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為什么迷信風水？

近日，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被移送司法機關，在官方通報的材料中，李春城“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據報道，他將親人的墳墓遷往都江堰，請風水先生做道場，花費上千萬；又在投資項目進展不利的時候，找道士驅邪。

四川雅安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蒲忠因違紀被查，跟李春城的共同問題之一就是搞風水迷信，跟一樁花費2000萬修天梯的風水事件難脫干系。

如果回溯到之前的案例，你會發現，落馬的貪官中，迷信風水的大有人在。比如原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他在辦公室布置了“靠山石”，項目開工竣工的日期，他都會請“大師”來看吉日。

中國的落馬貪官中，對風水的迷信頗為盛行，作為一個從小接受唯物主義教育的好青年，壹讀君一度很難理解這些經常“指出”、“批示”，需要我們“學習”、“領會”的“前官員”，為什么會迷信風水，經過嚴肅的思考之后，壹讀君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信風水，可能會降低智商】

近幾年，貪官被曝迷信風水的新聞并不罕見。

早期玩得比較大的官員風水案，是上世紀90年代的山東省泰安市委前書記胡建學案。有“大師”預測，胡建學可當副總理，只是命里缺橋。于是，胡下令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改道，從一座水庫上穿過去，以便修建大橋。這么蛇精病的設計太引人注目了，于是很快胡書記就因貪污受賄罪行暴露，被山東省高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胡建學成為no zuo no die 的典型，但是沒有阻擋一批不走尋常路的官員前赴后繼。

2010年，四川通江縣沙溪鎮官員聽信“知名文化人”建議，在山脊上修“風水橋”，很快也受到處理。

同年，河北高邑縣委書記崔欣元在風水大師指點下，用退役戰斗機堵住縣委大院前的丁字路口，這么坑爹的規劃人民群眾當然不答應。事件曝光后，迫于輿論，崔書記不幸被免職。

2012年，山西靈石縣，縣委原書記楊洪為了官運亨通，把境內的石膏山改名為“仕高山”，以保佑自己步步高升。因為這個改名很有文化，效果立竿見影。在改名之后一個月，楊先生就因為腐敗案發被查辦。

通過上述案例，壹讀君發現相信風水不一定會改變命運，但一定影響智商。

再往后的風水丑聞，就是在辦公室安“靠山石”的劉志軍，和花上千萬遷墳、看風水、做道場的李春城了。

【官員科學素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落馬官員往往信風水，并不意味著信風水的官員都會落馬。

2006年9月到12月，國家行政學院程萍博士在1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調查了900多名縣處級公務員，發現有47.6%的縣處級公務員不相信迷信。鑒于壹讀君是個悲觀主義者，所以壹讀君理解的意思是，有超過一半的縣處級公務員或多或少地相信風水、求簽、相面、星座預測和周公解夢等迷信。

根據這項調查，縣處級公務員相信相面的，大約占三成，而根據稍早一點的“第6次中國民眾科學素養調查”，相信“相面”的民眾的比例只有２１％。

壹讀君對此不發表評論。

我們還是繼續說風水的問題。風水也算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通過對居住、安葬環境的選擇、改造，能夠趨吉避兇。五四運動之后，風水成為文化糟粕，等到新中國建立，這類活動就被當做“封建殘余”打擊，只能轉入地下。

改革開放之后，風水再次浮出水面。民間潛藏的風水文化反彈，香港、臺灣等中國傳統保存完好地區的風水習俗，也透過招商引資，在臺商、港商、地方官員的宴席中，給大陸官員重新普及。于是，逐漸就有了大陸官場中的風水丑聞。

【做官跟打漁，有時候是一樣一樣的】

為什么一小撮官員愿意相信風水，而不是馬克思同志的教導呢？

大量的研究表明，當人們處在不確定性和壓力都很大的情境中時，就更容易認同迷信觀念。有學者研究海上漁民什么時候采用迷信的方法，他們發現，當事件的結果完全可以由漁民的知識和技能掌握時，比如制造一條漁船，漁民就不會求助于迷信；而當事件的不確定性增加，比如是否會遭遇瘟疫，出海能不能豐收，漁民就會傾向于相信迷信。

而當壓力增加的時候，比如在危險的海域活動，漁民對事情的控制感被降低，也更容易采取迷信手段。有海外學者研究以色列居民的心理，發現在有導彈襲擊的危險地區，居民比安全區域的居民更容易采用“超常規思維”。

所以，當人們對事情的控制感太低時，他們會本能采用一種補償的方法來重新獲得控制感，而這種補償方法通常就是迷信。

對中國官員來說，他們的仕途升遷掌握在更高一級主管官員手中，提不提拔、什么時候提拔，他們自己心里沒底。而什么時候會因為意外事件被處分、降職甚至落馬，他們也不知道。對自己的仕途，他們的控制感很低，壓力很大，風水迷信，恰好為他們提供了“補償控制感”的方法。

可以想象，貪腐官員肯定比為升遷焦慮的同僚們壓力更大，更需要補償控制感，所以迷信風水，也就不足為奇了。只不過，壹讀君覺得，如果他們愿意相信星座的話，可能會少浪費點納稅人的錢。（作者：劉十九、胡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