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修辭學是一門說服性話語的藝術,古希臘的思想家們都在實踐和寫作。在古希臘社會,通過語言影響聽眾的能力被視為公民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成為西方教育的一個標準部分,一直延續到20世紀修辭學與希臘哲學家亞里...
古希臘修辭學是一門說服性話語的藝術,古希臘的思想家們都在實踐和寫作。在古希臘社會,通過語言影響聽眾的能力被視為公民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成為西方教育的一個標準部分,一直延續到20世紀修辭學與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關系最為密切,他的著作《修辭學》,寫于公元前4世紀,詳細分析了語言和說服力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

懂修辭的學生更容易理解當代的政治和倫理辯論。亞里士多德將修辭分為三種說服方式:民族精神,悲愴與理性。民族精神是指對說話人性格的一種訴求。一個希臘修辭學實踐者應該通過展示實用的智慧、高尚的品格和良好的意愿來努力在聽眾中建立起可信度。在現代語境中,使用民族精神的一個例子可能是一個公共演講者提到他或她與一所著名大學的關系,或者提到他或她自己的慈善事業。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定義了三種形式的說服技巧。感傷是指吸引聽眾的情緒。希臘修辭鼓勵運用修辭手段和詩意的語言來博取同情。這可以采取隱喻、頭韻和回指等手段,即重復單詞來開始連續的句子。例如,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中連續出現了多個句子,與"一百年后"一樣。回指重復強調了公民權利的缺乏進步,使聽眾體驗到語言的缺乏進步邏各斯是希臘修辭學的第三種說服方法,是指運用推理建立論據,這可以采取歸納邏輯的形式,演說者用具體的例子來得出一般性的結論。例如,一個政治家表明他或她的對手對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的支持,并以此來斷定對手一般不適合擔任公職。演講者也可以使用演繹推理,希臘修辭學雖然植根于亞里士多德的傳統,但其現代訓練方法也受到了昆蒂利亞學派的影響,昆蒂利亞一世紀羅馬人,為教育目的創造了五條修辭學準則。昆蒂利亞學習修辭學話語的方法始于創造一個論據,并將其各部分安排成連貫的表達。希臘修辭學的前兩個步驟是語言的文體運用,記住演講的全部內容,并有效地傳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