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戴天之仇，到底是什么仇？

俗話說“不共戴天之仇”，仇恨之深，竟至于不愿跟仇人共處一片藍天下。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講述了一個為父報仇的故事。儒生王良借了族侄王俊的高利貸，因為還債的利息糾葛發生了爭執，王俊酒后居然將叔父毆打致死。王良的兒子王世名是名秀才，在父親臨死前發誓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兒誓不與俱生人世！”王俊仗著錢多，央求族長出面私了，王世名深知如果告到官府，被王俊上下打點之后，肯定不會判他的死刑，因此接受了王俊賠償的三十畝肥田。五年之中，王世名照常跟王俊來往，談笑風生，外人都以為王世名早已忘記了父仇。隱忍五年之后，王世名終于逮到一個機會，仗劍斬下了王俊的首級，到官府自首。官府知王世名乃孝子復仇，有意開脫他的罪名，但前提條件是必須開棺驗明其父的死因。為了保全父親的遺骨，王世名當堂撞死，他的妻子也絕食而死，追隨丈夫而去。

王世名是個儒生，人們通常誤認為儒家缺乏剛烈之氣，殊不知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人們還想當然地把“以德報怨”的傳統美德加在孔子頭上，認為這是孔子的教誨，其實孔子哪里說過這樣的話！孔子的原話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直”的本義是不彎曲，這里指正直之道。如果別人對你有德，你要報之以德；如果別人傷害了你，你不能逆來順受，忍辱偷生，而是要剛強不屈，采取正直之道去報復仇人。

不僅孔子如此，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的《禮記》還詳細規定了各種復仇原則，《曲禮上》篇中寫道：“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父仇不共戴天；殺兄弟之仇，則要隨身攜帶兵器，見到仇人徑直殺掉，不須再回家取兵器；殺朋友之仇，不能跟仇人共處一個國家之內。

《論語·檀弓》載，孔子的學生子夏詢問為父母復仇之道，孔子回答說：“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意思是兒子要睡在草墊子上，拿盾牌當枕頭，還不能去做官，臥薪嘗膽。一旦在街頭遇到仇人，拿出隨身攜帶的兵器就殺掉仇人。

《公羊傳·定公四年》也說：“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意思是說：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可以復仇；如果父親有罪被殺，兒子為父親復仇就會形成“推刃之道”，即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后者不被贊賞。伍子胥當年為報父仇，率領吳軍攻入楚國都城，將楚平王的尸體從墳墓里挖出來，鞭尸三百，這一行為得到當時人的充分理解和接受。

到了唐代，“禮”和“法”的沖突越來越劇烈。武則天統治時期，出了一樁中國法律史上著名的謀殺案：御史趙師韞在一家驛站里被一名叫徐元慶的服務生所殺，徐元慶隨即投案自首。原來趙師韞擔任縣尉的時候，殺了徐元慶的父親，徐元慶為報父仇，隱姓埋名，終于報了殺父之仇。這樁謀殺案引發了朝廷的巨大爭議：依照律法，徐元慶必死無疑；可是依照古禮，徐元慶又應該受到表彰。連武則天本人都被這個案子深深地困擾。

著名詩人陳子昂寫了一篇《復仇議》，認為禮是使人進步的，而法是維持國家秩序的。徐元慶依法當殺，但他為父報仇的精神可嘉，建議先殺了徐元慶，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一番。這個提議巧妙地避開了“禮”和“法”的沖突，案子最后也是按照陳子昂的建議判決的。

一百多年之后，柳宗元也寫了一篇《駁〈復仇議〉》，指出陳子昂的觀點互相矛盾，有罪就是有罪，無罪就是無罪，對同一件事情怎么可以既懲罰又表彰呢？柳宗元認為此案的關鍵在于徐元慶的父親是否無辜被殺，如果是無辜被殺，徐元慶復仇就無罪；如果有罪被殺，徐元慶復仇就有罪。因此，核心在于查清趙師韞是否出于私怨殺了徐元慶之父，若果真如此，徐元慶復仇就是“守禮而行義”，非但不能判罪，反而要無罪釋放，并向他道歉！柳宗元的立論基礎就是周禮關于復仇的規定。

后來，韓愈寫有《復仇狀》，王安石寫有《復仇解》，私力救濟慢慢讓位給了國家法律，“不共戴天之仇”被納入了法律范疇，不過，直到今天，這個話題仍然還在引發爭議。

本書摘自《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