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從殺人犯身上學到了哪5件事？

詹姆斯·加伯里諾（James Garbarino）以探索人們的的心智為生，他會先訪問罪犯，然后在他們的審訊中當證人，提供專家證詞。

我們訪問了加伯里諾，以了解大多數的人看不到的殺人犯的另一面。

以下就是他所學到的事情——

1. 殺人犯很少符合“魔鬼”的形容

加伯里諾在訪問冷漠的殺人犯的時候所學到的，就是在暴力、反社會傾向的那么多層面之下，往往是一個純粹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你可以和他們對坐，并用人性的眼光看待他們的話，他們的人性可能會很明顯。”他說。

有一次，他訪問了一個男人。他在別人的眼中可能會很可怕，但是他告訴加伯里諾，他晚上時常會哭著睡覺。

很多時候，加伯里諾說，這些時刻會讓他從殺人犯的角度看待世界，理解他們的思維，以及感受到他們在犯罪之前所面對的道德矛盾。

這將我們帶到了下一個問題：

2. 沒有“無謂的殺害”這種事

加伯里諾說，每個罪行都有自己的邏輯，即使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它。

他指出，這不能讓罪犯免除他們的罪行。但是這應該能夠突顯出罪犯的心理背后的重要背景故事。他或許能夠理解哪里出了差錯。

加伯里諾以幫派入門儀式為例。許多入幫者一加入幫派的時候，就會殺害一個隨機的受害者，以證明他們的價值。他們會被指示給受害者兩個選擇：不是被刺死，就是被槍斃。

“這遠遠超過我們任何人所需要做的任何一個選擇。”加伯里諾說。

最終，這種遠離我們日常抉擇的行為，使人們更難理解其中的風險有多高。孩子通常會為了得到保護而加入幫派，但是入幫的門檻那么駭人，使得一般大眾只看得到其影響。

到了這個地步，任何的起因——不管對犯人有多么有理——也會讓人們覺得毫無關系。

3. 殺人犯曾受到很深的傷害

驅使一個人去殺人的，不是邪惡。加伯里諾說，殺人犯反而是因為毀滅性的創傷史而被驅動。

加伯里諾每次進行訪問的時候，都會向犯人發問一組十道題目。這些問題是為了探討虐待、家暴及童年的其它危險而設計的。這組診斷測試正式名稱為“童年期逆境問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scale）。

大多數的人會得到零或一分，這是你能得到最健康的分數。

加伯里諾說：“當我向這些案件的犯人發問這些題目的時候，分數很少低于八分，九或十分很常見。”

加伯里諾把這種經歷比喻成鯊魚襲擊。如果一個25歲的人不能走路，是因為在5歲時被大白鯊咬斷腳，而沒有接受物理治療或得到義肢的時候，沒有人會怪罪他。許多殺人犯也曾經歷過同樣令人衰弱的困境。

“對于許多這樣的人來說，這就好像經歷很多次心理的鯊魚襲擊。這種事會造成嚴重的創傷。”他說。“我認為，我們若要了解暴力為什么會發生，或者決定如何幫助與處理個案的時候，就要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4. 最糟糕的犯人，可能最有能力改變。

加伯里諾說，罪行的嚴重性，未必能夠預測一個殺人犯接受改造的效用。尤其是對于青少年來說，他們會度過暴力的幾年的“高風險階段”，這么說并不牽強。

“我不想輕視罪行，但是它在某種形式上是有階段性質的。”他說。

加伯里諾在書中回憶起一個青少年的故事。他曾策劃一次類似哥倫拜恩事件的校園大屠殺。檢察官本來要以成年人身份控告他，而這會使他因為多項企圖謀殺罪名而多坐數十年的牢。可是，加伯里諾成功推動讓他以未成年人身份接受審訊。

因此，這名青少年只坐了幾年的牢之后，回到中學，加入了陸軍，得到了擢升，還結婚成家了。

加伯里諾說：“他經歷了那個瘋狂的階段。州政府不需要花費數百萬元去囚禁他，而他成為了正直的公民。這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比人們意識到的要高好幾倍。

5. 進行罪犯評估，非常累人。

加伯里諾說：“進入這些生命，處理那么多的苦痛和創傷，對專業人士來說是種負擔。”

他說，他自己必須依靠他的精神生活來應付這樣的負擔。沒了它，他害怕自己會陷入“替代性創傷”，基本上就會內化了他所聽到的悲劇。

“我一開始不是做這類工作的。”他說。他指出，他自己一開始是在國際方面幫助弱勢兒童。“事實上，我在頭五年之后，必須休息一年，因為我的負擔太重了，而我是后來才重新接觸這類工作的。”

（作者：CHRIS WELLER；翻譯：搬那度；v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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