模修筑長城的行為。甚至女真入主中原建立金王朝后,為防范蒙古等蠻族,也在極北之地修造了長城。

    但萬里長城終究未能避免五胡亂華、蒙古、女真入侵導致的神州陸沉,慘痛歷史影響到后人對它的觀感。魯迅在其《長城》一文中評價道:“其實,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

    到了近現代,擁有槍炮利器的西方列強自海上入侵,長城更失去了國防功用,徹底成為無用的歷史遺跡。此時,長城開始為西方人所知,并很快有了現存長城的相關著述,對長城的考察和研究比中國人更為詳細。

    雖然中國長城工程浩大,但西方人對它的整體評價并不甚高,認為它們在工程學上遠不能與金字塔相比。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長城最不客氣,但評價卻最為準確:“中國在我們基督紀元之前兩百年,就建筑了長城,但它并沒有擋住韃靼人的入侵。中國的長城是恐懼的紀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虛和迷信的紀念碑。它們證明的是這個民族的極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但是,1930年代前后,日本對中國顯示出迫在眉睫的侵略野心,被危亡感激發而起的民族情緒,急切需要一個喚起大眾的象征物,千百年來作為國防工程的長城者才被重新關注。

    月球上能看到長城的說法,也恰好由此時自海外傳入,1930年代初開始廣泛流行。《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中就提到:“兄弟又見法國一本書上說,假如人能到月亮里面去,俯視地球上的建筑,只有萬里長城……”

    1933年3月至5月,中國軍隊依托明長城,在義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與來犯日軍浴血奮戰,此戰被稱為“長城抗戰”。1935年5月,電影《風云兒女》上映,片中由聶耳作曲、田漢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傳誦全國,歌詞中的“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新的長城”,完成了將長城提升為民族精神的提煉。

    由此,長城從千百年來的恐懼紀念碑,獲得了與黃河、長江同等高度的民族圖騰地位,升華為萬眾團結一心、絕不屈服外辱的民族精神象征。

    草原暴力的鄰居們

    長城并非中國獨有的國防工程。從亞歐大陸最東端的朝鮮半島開始,歷史上修筑過長城的地區依次有:朝鮮、中國、印度、伊朗、俄羅斯南部、東南歐一直到德國,它的最西端,是英國北方的哈德良長城。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條橫貫東西的長城走廊?或許用日本歷史學家梅棹忠夫“文明生態論”的觀點,解釋起來最為容易。這一觀點也能解釋為什么中國修筑長城前后歷時最長,耗費的人力物力最多。

    梅棹忠夫以亞歐大陸腹心草原地帶為中心,將亞歐大陸劃分為三個文明生態圈。

    從興安嶺到東南歐的草原地帶,被梅棹忠夫視為暴力之源,是人類文明的三類地區。而與之毗鄰的中國、俄羅斯、印度、地中海-伊斯蘭世界,是不幸的“第二世界”,因為它們是草原暴力直接洗劫的對象。而西歐和日本則因遠離游牧民族,是優越的“第一世界”。

    梅棹忠夫用文明生態論來解釋歷史演進的不同:“第二世界”中那些曾擁有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因為應對草原暴力的威脅,以及遭遇直接入侵的影響,幾乎都變成了大一統專制國家。

    而“第一世界”雖然文化落后,但沒有草原暴力威脅,形成了邦國和諸侯林立的分封制,它更容易轉型為現代工商業社會。

    如果將目前全世界已知的大規模長城繪制在地圖上,不難發現它大致將亞歐大陸定居的農耕文明與移動的草原文明或半耕半獵文明分開,這正是梅棹忠夫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的文明邊界線。

    對中原文明正北方的蒙古高原,梅棹忠夫曾特意強調,這里是亞歐草原暴力地帶的中心,是惡魔巢穴。兩千年來,草原地帶出現的強大游牧帝國幾乎都誕生于此,并以此為統治中心。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緊鄰蒙古高原的中原王朝,是修造長城投入心血最多的地區。

    緊鄰中國的朝鮮,在長城上的投入并不比中國少。朝鮮有兩條長城,一條是十一世紀為防范契丹,由柳韶指揮修造的。它自鴨綠江到日本海,全長370公里,由石頭砌成。另外一條略短,十五世紀修筑。

    印度現存的長城,不但是今天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長城,而且體量上也最為雄偉壯麗。這段位于印度北部拉賈斯坦邦的長城,十五世紀由梅瓦爾王朝的Rana Kumbha修建,它曾用于抵御著名的阿克巴大帝。

    伊朗長城的長度僅次于中國,其最早的傳說可追溯至中國的秦漢時期。它主要修筑于五世紀到七世紀之間,與中原相同,薩珊王朝也用它防范匈奴人和嚈噠人。今天它已成互不相連的幾段,最長的一段接近200公里。

    侵略成性的沙俄曾經很喜歡修長城。與其他國家長城多在領土北方相反,俄國長城在國境線南方,因為亞歐大草原在俄羅斯(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南方——游牧入侵者來自東南。

    俄國人第一次修長城是在“紅太陽”弗拉基米爾大公(980-1015在位)時代。這條最早的長城位于第聶伯河西岸,第一道則在蘇拉河,它雖然簡陋,但當時的羅斯(俄羅斯帝國前身)人口僅600萬,完成這樣的工程并不容易。

    俄國最著名的長城是“圖拉鹿砦”。它得名于中心點圖拉。“圖拉鹿砦”主要由鹿砦、樹干等架設而成,間以要塞、城堡。該長城大抵沿奧卡河修建,東起梁贊,西抵科澤利斯克,由著名的伊凡雷帝(1530-1584)修筑。

    當時,已裝備火藥武器的俄國人,對游牧人已擁有巨大優勢。不過,俄國人在消滅喀山和阿斯特拉罕這兩個較小汗國后,面對更大的克里木汗國,仍不得不采取守勢。

    1644年清軍入關時,俄羅斯人同樣面臨著游牧人入侵騷擾的壓力。俄國人為此再次建設大規模防線,建成了26個設防城市,修筑多條防御線。其中長達800公里的別爾哥羅德防線最為浩大,它西起第聶伯河支流伏爾斯克拉河畔的阿赫季爾卡,中經別爾哥羅德、沃羅涅什、科茲洛夫、最后達塔姆鮑夫。

    定居人的最優選擇

    修筑長城對付野蠻人,似乎是冷兵器時代文明人共同遵守的普世價值。是否修造長城與是否有主動進取精神無關。

    為防范北方的蠻族日耳曼人,羅馬帝國于公元85年開始在北方的密林中修筑長城,其總長度約550公里。位于今天德國南部的部萊法、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亞境內。此段長城叫羅馬界墻。

    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的圖拉真,將羅馬帝國疆域拓展到最大,他征服帝國東北方的達契亞(今羅馬尼亞)后,在這里留下了圖拉真長城,圖拉真的繼任者哈德良(117年-138在位)則在英國北部留下了哈德良長城。羅馬帝國最容易受攻擊的三個方向都有了長城的保護。

    與中國長城多位于戈壁曠野和崇山峻嶺不同,羅馬與蠻族的自然疆域多是茂密的森林。其長城工事是一種復合工程,除了土墻、石墻外,還有壕溝、柵欄,它與固定駐扎的哨防兵營結合在一起。

    沒錯,長城未能保護羅馬帝國和東漢帝國,東漢和羅馬帝國修筑長城兩百多年后,它們都被突如其來的野蠻人浪潮淹沒。當草原上出現阿提拉、成吉思汗這種“上帝之鞭”(意為上天對文明人的懲罰)時,長城確實無法拱衛國家安全。

    但修筑長城,從來不是為了防范敵方奪取江山,而是為了阻止以搶劫為目的的入侵。

    長城是明確劃定兩種文明疆域和實際控制區的標志。它大都修造在定居文明居住區之外,這種前置的國防工程屏障,在空間上對自身居民是一種積極的緩沖。作為主動出擊時的前進基地,便于將大規模集結人員和物資的地點盡可能靠近前方。

    十七世紀開始俄國開始向東擴張時,采用的就是小股軍隊沿途修筑要塞不斷前進的方式,沿途的一個個汗國倒在那些經常只有數百人的遠征軍面前。這與北宋與西夏作戰時,以不斷構筑要塞壓迫和限制西夏軍隊機動性的思路異曲同工。

    即使軍事力量占優,以主動出擊的方式懲戒蠻族人,也很難收到制止對方零星入侵搶劫的效果。

    漢武帝傾盡全國之力北伐匈奴,雖然衛青、霍去病等曾大批消滅匈奴主力,但漢帝國自身受創更甚,無力再戰。二十年后,實力稍有恢復的匈奴又讓漢軍多次遭遇重大失敗。零星騷擾入侵也依然如故。

    同樣,雖然羅馬帝國在主動出擊時斬獲不少,卻也發現,修筑一道蠻族人難于翻越的長城,比起在茫茫大漠或在渺無人煙的森林中尋找敵人,成本要低得多。

    無論是草原上飄忽不定的游牧人還是在黑森林中難覓蹤影的部落,他們過的都是生產與戰斗相結合的生活,轉入戰時的成本很低。定居文明若組織大規模軍隊討伐,成本和代價極為高昂。

    因此,修筑長城,是最能體現定居民族財力物力和技術優勢的軍事手段。

    黃仁宇、吳思先生都曾以明代為例計算過長城的成本。吳思先生的計算是,大致修建1英里的長城花費白銀7542兩,而大軍出征,八萬人馬一年的耗費是979萬兩白銀,它足夠修建1300英里的長城。

    在今天看來,中國北方有些地段的長城簡陋不堪,但對缺少工具的游牧人來說,依然難于翻越——這足以打消那些小部落頭領的小規模隨意入侵念頭。

    即使草原上的較大政權,在大規模犯邊入寇時,也只能選擇最容易突破的地段,以硬拆城墻的笨辦法打開一個缺口。這使得游牧人的入侵在地點和時間上有規律可循:多半選擇在天氣轉涼的時節。

    除非游牧人決意奪取江山,毀滅定居文明,長城就能大大降低中原被搶劫破壞的可能。而通常情形下,游牧人只滿足于偶爾打劫,以改善生活品質,并不貪戀定居民族繁華富裕的江山和政權。

    公元前200年,劉邦及麾下20萬人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圍,公元615年隋煬帝巡游雁門被突厥包圍,公元626年唐太宗渭水便橋邊單騎會頡利可汗——都是被游牧人浪費的機會。

    那么,為什么強大的匈奴人、突厥人放棄了奪取中原江山的機會,而蒙古人和女真人卻沒有止步于定期搶掠財富呢?請讀者留意續篇《誰在揮動上帝之鞭》。

    • 發表于 2014-02-2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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