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大明湖畔的廣播體操嗎？

在代溝深厚的中國人之間，廣播體操是少有的共同記憶。這要感謝那些年的班主任和體育老師們，再叛逆的野馬、柔弱的書蟲，都曾在懵懂的年齡被教著做過廣播體操。它甚至和春晚一樣重要——陌生人聊天，拋出廣播體操話題，往往能起到救場的奇效。

然而，成年之后人們的體育活動就嚴重分化。野馬們踢球、打籃球、橄欖球，乃至跳傘、蹦極，即使是書蟲，也更多喜歡羽毛球、乒乓球、電子游戲，極少有人以廣播操為鍛煉方式，使用頻率甚至不如眼保健操。

近兩年廣播操重回公眾視野，也多是以快閃、斗舞的形式，成為年輕人戲謔的對象。

為什么成年以后人們不再喜歡廣播體操？

當然不是由于變得冷漠。而是從被發明開始，廣播體操的性質、目標就決定了它無法在高度分化、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占據主流，更無法PK足球、籃球等團體球類，以及更個人化的滑板、跳傘等極限運動。

廣播體操的發展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它從戰爭中興起，在工業化過程中推進，計劃經濟中走向巔峰，又在市場化浪潮中褪去。

這是一項高度同質化、組織化的運動，功能異常明確——“為祖國/公司/領袖健康工作五十年”。

【戰敗，然后練體操】

經普魯士人改良之前，19世紀誕生的體操僅以增強體質、維護健康為目的，并未劃分為如今的廣播體操、藝術體操等類別。人們把它當做小眾健身運動，體操館內出入的多是有閑階層。

直到一場戰爭之后。

1805年，普魯士在“三皇會戰”中失利，民眾受到極大刺激。屈辱感之下，體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楊推出楊氏體操，包括一系列的軍事動作，如手持器械的“戰斗游戲”，強調紀律的“隊列練習”。

同時，楊氏非常強調精神培育，更歸納了體操的核心價值：體操永遠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愛國行動，是整個民族的事業。做操者要制備統一的體操服、做操前后高唱愛國歌曲、并發表時事評論等。這一理念馬上就得到軍界響應。

與普魯士類似，1864年，丹麥在普丹戰爭中失敗，已在普魯士受重視的全民體操很快得到推廣。丹麥的青少年被組織起來開展體操, 一躍成為了當時的體操大國。

此外，1862年，在抗擊奧地利的戰斗中，捷克斯洛伐克誕生了體操組織“索柯爾”，意為自由、堅強、勇敢的雄鷹。10年內, 類似的體操組織發展到130多個,會員12000多人，并于1889年建立了全國性的統一領導機構——捷克斯洛伐克雄鷹協會。

為什么國民體操會受到軍隊的推崇？

很明顯，這種體操與軍事訓練類似，能夠培育紀律、集體意識，消滅個體差異。而這些正是近代軍隊的核心要求。

除了軍隊，另一個領域很快發現了體操的好處——工廠。

19世紀上半葉，業余體育已在資產階級中蓬勃發展，但沒有太多空閑、低收入的工人階層并沒有合適運動。

人們很快意識到，工人也需要“合理的消遣娛樂”，但哪項運動可以既不占太多設施、場地，又不會沉溺其中，無需高貴的品位，還能延長勞動力使用時間呢？

體操，滿足上述所有要求，又不必帶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

【為了有力的殖民統治】

20世紀，廣播的出現大大擴展了體操的應用，使更大范圍內的協調、組織成為可能。

這次結合的理由十分實在——增強客戶體質，減少保險公司成本。1925年，美國保險公司“大都會人壽”在電臺廣播中設立體操欄目，很快流行起來。據統計，大約有600萬—800萬人參與該節目。

可惜，廣播體操在美國生不逢時，雖然有德國、瑞典移民建立的體操俱樂部，但1920年代正是美國自然主義教育興盛時期，田徑、球類等個性化較強的運動占據了主流。

廣播體操在另一片國土找到了用武之地——日本，它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廣播體操最強國，至今仍有廣泛影響。

同樣，保險業在日本扮演了引進者的角色。1923年后，日本遞信省簡易保險局派遣官員到世界各地考察，發現了“大都會人壽”的廣播體操。考察官員大為贊賞，并將其照搬回日本。

五年后，比保險公司更強大的推廣者出現了。為了提振國民士氣，日本政府正式推出廣播體操，由體育權威人士設計的第一式廣播體操誕生。

廣播與郵電系統的強大傳播力，真正達到了協調各地民眾的效果，全民體操也成為可能——為了推廣，日本要求每個郵遞員攜帶廣播體操的綱要、圖解、伴奏樂譜等四處宣傳。1929年2月，日本建成全國轉播網，廣播體操遍行全國。

廣播體操對精神的塑造作用令日本人印象深刻。很快就用于新占領的其他地區。

比如臺灣。1930年代，日本設立臺灣“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以期對臺灣人實施徹底的精神改造，廣播體操當然是重要工具之一。

1933年，殖民政府在臺北舉行了第一屆“全臺北廣播體操大會”，開閉幕式中都加入了遙拜天皇、高呼萬歲的環節。此后，“廣播體操大會”成為臺灣新傳統，儀式不斷成熟，包括大會前后齊唱國歌、升降日本旗、遙拜天皇、三呼萬歲、感謝皇軍將士、默禱等。

同樣被日本占領的滿洲也不例外。1935年，滿洲鐵路局、關東軍和日本體協共同組成了“建國體操創案委員會”，編創了一套“建國體操”，由“文教部”發訓令，強制全滿執行。

此外，日軍在華北占領區也推行過類似的“新民體操”，作為學生每日的“必修課程”，并配合唱日滿兩國國歌、遙拜日本皇宮等儀式。

1945年日本戰敗后，因廣播操的“軍國主義”意味，應戰勝國要求禁止。1952年日本政府重獲主權后，雖然廣播體操重新放送，但也只在民間存在。

臺灣也是如此，殖民者的撤離讓廣播體操失去了支持。1996年，直選勝出的國民黨次年推出了“第一套新式健身操”，試圖重振民眾熱情，但應者寥寥。

【做操，每月節省3900萬人民幣】

日本之后，廣播體操哪家強？

答案是中國。以及中國的師父，蘇聯。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由體操改進而成的兵操就被引入中國。甲午戰爭后，西洋式、日本式的練兵操被重點學習。一時之間，各個派別的政治力量都在體操議題上達成默契。與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丹麥等國做操的原因類似，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乃至如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人士，都曾努力推廣過體操，以期強壯國人。他們的熱忱一度影響到軍隊和學校的課程設計。

新文化運動之后，胡適等人提倡“自然主義”教育，開始抵制體操。更重要的是，“軍事體操教父”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給擁躉們造成沉重打擊。1923年的《中小學課程綱要》中，體操正式被廢除。

與中國的零星引進不同，蘇聯早在30年代就推行了系統性的體育鍛煉計劃：“勞衛制”。

“勞衛制”覆蓋了全蘇聯7-60歲的公民，包括體操、立定跳遠、扔手榴彈、鉛球、滑雪、游泳等多種項目，以廣播體操形式推廣的“生產操”是其中之一。

1951年，中國體育總局派團訪蘇，諸多考察員對“勞衛制”印象深刻。對于當時的中國，體育設施的匱乏嚴重制約了項目選擇。便宜、方便的廣播體操于是受到矚目，作為重點學習對象，自此，從蘇聯經驗中重新接回了體操的脈絡。

這也得到了廣播網建設的支持。1949年到1951年，廣播收音網已普及全國28省、8個行署、1個自治區的1806個縣和盟旗。

1951年11月，第一套廣播體操由教育部、總政治部、總工會等9部門聯合推出。輿論也幫助推廣，《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推廣體操運動，發展人民體育事業！》。

隨后，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廣播電臺邀請當地教育、衛生、工會、青年和婦女組織商討，組織了“廣播體操推行委員會”。“廣播體操骨干分子訓練班”、“廣播體操傳授站”、“廣播體操推行小組”遍地出現。

1952年，毛澤東提出“發展體育運動，提高人民體質。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口號。廣播體操被推向新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13座大型城市，參加廣播體操的就有104.8萬人。

1954年7月，第二套廣播體操、第一套少年廣播體操和兒童廣播體操正式公布。同年，中國版的“勞衛制”開始試行。

這一年，政府、工廠等機關企業也開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抽出10分鐘做工間操。還未進行公私合營的商店也自動加入做操行列，北京瑞蚨祥等老店每天開門前先來一套“開門操”。

廣播體操也有著“憶苦思甜”功能。當時，一位62歲的老人曾回憶道：“回想舊社會，我們當店員的生活都沒有保障，哪里談得上做操呢？”

1957年，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體委決定大幅增進群眾性體育運動，并頒布第三套廣播體操。

當時的鐵道部也有正面反饋：因為做操，鐵路員工身心健康，工作效率提高，僅一個鐵路段平均每月可給國家節省3900萬人民幣。

《人民日報》也在《第三套廣播體操公布了》中寫道：“據今年上學期中央黨校220名學員填表調查，有67人體重增加，少則一公斤，多則六公斤，13個胖子的體重則有所減輕；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轉。”

此時，中國終于趕超了日本和蘇聯，成為廣播體操第一大國。一些人回憶：“在大喇叭廣播的帶領下，商場里的顧客和售貨員一塊兒做操；在火車上，列車員帶著乘客站起來做操；馬路兩邊房頂上凡是能站人的地方，總能找到做操的人。”

不過，中國的廣播體操很快又完成了自我超越——文革“語錄操”誕生了。

這一體操類型帶有濃厚的精神內涵。例如第一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動作是上肢運動，雙臂上舉、挺胸、抬頭，表現對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無限信仰和崇敬，更方便了“偉大領袖”思想的傳播，正如當時一名解放軍所講，“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動的毛澤東思想課。”